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与“上译厂”译制片的不解之缘

张稼峰

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厂”）是国内唯一专门从事外国电影翻译及配音复制的文艺单位。它正式成立于1957年，其前身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1950年，组建不久的上影厂翻译片组即从位于江西路福州路拐角的汉弥尔登大楼迁至梵皇渡路（1964年更名万航渡路）。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由万航渡路迁往永嘉路（之后，上译厂划归上海广电系统，并于2003年迁至虹桥西路上海广电大厦）。当年，曾倾倒无数译制片观众的经典之作即录制于梵皇渡路或永嘉路的录音棚里。因此，许多译制片爱好者——当然，更包括曾在那里工作过的所有上译厂员工——对梵皇渡路和永嘉路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梵皇渡路与永嘉路相距并不太远，从一条马路迁至另一条马路的空间轨迹虽然有限，但它却给中国城市文化烙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迹。

自共和国建立之初开始，上译厂译制了大量优秀外国电影，为引介世界电影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上译人”经过长期努力，通过翻译和配音实践，磨砺出以著名配音艺术大师邱岳峰为代表的一支优秀配音演员队伍和以厂长陈叙一为代表的翻译导演队伍。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配音艺术风格，还使译制片配音最终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独特艺术样式。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组成部分，上海电影译制厂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绚烂的篇章。上译厂在为中国观众介绍世界电影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并使汉语普通话达到空前优美的境界。

几十年来，上译厂译制的外国电影，跟中国电影观众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至少对三代人产生过不可小觑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译制片曾是中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班子犹如一颗耀眼的钻石，它的每一个面都闪光。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管弦乐团，每个配音演员都代表了一个声部。它这个班子，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是在对艺术的无私追求中结晶出来的。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很难再有那样一批艺术家，也很难会有一个群体能从总体上取代它。同时，在这个班子内部，也很难说哪一个人完全可以被别人所取代。邱岳峰那种时而诙谐时而阴郁，有时又世故到势利程度的声音使众多角色的配音非他莫属。只要一听到毕克的声音，无须面对银幕，一个刚健沉稳，有时还足智多谋的硬汉形象一下子就栩栩如生地跃入眼帘。那种华丽，华丽到华而不实程度的角色如果不是尚华配音，恐怕就到不了味儿。“铜锤花脸”的角色因为一度少了杨文元，留下十几年的缺憾。没有了胡庆汉，我们就无法体会那让人多年难以释怀的古典味儿。比敦实比憨厚比江湖气谁能比得过于鼎？而风流倜傥这句成语似乎就是为童自荣的声音特地创造出来的。更有李梓、曹雷和丁建华！李梓角色类型的跨度之大简直叫人不可捉摸，曹雷的高贵端庄令人肃然起敬，丁建华的声音又总是能甜到人心里。上译厂的配音演员正是由于各有特色、独具匠心，才得以塑造出难以计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声音）形象。

作为一个从1950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见证了上译厂配音艺术日臻成熟并走向辉煌的历程，并由此结下了我跟上译厂的不解之缘。我的老友饶瑞农先生曾这样说我：“你有‘梵皇渡路情结’，上译厂的配音就好像是你的‘阿基里斯之踵’。”饶先生的话虽不无调侃之意，但也一语中的。把这种源自梵皇渡路，而且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称之为一种“情结”倒也满切题。只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这“情结”纯属个人情感。未曾料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电影配音艺术（当然主要是指上译厂的）却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电视媒体以及其他媒体曾不止一次对上海电影译制厂老一辈配音艺术家作过专题介绍。而且原先只是隐形于幕后的配音演员，终于走到了前台，并纷纷在各种媒体上亮相。其实，我的“阿基里斯之踵”并非不能触动，正由于触动了这个“脚踵”，我个人的“情结”似乎才在公众的情感中寻得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此间，一种把纯属个人的情感投射到公众情感屏幕上的渴望油然而生。看来，我得自己来碰碰这个“阿基里斯之踵”了。于是，出于把多年的谈话内容书面化的愿望，遂于2007年深秋写了最初一点关于上译厂的文字（姑且把它们称作随笔吧）并发到互联网上。此后不久，我得到苏秀老师撰写的《我的配音生涯》一书。我终于知道，直到目前，喜爱电影配音、关注上译厂电影配音的大有人在。当我知道有那么一个人群，完全不带功利目的，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上译厂电影配音艺术的热爱和对上译厂老一辈配音艺术家的崇敬时，我不禁为之潸然。这个人群，独立于官方媒体之外，形成了一个关于上译厂的“话语圈”，并时常与官方媒体一道，为延续国人对上译厂电影配音艺术的集体记忆作着努力。我终于意识到，对上译厂的集体记忆，正需要由更多个人对上译厂的译制片“个人化”的情感和体验来构成，因而有必要让自己也加入这个“话语圈”。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记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陆陆续续获得了三四十部译制片光碟，而且还得到一份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年表。但我亟待获得的许多早期译制片仍无从觅得，而年表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文字材料，负载的信息极其有限。要把五十多年来看过的译制片（仅限于上译厂的）逐一回忆出来以充实这些随笔的内容，难度很大。要保证内容绝对不出差错，更非易事。而我最担心的就是记忆的错误，因此总是写写停停，写写改改。

早年看过的许多电影，它们的情节、人物和台词大多已被岁月的浓雾所笼罩。偶然，它们也会像不甘寂寞的精灵，在潜意识中与我邂逅，尽管它们的形态已依稀难辨，却因隔着一层岁月的雾霭愈显美丽。某些配音段落中的片言只语，仿佛是仲夏夜的星辰，刚才还闪烁着光辉的星星，倏然遁迹于夜幕之中，任凭如何寻找，它都无影无踪，而不去想它们时，它们却蓦然而至。对于别人，那些片言只语也许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我，它们却关联着自己过去生活中的许多美好时刻。我想一劳永逸地挽留住它们，但却无法做到。久而久之，我越发觉得昨天的那片枯叶要比今天的新叶更美！

本书是在冲动于对上译厂全体配音艺术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崇敬之情的情况下写就的。从邱岳峰到沈晓谦，从姚念贻到狄菲菲，尤其是老一辈的配音艺术家，他们的声音，是我整个人生中难以剥离的部分。纵然对他们的记忆有个别含混之处，却并未妨碍我从回忆中获得愉悦，这种感觉与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轻而易举获得海量信息时的那种感觉截然不同。欣赏艺术的过程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我这样年纪的人，则把体验看得更重些。体验和回忆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们本身并无具体的形态。我尝试着用文字赋予那些体验和回忆以具体的形态，尽管明知这必然会丧失它们在我心中的那份诗意。但美好的记忆在远方熹微，那不啻是又一个青少年时代在向我召唤。我无法拒绝这召唤，我希望通过回忆，对过去的体验再次体验一遍，并且唤回昔日观看译制片时的那种激情。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成就无疑应该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观众的集体记忆中。作为一个记忆尚属健全、热忱堪称持久的人，我有责任为延续这集体记忆稍尽绵薄之力。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老友饶瑞农先生。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在他多次“激将法”下，“激”出来的。此外，他还率先看过我的文稿，并屡屡指出文字方面的疏失，无形中，他成了这部文稿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更要感谢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前辈苏秀老师。在写作过程中，她多次给我以鼓励。此外，她以年近九旬的高龄，不顾体弱多病，认真审读了每一段文字，给了许多建议。文稿付梓前她还欣然为本书作序。在向苏秀老师表示感谢的同时，我为有她这样的导师和顾问而深感荣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麻俊生先生对文稿的认可以及提出的建议，对拙稿的成书，起了关键作用，并且麻先生还担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此，我特表示感谢！

2016年8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