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新常态内涵

1.新常态的含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含义，用以解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什么是旧常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可以理解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主要有五个特征：一是经济高速增长，年增率10%左右是常态；二是通胀率比较低；三是经济比较优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四是经济发展失衡，增长主要靠外延式大规模投资建设扩张，房地产过度投资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贸出口爆发式增长的拉动；五是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杠杆率和低消费率是常态。

什么是新常态？从中国的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含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 。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政府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综上所述，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速度平稳的发展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新常态”。再简单一点，新常态就是指中国经济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2.新常态的特征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考虑，还是从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分析判断，经济新常态都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描述的新常态五大特征只是一种趋势性的理想状态，还不是已实现或已达到的现实状态。这是因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新旧常态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那些旧常态的受益者、习惯者都不可能自动接受新常态。从国际上看，世界走向新常态的过程是国家间不断争斗和博弈的过程，旧常态的引领者和受益者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和美元不会自动退出霸权地位，维护或恢复美国和美元霸权的旧常态，获取霸权收益是美国一贯的国策，不可能轻易改变。从国内看，对增长率的崇拜和热衷于大拆大建的旧习惯短期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旧常态的受益者也不会自愿放弃既得利益。在旧常态和新常态的博弈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有反复、有矛盾、有冲突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理想中的新常态也不可能在某一天自然而然到来，必须要争取、要引领。从国际上看，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开放公平互利的国际贸易新机制等新常态都需要健康的力量去争取、去引领。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的动力和新的动力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传统动力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新的动力虽然代表新经济的发展方向，增长速度比较快，但体量还是比较小的。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这将导致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定力，继续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也要进行适度的预调、微调，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进入增长稳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民生福利提高的新常态，力争把经济稳定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区间，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环境。

新常态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发展的中长期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呈现的新特点：一是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四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五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这被人认为是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也有人把它理解为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新趋势。第一，从消费需求看，模仿性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第二，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必须创新投融资方式；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同步发生，必须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第七，从资源环境来看，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整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实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

3.多数专家学者的意见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由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何谓“新常态”？从字面上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

第一，中高速。这就是说，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环顾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5%，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可见，不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有巨大韧性，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优结构。从结构层面上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2014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第三，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2014年上半年仅为5.8% 。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第四，多挑战。从风险层面上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4.努力适应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用习近平总书记话说，就是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循，不能违背，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从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跃升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业，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国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总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全面深化改革，用深化改革主动适用新常态。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核心，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度、创新驱动的力度、破解难题的深度。如何主动适应新常态？

一是要认清大势，顺势而为。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经济发展速度自然会下降，但不会无限下滑；结构调整有阵痛，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前期政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有效引导减缓各类风险的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些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应保持平常心，不必大惊小怪，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

二是要坚持发展，因势利导。新常态、新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增长速度放慢了，但发展机会依然很多，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为今后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要用好新机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常态下一心一意谋发展。

三是要主动出击，乘势而上。新常态是发展水平的飞跃提升，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以就业充分、效率提高、结构优化为支撑的发展。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经济领域“破”与“立”的转换 。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看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我们要依靠促改革调结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加快转方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在速度下台阶的同时，力争质量上台阶，推动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5.树立科学的新常态思维

新常态面对的问题和原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解决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的新思维、新的行为模式、新的政策取向。树立新常态思维，就是要打破掣肘发展进步的“路径依赖”，放下对经济增速的纠结。深刻理解新常态下的增速换挡，是为了获得更持续、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就是要把握目前经济发展的新进展和阶段性特征，不能再用“起飞”阶段早期和中期的惯性思维去看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转型升级。

改变习惯，学会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什么叫习惯呢？习惯是反复如此的结果。人们每天大量的行为，都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下意识，都是习惯使然。习惯就是一种不需要记起、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东西，长期这样做，就习惯了。对于我们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长期在计划经济下生活，长期地、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他们的行为习惯会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用行政手段继续干预经济活动，干预经济活动的结果，甚至违背经济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一个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地、自动地推动它正常发展的时期，严重的问题是让我们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部，改变我们与市场经济、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旧习惯、旧的思维模式，那些靠个人拍脑瓜的决策，那些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应当不断杜绝。

以人为本，真正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审视和衡量经济发展。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个更加注重”，即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八个更加注重”是判断我们认识是否到位的基本标准，也是我们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基础。这里，首要的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要真正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去审视和衡量经济发展。

在所有发展目标中，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因此，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为了GDP的发展和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是两个概念。单纯地追求GDP，对GDP的盲目崇拜，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人为制造，可以带来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还可以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当自然界被损坏的时候，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被损失了。因此，真正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去审视我们的发展，应当有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包括清洁的水、健康的食品、动植物的多样性、美好的环境、找到工作的难易程度、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人民未来的安全性、社区的和谐。这不单单是GDP的问题，而应该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目的。

相信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主要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全面推进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的这一核心，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非常伟大的决策。我国有着五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五千年自然经济的历史使我们落后了，因为是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的、没有多少技术创新的历史。

40年的计划经济，最后形成了一个低效，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这好像达尔文主义一样，对这个经济体制优胜劣汰，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我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是选择市场经济以后出现的。实践证明，世界上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当代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省份，也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些省份可以不是资源大省，比如江苏、广东、福建，它们比山西、东北的资源都少，但是经济发展得很好。一个国家也好，地区也好，不在于你的资源有多少，而在于综合利用多少资源，靠谁去利用资源。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提出要让市场配置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辉煌。

我们应该相信，当面临着艰难创新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市场不断试探、不断摸索的过程。我们的教训是，很多时候，地方政府指定一个产业，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相信市场会把资源配置得很好，相信市场会不断地创新，只有市场才会使企业主动创新，没有市场只会是奉命创新。我们还应该正确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政府在它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创造良好竞争环境的地方，充分地发挥作用，和市场机制形成互补。

减少刺激，在建立健全社会场经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应当承认，经济刺激能够在某些特定的时点上起到积极作用，但不能认为只要遇到了经济危机，就一定要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大规模的投资刺激措施，不是常态的宏观管理，而是特殊的宏观管理。这种危机管理被频繁使用，客观上就会产生掩盖经济硬伤、助推经济结构畸形化、错失经济结构调整良机的负面效果。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有起伏的曲线运动，是分阶段的；经济总量增大后，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是减缓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经济危机，也有经济下滑的阶段；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对外开放、产业革命、技术创新、体制改革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使用经济刺激政策，特别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要健康、稳定、有节奏地发展，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升，要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结构效应，就是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驱动经济的发展；另一种是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就是平面的铺摊子，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在刺激性政策上下功夫，而应当在建立健全社会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