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新常态形成机制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但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1.经济新常态形成过程面对的难题和风险

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期望出现的经济较理想的状态，需要引领，需要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防范好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以走向好的新常态。

赶超发展症。“赶超发展症”是超越发展阶段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追求过快过高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病症。其主要特征是 ：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运行效率偏低；通货膨胀较严重，资产价格较高，经济泡沫较多；资源能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偏重（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区域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较大；“政府企业化”，考核GDP导向，依赖刺激政策，编好经营土地和城市等。我国有“赶超发展症”的部分症状。如，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流动性释放过多，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偏高，超出了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承受力，资源消耗较多，环境破坏较重（如雾霾现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地方政府负债较多，等等。

经济效益偏低。经济效益是产出减去投入后与投入的比率。经济低效运行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益偏低，也表现在某种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我国经济低效运行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能耗过多，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二是水耗过多，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4，北方地区不到世界人均的1/8，而我国万元GDP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三是地耗过多，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上涨；四是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投资依赖症。“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投资过度依赖。我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40%左右。若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我国2010—2013年的投资率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其次，政府和居民投资比重偏高。政府投资率在40%～50%之间，居民在30%～40%之间，企业只有10%左右。再次，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 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 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扩大消费障碍多。近年来，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增长，消费总体较为疲软，其影响因素有以下四点。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二是降低税费负担不易。税费是对居民收入的一种扣减，对消费的影响既大又直接。三是通胀影响消费。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平非短期能够解决。

创新驱动不力。我国的创新驱动仍然问题很多，远远不能适应新常态的需要。首先，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其次，企业的创新活动还不普遍；再次，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比重下降；最后，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

贫富差距较大。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2008年达到高点0.491，后虽有回落，但2013年为0.473，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直震荡上升，到2013年仍保持3.03倍，而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英美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左右。

经济风险积累。我国经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表现如下：一是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二是货币信贷过度扩张，不良贷款率上升；三是影子银行过快增长，风险加大；四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较多；五是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我国资源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已毋庸讳言。一是资源能源消耗过快 。近几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10%强，但也消耗了全世界20%左右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左右，美国的3.3倍左右。二是环境污染形势严峻。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为35.9天，全国土壤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1.5%、1.1%。全国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属污染。三是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遏制。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95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0.7%。2013年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15 403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1.5亿元。

产业转型升级艰难。我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不太理想，重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3.9%，但仍然低于全球服务业70%的占比，也低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中等收入国家54%的占比，更低于高收入国家74%的占比。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已达到24.2%，而服务业增加值仅占全球的7.3%。二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主要由工业组成，其中重工业比重达到70%左右，而重化工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是服务业的9倍左右，大多数重化工业（如煤炭、石化、钢铁、水泥等）属于典型的“三高行业”。三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较低，低附加值的劳动或资源密集产业比重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在一般省份只占到15%左右，在深圳市也只占35%。四是品牌产业比重低。如，目前几乎所有汽车跨国集团公司都在我国找到了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带来了70余个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生产销售基地，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但我国汽车企业还缺乏属于自己的知名品牌。到2010年4月全国近500个驰名商标中，汽车品牌的驰名商标仅占4%。

城镇化仍然滞后。虽然2013年我国城镇化达到了53.7%，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滞后。一是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二是存在“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若考虑到“身体已进城，权益没进城”的“农民工”现象，我国城镇化率实际仅有36%左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45%左右，也反映出两种城镇比率之间存在15个百分点的差距 。

“设区热”愈演愈烈。近年来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各地都在争取成为试验区、示范区、城市新区和规划区等，这与当初的“开发区热”很类似，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设区热”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其一，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各地区公平竞争；其二，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不利于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其三，浪费了土地等资源，催生了经济泡沫；其四，造成了劳动力“候鸟”式流动，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其五，增加了政府机构和人员，提高了政府运行成本；其六，制造了“寻租”机会。

“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政策依赖症”是指国民经济及各个主体对政策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持续依赖，一旦离开了政策，就难以正常自我运行，进而导致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经济效益下降、资金链紧张等种种经济病症。

2.新常态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

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

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的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越来越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由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说清了潜在增长率，也就说明了新常态因何而生。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也“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因此必然会换挡回落。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第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济下滑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会凸显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出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因此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带来的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 058人，第三产业为1 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3.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机制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要经历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从中国的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所谓外部压力，是指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回落到2014年二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所谓内部变化，是指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形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

所谓转型预期，是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