补充性货币:中国反腐倡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蒋海曦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补充性货币的出现,既是对中国反腐倡廉的新挑战,又是一个新机遇。为此,我们必须利用补充性货币的优越性,克服其风险性,从而寻求中国反腐倡廉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使我国处于一个风清气正的新环境。
关键词: 补充性货币 中国 反腐倡廉 新机遇 挑战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这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实现这项工程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处在国际经济社会的新冲击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常态”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在面临许多新机遇的同时,更面临着许多新挑战。补充性货币的大量涌现,尤其是这样。
一、补充性货币:营造反腐倡廉的新环境
反腐倡廉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因为一定的环境条件,成为反腐倡廉的客观依据,成为寻找反腐倡廉方法、对策从而取得成效的新途径的依据。自古以来,腐败廉洁问题总是与经济利益直接或间接地挂钩,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也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这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挂上了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传统的真实货币具有价值发展、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及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在这五大职能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无形地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环境。一方面,腐败分子在这种环境中进行贪腐活动,享受着货币发挥职能时给自己带来的满足;另一方面,反腐倡廉也在这种环境中形成有效的方针、措施,从而取得反腐倡廉的积极效果。
但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挖掘利用”的手段的出现,国内外经济社会已涌现大量的补充性货币。它们不仅具有真实货币的全部或部分职能,而且具有“虚拟创造”“发展扩展”等新的职能,这直接改变了传统真实货币条件下的环境,使得反腐倡廉工作的内容、重心和方法必须顺势而动,有所变化。
如前所述,补充性货币的大量出现,将给反腐倡廉造成不少的新情况。而对于补充性货币的认识和研究,也是近些年才被理论界与实践界所关注。哈耶克在2007年通过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倡导货币发行自由,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由于市场的进步,必然导致国家发行的纸币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尽管他的观点与摩尔及清泷信宏在2002年提出的理论不同,但更切合实际。究竟何为补充性货币,其内涵的界定一直存在学术争论。我国学者熊正平、陶士贵分别在2009年认为,补充性货币是指社区内部使用某种东西,一般以劳动时间作为支付手段的一项协议;是由社区中一群人达成协议,接受非传统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以商业交换系统、社会易货系统、消费者商圈、借据货币系统、时间银行系统、地方交换交易系统、互助信贷、凭单货币系统等几种模式开展交易活动的手段。它不能完全取代国家货币,但可以是国家货币的一种补充附属形式,两者可以并行使用。一些经济学家从货币的功能角度阐述了补充性货币的内涵。例如,2013年列特尔在《货币的未来》一书中,借用中国古代的阴阳概念,提出用补充性货币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实行“阴阳互补”。即用外部性的补充性货币体系来支撑和弥补国家法定货币体系下的内部法定货币体系,此后,学界将补充性货币的功能作了更多的定位,并普遍认识到,补充性货币如同其他社区货币一样,具有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功能。此外,由于有有形商品及服务的支持,有直接用于有形商品和服务的社区货币,从而补充性货币只是一种区域地方货币,而非全国货币,从而是法定货币的一种补充。正因为如此,2013年,中国学者认为,由于补充性货币的投放会进一步扩大货币乘数,因此它会通过与法定方式不同的兑换方式,对货币存量、货币流通速度及价格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补充货币的涌现,并伴随它带来的新功能、新作用,自然而然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新变化,特别是会给反腐倡廉带来新环境。例如,补充性货币的地方性,会代替过去传统货币形成的全国性,从而使反腐倡廉的环境格子化、具体化及突出化。又如,补充性货币具有的能取代国家法定货币的作用,就可能使反腐倡廉的环境替代性强化。再如,补充性货币会进一步扩大货币乘数的作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影响,从而使反腐倡廉的环境多变。
二、补充性货币:中国反腐倡廉的新挑战
补充性货币的大量涌现,不仅出现了反腐倡廉的新环境,而且给反腐倡廉的实践带来许多新变化,从而给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带来新挑战。事实上,在实践中,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些新变化及新挑战,也努力想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新路子。例如,西方学者艾德加就在米德所提出的“社会分工”构想基础上,发明了“时间银行”,从而发明了“时间美元”的概念,认为“时间货币是金钱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桥梁”。卡恩进一步认为,可以把时间美元作为制度协议的内容,将其作为“相互帮助的点数”运用于社区,作为补充性货币及其他社区货币。这使其成为可以兼具社区互济以及应对经济衰退功能的一种“保姆券”。而在2002年,美国纽约的伊萨卡社区推出了以时间“小时”为单位的社区货币。在亚洲的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地区,也有给国民“发红包”“派糖”的实例,这也是补充性货币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内地,一批学者发出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倡议。邢普、刘海波等人在2008年也分别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账户制度”“全民均发1 000元”等建议。2009年,陈志武、谢国忠、张维迎等提出了“全民均分国有企业股票或部分外汇储备”的主张。2013年,贝多广进一步对补充性货币的实践进行了归纳。2014年,蒋海曦根据国内外的实践,提出了补充性货币新增功能的理论。
显然,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已是国内外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只是我们对它的关注及研究太少而已。补充性货币作为实际货币的一种补充,也必然与实际货币一样,在金融领域乃至所有其他经济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它在一定时空中仍然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职能,仍然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这样,在有限的时空中,贪腐分子仍然可以获得等同于实际货币价值的经济利益,且由于获得这种经济利益时空条件有限,使得腐败行为更隐蔽,更不易发现和被人察觉,所造成的后果也更恶劣。此外,补充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更多地冲击了支付领域的真实货币的运动,造成微观、中观及宏观经济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贪腐分子一方面搅乱了金融秩序,另一方面不断获得不法经济利益,具有了双重的负能量。再者,补充性货币同样具有贮藏手段职能,但比起实际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而言,它更具有“大贮水池”以及“堰塞湖式贮藏水池”的作用,即是说它贮存的价值冲击量更大、冲击力更强、冲击时间更不确定。因此,补充性货币贮藏职能一旦被释放,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人们的损失更为惨重。与此同时,贪腐分子浑水摸鱼的机会也越多,获得的不法利益也更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真实货币才具备贮藏手段职能。纸币及电子货币这些观念上的货币如果其所代表的价值不稳定的话,则无此职能。显然,根据此理论,补充性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发挥的作用将会更大,更易创造冲击经济的机会,会给贪腐分子带来更多牟取经济利益的可趁之机。
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补充性货币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世界性的补充性货币,而不需要象实际货币一样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现象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只要可能,贪腐分子通过补充性货币捞取不法经济利益的机会就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范围更大,涉及面更广。
根据研究,补充性货币还存在许多实际货币所不具有的功能,如杠杆功能、发展功能等,这些功能也会给反腐倡廉带来很大的挑战。所谓杠杆功能,就是补充性货币能够像杠杆一样,很少一点作用就可以使金融效应乃至经济效应扩散若干倍。如此一来,当贪腐分子利用补充性货币进行活动时,可能带来的负能量也将是放大若干倍,这将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又如补充性货币的发展功能,当其发挥作用时,可能导致其效果的影响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这是由于贪腐分子通过补充性货币造成的负面效应,也必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在当今社会补充性货币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反腐倡廉将面临更多、更新、更严峻的挑战。
三、补充性货币:中国反腐倡廉的新机遇
尽管补充性货币的冲击会给反腐倡廉带来新的挑战,但实际上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正如唯物辩证法指明的那样,“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可将贪腐问题限定在特定的区域里
一般而言,补充性货币的重要来源是社区补充性货币。这些社区补充性货币来源于社区性金融机构或社区非金融机构,这在西方较为常见。而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将日益增多。社区性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是指开展社区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以各类特定地区为主要区域作为业务经营区,通过扎根社区、服务社区来形成较为稳定的盈利来源,它们较少进行跨区域的经营。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在补充性货币利用网络广泛发挥功能作用的前提下,尽快寻找到可能出现贪腐之源的社区,则可以较快地将贪腐扼杀在该社区内,而比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扑杀更为容易。
(二)补充性货币的出现,有利于发动群众遏制贪腐
运营补充性货币的社区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往往是以社区内的居民个人为主,除了向其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支持之外,还可以向社区内的个体企业、小企业提供担保、保险、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这就是说,补充性货币的出现,使得其所涉及的独立区域的特定社区群众面较广,只要掌握得好,一旦出现贪腐现象,很容易从群众中获得线索,并在群众的帮助下,将贪腐分子绳之以法。
(三)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可出现遏制贪腐的多个社区渠道
一般而言,运营及让补充性货币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以提供资金为主的小额信贷企业,以及包括证券、保险、担保、租赁、典当等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等。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社区型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将会有社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社区合作类金融机构、社区政策性金融机构、社区财富管理机构、社区保险或担保类机构,这些机构中每一个都是遏制贪腐的重要渠道,与只有传统货币存在的情况下拥有较少的渠道相比,这对反贪腐工作来说更为有利。
(四)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可能提高群众性的反贪腐的警觉性
前已所述,由于补充性货币的出现,使得社区性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独特的区域性经营定位,且服务面向居民和中小企业,能够和客户形成良好的互动,并能利用区域内的信息、优势和人脉优势,从社区居民那里获得大量稳定的补充性或非补充性货币的核心存款,这种作用对小企业、农业及个人客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于是,反过来看,由于广大的客户,包括小企业、农业经营者非常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旦贪腐分子利用补充性货币进行不法活动,势必会使群众感到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从而群众对贪腐行为的警觉性将进一步提高,他们将会主动与贪腐行为进行斗争,维护自身利益。
(五)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可使反贪腐的遏制力及积极作用更强
由于补充性货币的大量出现,导致了社区型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的发展愈加迅速,发展形式也更为多样。如社区商业银行在美国全部的6 700家银行中约占90%以上。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援引的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咨询办公室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社区银行对资产在3 1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提供了总贷款量的35%,其中所涉及的补充性货币数额也大为增加,这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推动力更大,推动面更广。而当这种推动力及推动面增大时,就使得有关部门更具有反贪腐的遏制力及积极作用,更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六)补充性货币的出现,将使反贪腐具有世界性意义
传统货币存在许多弊端和问题,如金融服务的类型单一、开放度低、保守自封,难以与国际接轨等。因此,反贪腐也难以具有世界性。补充性货币的出现,打破了原有传统货币国际竞争和综合实力低下、金融信息渠道局限、效率低下、冗员浪费等弊端。因为一国的竞争力和实力往往通过“货币战争”,特别是“补充性货币战争”来体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就利用多种形式的补充性货币如“石油美元”“气美元”等形式,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补充性货币战争”比传统的“货币战争”更具有全球意义。因此,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补充性货币进行反贪腐,必然使中国的反贪腐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四、结语
网络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国外大量的补充性货币进入中国,也使中国自发产生了大量的补充性货币。这使得原有的金融体制及体系受到更大的冲击,也给中国的反腐倡廉造成了新的机遇及挑战。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央根据补充性货币出现的新形式,认为随着反腐倡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发展满足各方金融需求的产品,催生小微金融的发展。这样,就可能打破中国原有对非法定货币严令禁止的限制,也使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及反腐倡廉体系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冲击带来的机遇及挑战,我们必须在原有的反腐倡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补充性货币带来的优势,全力克服其带来的劣势,努力开创中国反腐倡廉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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