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于中央

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因而在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为了妥善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必须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必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于中央，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这是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又一个基本观点。

1．邓小平认为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中央权威，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宏观调控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总量调控，而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总量有三个：一是财政收支总量，二是货币收支总量，三是国际收支总量。对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进行总量管理，并由相应的宏观职能部门进行操作。地方政府没有宏观调控权，只能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本地区的法规、政策和规划，或者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市场经济自身的不足也要求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市场本身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弱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靠市场调节这只手，是难以保证经济总体结构上的平衡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克服其不足，正确制定生产目标，避免生产失衡，这就更加要求将宏观管理调控权集中于中央，以利于国家加强和搞好宏观经济调控。此外，邓小平认为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给地方和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时，也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必须保持中央权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因此我们应当改革，应当“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但是这种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是以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前提的，是为了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更好地维护中央的权威，而不是为了损害中央的权威，削弱中央的权威。否则，如果片面强调地方自主权，削弱甚至不要中央的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只会导致混乱，同时也会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弊端的真正克服。除此，邓小平不仅强调保持中央宏观管理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还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优越性。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 并且特别强调“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

2．邓小平强调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这对各地各部门来说就意味着中央定了政策和措施，就必须坚决执行，不仅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不能“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对一些顶着不办，不听中央、国务院话的单位和个人要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不行就调换头头”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阐明了中央权威的具体内涵，回答了中央保持什么样权威的问题。

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中央为什么要有权威，有什么样权威的问题，而且对于怎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持中央权威等问题也做出了深刻论述。邓小平认为，中央必须掌握足够的财力，这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基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是不利于保持中央权威的。在我国，中央政府是整个社会的管理者，也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它肩负着发展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任务，这些都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保证。对此，邓小平根据我国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现状，明确指出，要确定中央财政支出的范围，“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 以此解决中央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从而让中央掌握足够的财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威。要有效地保持中央权威，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科学划分两者之间掌握权力的“度”，其根本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邓小平讲“究竟我们现在是集中多了，还是分散多了，我看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 。但是“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下放权力，同时另一方面中央掌握的权力也不能太少或范围太小，更不能将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该集中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 ，其中关键是要科学地制定政策。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能够使中央树立和保持权威的基础必须是正确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是能够“拿事实来说话的政策”。一旦中央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实践中产生了实效，能够拿事实来说话了，中央的权威也就真正树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