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山在走上学术道路之初就重点研究金圣叹和王国维。

周锡山作为文革后最早的研究生，当时学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业 （后统一规定，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 ，他将金圣叹和王国维作为自己重点研究对象。他在读研究生时就独力考证金圣叹著作和汇编《金圣叹全集》。1985年版《金圣叹全集》出版时，周锡山请赵景深先生作序，2009年出版《金圣叹全集》增补本时，请我作序。

《金圣叹全集》初版问世后，他开始发表金圣叹研究的论文，至今已有30年。他将已发表诸文和增写的大量内容，汇编成《金圣叹文艺美学研究》专著。现在，此书即将出版，我虽已九六高龄，仍乐为之序。

我乘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在此序中发表我最近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一直是研究古典戏曲专家争论不休的议题。

建国初期，戴不凡写了一部专著《论崔莺莺》，对明末清初的毛西河本颇为推崇，对金圣叹本则认为是以封建观念反封建的本子，予以彻底否定。

应该承认当时的思想倾向是比较偏激的，更何况像田汉这样一位戏剧界老前辈，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对戴不凡也言听计从，接受了戴不凡对他的《白蛇传》的批评而加以修改。

后来我比较认真地看了一次金圣叹本，觉得他似乎不太重视舞台表演艺术，但没有发现什么“以封建观念反封建”的地方。所以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课讲《西厢记》时，也没有批评金圣叹本。当时王家熙是班上的学生，他提了条子，问我对金圣叹本的看法，我比较折衷，没有照搬戴不凡的论点。

这五六十年来，傅晓航、齐森华、周锡山、谭帆诸教授都有关于金圣叹的论述，各有其特点和长处，我认为都是认真研究的心得，超越了五四以来的几位老前辈。

对于金圣叹本，我认为有三大贡献：

一、到了明末清初，北曲已不大流行。在舞台上演出的是昆曲李日华本《南西厢》，在当时被戏曲理论家一致认为是丧失了“王关精神”的庸俗之作，而在文人书斋中，金圣叹本却成了不可或缺的读物。在清代这二百多年之中，金圣叹本先后刊印了将近100种，可见其受文人重视的程度。正是因为金圣叹本的广泛流行，加深了学者、书商对《西厢记》的印象，后来才导致出版界影印了多种明刻本《西厢记》。

二、在国外，早在清代，已有戏剧家注意到了流传十分广泛的金圣叹本《西厢记》，于是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先后问世，使《西厢记》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虽然大部分不是全本，而是其中的单折，但其作用不可忽视。

三、虽然金圣叹本让人看起来似乎有“面目全非”的感觉，实际上则是他在每折之前发了篇幅很长的评论，在剧本唱词和说白之中又零零碎碎地加了许多“夹批”，有时会产生反感。如果，把这些添加的东西拿掉，和原本的出入也不大。

最近，我仔细研读了清代最负盛名的昆曲音乐家叶堂（叶怀庭）的《纳书楹曲谱》本《西厢记》，我把所有的明、清刊本《西厢记》作了对比，使我十分惊奇的是他既没有采用李日华本《南西厢》，也没有用毛西河或朱素臣本，而是用的金圣叹本。

我们知道，叶堂的权威性在昆曲史上无可比拟。顾坚虽最早，事迹已难查寻。魏良辅也仅用曲牌谱了《浣纱记》。而叶堂则做了三件大事。一为《临川四梦》谱了精密的工尺谱，根据的是汤显祖原著，而非沈瞡、冯梦龙、硕园诸人的改本。二为明代以及清初《玉簪记》等名剧谱了100多单出。三为金圣叹本《西厢记》先、后谱了两次工尺谱。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今天的唱法基本上是按照叶堂一脉相传的。俞粟庐、俞振飞父子也是如此。叶堂如此重视金圣叹本，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因此，我认为周锡山如此重视金圣叹的研究，我一开始也有些困惑。如今这些困惑也消除了。

这些话只是说了我的感悟。遗憾的是我已风烛残年，再进行金圣叹本的研究不可能了。这些话如能对周锡山起到“加油”的作用我已心满意足了。

蒋星煜，时年九六，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