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封建时代的舆论认为《西厢记》和《水浒传》是诲淫诲盗之书。《水浒传》诲盗之“盗”，又称造反，1949年后称为农民起义。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是歌颂造反之书。

鲁迅说：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于是有些当代学者据此认为《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乱杀平民的强盗。还有人认为梁山好汉中真正是农民的是极少数，甚至只有一人，而其领导者则全不是农民，所以梁山起义不是农民起义。笔者已有拙著《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 一书论说此题和农民起义的总体评价，兹不重复。

周作人说《水浒传》不诲盗：

从前的人们都以《水浒》为诲盗的小说，在我们看来正相反，它不但不诲盗，且还能减少社会上很多的危险。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想复仇，但等他看过《水浒》之后，便感到痛快，仿佛气已出过，仿佛我们所气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气愤也就跟着消灭了。《红楼梦》对读者也能发生同等的作用。

我认为不仅如此，《水浒传》还使读者感到造反没有好下场，尽量不要造反，事实是的确没有人因读了《水浒传》而去造反的。我已有文论述，兹不赘述。

我认为金圣叹对《水浒传》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批评并出版金批《水浒》。这与他同情和赞誉书中描写的起义是并不矛盾的。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批，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农民起义的精当认识，达到封建时代文学家的最高点，至为可贵。

迄今为止的国内学术界对金圣叹批改《水浒传》的思想意义，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全盘否定，认为圣叹咒骂农民起义，恶毒攻击宋江，并以卢俊义梦见张叔夜斩尽杀绝梁山好汉作结，说明金圣叹是个十足的反动文人、农民起义的凶恶敌人。这样的观点在“文革”前即占压倒优势。其最早提出者是1920年代的胡适，鲁迅也持此说，有部分是受其影响，而解放后持此论者则完全是受鲁迅的影响。第二种认为圣叹完全赞成农民起义，赞美宋江。此说主要以张国光为代表。第三种是动机效果分离说，即认为圣叹批《水浒传》的动机反动，而客观效果良好或很好，或认为其思想上反动，艺术上有功。

笔者不同意以上三种意见。关于圣叹给宋江的具体评价，笔者在《金批水浒人物论》之一“宋江论”中详细评述，故此处不赘。我认为圣叹对梁山农民起义的态度，则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

圣叹在《水浒传》评批中的确有一些（但不多）攻击农民起义的言论。张国光认为这是圣叹为避祸而设置的“保护色”。这是极有道理的。这样的解释是张国光研究金圣叹的重大成果和可贵的理论突破。 在黑暗的封建时代，当然不能公开赞美造反，否则便等于准备自杀或自投罗网。其次，试想在一再严令禁绝《水浒》和特务横行的明末，如果不讲几句言不由衷的门面话，能让这部小说广为流传吗？因此“保护色”之必要和明智，不容置疑。圣叹的这类咒骂全是抽象的，故而也都是空洞无力的，而他的众多具体赞美则深入人心，这不仅在客观效果上显示出来，而且圣叹自己心中也很明白。但他怕儿子年幼不懂，所以在批评此书“失教丧心”之后紧接着特地向他指出：“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他认为此书如《庄子》一样对社会污浊深恶痛绝而产生叛逆思想，和《史记》一样是发愤而作的“谤书”。他接着又说：“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圣叹对《国风》是极表肯定的，这在金批《西厢》中有正面论述，且《国风》公认为孔子所删定，在封建社会中是经典之作，谁敢置以微词？圣叹将自己的表面之词与实质思想的区别已曲折说出，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圣叹对农民起义的抽象否定，其中不少言论本身还是一种反话，或正话反说。圣叹富有幽默感，喜欢讲反话，这既是他个人性格的特色，也是他作为文学家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段和表现方式的杰出才能的出色体现。圣叹批语中反话颇多。如圣叹赞美此书悬念性强，在情节紧张关头细细描绘险情，害得读者又紧张又看得入迷而不肯放手，他的批语是“偏要细写，恶极。” （全集第二册，第84页） 甚至“责怪”小说写得紧张动人说：“才子可恨如此。” （第一册，第384页） 他赞叹宋江抓紧时间在行军途中对晁盖施展权术，小说写道：“一路上，说着闲话。”圣叹批道：“此是宋江吃紧权诈语，却说是‘闲话’，妙绝。”圣叹认为此是作者故作反语，故绝妙。 （第二册，第104页） 当林冲受高俅陷害发配沧州时，他在途中结识柴进，林冲高兴地对柴进说：“……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宿生万幸。”圣叹在“尊颜”后评批说：“十二字，笔舌曲折，绝妙尺牍。此处却‘深感’高俅。”圣叹喜用反话和赞赏《水浒》原作中的反话技巧由此可见。“深感”上的引号是我在校点时所加，实际上金批中许多责备起义英雄的话都可加上引号，它们多是反话。

那么圣叹是完全赞成造反起义的了？这也并非如此。圣叹对此毕竟是抽象“否定”的，而这个抽象否定中也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并非全是保护色、反话或表面文章。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金圣叹和一切进步文学家一样，他在原则上是反对起义造反的。他毕竟是时代的儿子，不能跨出时代的局限。在具体对待上，有时因为昏君当道，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同情乃或参加起义。但他们在原则上仍反对起义造反，只不过在具体对待上认为自己同情或参加的起义是无道昏君逼出来或“真命天子” （起义领袖也往往用此作为保护色） 领导的改朝换代斗争。书中第三十一回中写宋江与武松分手时，都表示不想落草，必欲等待朝廷招安。金圣叹在回前总评说：“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故作者特于武松落草处顺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后文之必应之也。乃后之手闲面厚之徒，无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续一部，唐突才子，人之无良，于斯极矣！” （第一册，第478页） 即认为造反本不好，宋江等不得不造反。宋江等的这次造反有理，而且他们是真造反，写其投降之后半部，纯属狗尾续貂！金圣叹原则上反对农民起义，但对梁山起义很表赞成，而且主张要造反到底，这个认识已很了不起，比那些愚忠昏君，顽抗起义而“殉国者”已有天壤之别。司马迁《史记》歌颂陈涉、刘邦等人领导的反秦起义，也是鉴于这个认识，而并非他改变地主阶级史学家的立场，站到农民一边来了。所以《水浒》作者对梁山起义的认识达到司马迁的高度已极为不易，而圣叹高度评价《水浒》，而且看出《水浒》和《史记》同样的政治高度，也极为不易。司马迁、施耐庵、金圣叹鼎足而三，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封建时代文学家的最高点。与他们相比，连杜甫、王夫之、曹雪芹也只有咒骂，从不讲农民起义的好话，可见司马、施、金的可贵。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金圣叹在《水浒传》批语中有大量赞美起义和起义英雄的评批。这些批语具体、生动、形象、有力且占了最大比重。今略举数例。

当林冲火并王伦后，英雄们开始了梁山的革命事业，他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确定义军的领袖：“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圣叹接批曰：“连日读《水浒》，已得十九回矣，直至此时方是开部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色。”接着林冲宣布：“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叹圣批道：“十字洗出梁山泊来。”这是圣叹对梁山起义的基本态度。接着晁盖宣布施政纲领，下了六道具体命令，圣叹竟连批六个“嗄”字，代梁山众官兵表态答应，圣叹的拥护态度表露无遗 （第一册，第300—302页） 。必须指出的是，圣叹认为王伦领导的梁山是“打家劫舍”，而晁宋领导的梁山是“替天行道” （同上，第194页） 而这个“天”不是指上帝或皇帝，而是指人民！圣叹说过：“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 （全集第三册，第795页） 他认为民即天。所以上言中的“大义”即“替天行道”，也就是“替民行道”。这四字也就“洗”出金圣叹的民主、进步思想和立场来！

晁盖等初上梁山，官军即来围剿，被梁山英雄杀得全军覆没。小说描写刘唐等七人奋勇杀敌，圣叹在批语中总结这场战斗说：“山寨中共是十一位英雄，今单叙出七个有功，而不言晁盖者，凡众人之功皆晁盖之功，晁盖固不得与众人争功也。吴用、公孙胜者，运筹于内，决胜于外，有发纵之能焉，亦不必与众人争功也。止有朱贵倒应立功，然身在外司，势不得与，因为另生卞文一段，以明无一人尸位素餐者也。”圣叹站在梁山立场上，列数众英雄破灭官军围剿的战功，又将梁山与朝廷相比 （批判朝廷的评语，下面将论及） ，表彰梁山英雄人人出力，无“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者” （同上，第305页） 。

梁山义军每次抄没贪官家财，圣叹都拍手称快，大加赞赏。如梁山义军在抄没黄文炳的家私时小说写道：“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圣叹接批：“‘家私金银’上，加出‘酷害良民积攒下’七字，与天下看样。” （全集第二册，第98页） 义军攻下青州，小说叙述：“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扎家私，分众军。”圣叹批：“一知府而家私乃至可众军，则亦不可不抄没也。” （同上，第353页） 义军攻占东平府，“宋江将太守家私散居民”，圣叹大批“快事。” （同上，第505页） 他认为梁山义军这样的军事行动就是“替天行道”。当林冲初上梁山，与王伦等一起，“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圣叹批道：“此四字所谓昔之梁山泊也，若后之梁山泊，亦是四字，所谓‘替天行道’也。” （全集第一册，第194页） 可见圣叹认为他们是伸张正义、为民作主的正规军队和进步政治力量，亦即仁义和正义之师。

正因如此，圣叹对梁山起义的胜利和发展每加赞叹。而当梁山义军青州凯旋，班师回山时，小说写他们“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 （按指二龙山等的武松、鲁智深等） 同归大寨。”圣叹批语是：“如椽之笔，读之令人壮旺。” （全集第二册，第353页） 这不仅是欢呼，甚至是也恨不得能入伙，共举大业矣！

与之相联系，圣叹对梁山众英雄也赞赏备至，我在《金批水浒人物论》中评叙。圣叹对晁盖屡加称颂，并连声呼“嗄”，甘当其部下，即是显例。

圣叹还突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时代局限，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大宋皇帝。当阮小五高唱：“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圣叹批：“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 （全集第一册，第286页） 阮小五说报答“赵官家”，圣叹却改为“报答国家”，主旨明确而深远。当李逵听说宋江因吟反诗入狱，李逵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圣叹批为：“骇人语，快绝妙绝。” （全集第二册，第71页） 一次李逵在军营内叫道：“若是哥哥做个皇帝，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今日都住在金殿里，也值得这般鸟乱！”圣叹表扬说：“咄咄快绝。又换出一番议论来，真乃令人闻所未闻，皇帝、丞相等语前已曾两言之，至于今日，愈出愈奇。铁牛真人中之宝也。” （第二册，第470页） 竟赞美要夺皇位的造反者为“人中之宝”。当小说写到皇帝重用高俅，高俅又重用叔伯兄弟高廉，高廉又携带自己的妻舅殷天锡，形成一张大网，奴役百姓时，圣叹愤慨地批道：“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肌肉，填不可限之欲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第二册，第262页） 竟然鼓吹造反有理，大胆之极。且其矛头显然指向皇帝。如果这些还是间接攻击皇帝的话，那么他在第一回总评尖锐指出梁山造反是“乱自上作”，已含蓄地指斥皇上，又在夹批中说：“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 （全集第一册，第46页） 再次用双关语手法，将皇帝 （即端王） 归入“群小”中去，且明确指出高俅的得势与祸害天下，其总根子即在端王——即宋徽宗身上，他还认为徽宗重用高俅即是“天下从此有事”之因，“作者于道君皇帝每多微辞焉，如此类是也”。 （全集第一册，第48页） 再次将矛头直指皇帝。这样直率地否定皇帝。在封建社会中极为罕见。联系到他在金批杜诗中批评唐玄宗和唐肃宗，则圣叹一贯蔑视无道昏君并敢于痛斥的艺术家的勇气和良心，深可钦佩。他在这样的前提下肯定造反和起义，说明金圣叹对农民起义的认识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最高层次了。

圣叹最后写卢俊义梦见嵇叔夜将梁山英雄斩尽杀绝。这虽是一个噩梦，而且圣叹特地说明这是因为“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 （第七十回总评） 而设置的，但这个噩梦却是历史真实本质的反映。有许多论者说圣叹写此噩梦，是他自己梦想有张叔夜之流来杀尽起义军。但这个梦也可解释为圣叹用此梦警告农民军不要投降，投降了没有好下场。从全书批语中的基本立场看，圣叹很可能出自后一种意思。这不仅是因为圣叹生活在明朝辖区，如果痛恨起义，完全没有必要绕弯子写噩梦，可以直接写剿灭或杀害，这样岂非更痛快；而且还因为圣叹赞武松为“天人”，李逵是“上上人物”，卢俊义也是“英雄员外”，对梁山英雄如此钦敬、崇拜，但同时又梦想杀光他们。如果圣叹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有可能么？还有一种说法是写梦亦为保护色，这也是可能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形象描写大多具有多义性即所谓“形象大于思想”，只要合理的解释，都可存在，批评家不必胶着于某种理解，可以数说并存。

对指责圣叹用噩梦来寄托反对农民起义观点的另一有力反驳是，小说写张顺受命到江南寻找名医，以治宋江背疮，过江时遭劫，他逃到一个老丈家。老丈听说他是山东人，问道：“你从山东来，曾经梁山泊过？”老丈接着道：“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了？”圣叹接连批道：“由山东问至梁山泊。”“由梁山泊问至宋头领。”老丈又道：“老汉听得：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着待他来这里，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圣叹批道：“一段真乃妙笔妙舌，便有过望草贼之意。○非怪草贼之不能救贫济老，怪草贼之不能治彼滥官污吏也。” （全集第二册，第448页） 圣叹肯定百姓对宋江仁义之师的期望，无疑也即是他自己的期望。如果说这里寄寓着他对当时在北方活动的李自成起义军的期望，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还有一个有力证明是圣叹对义军根据地梁山大加赞美。当小说写晁盖等在梁山聚义时，介绍山上果树繁茂，水泊内鲜鱼丰富，圣叹批：“写得山泊无物不备。” （全集第一册，第305页） 尤其是林冲初上梁山，饱瞻梁山雄姿时，圣叹批道：“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来。○此是梁山泊最初写图，一句亦不可少。”接着小说借林冲目光描写梁山英姿，圣叹的批语一句一句地数，一直数了十一句，以提醒读者一句不要漏过。他又热情推荐：“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 （全集第二册，第1页） 简直认为水泊之内已臻至善尽美的圣境了。真正是“无美不归绿林”，其对梁山的感情之深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反过来，“无恶不归朝廷”。圣叹对北宋末——也实兼指乃或主要指明末的黑暗世界则不仅无一赞语，而且是全面揭露，彻底否定，大加批判。这一方面是农民起义、造反有理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另一方面这样的否定与批判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充分说明圣叹对黑暗现实的决裂态度和批判精神，这是金批《水浒》的另一重大思想意义。

圣叹通过对《水浒传》的评批，发扬广大原作中的批判精神，揭示了明末封建社会的政治形势、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对封建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

前已论及，圣叹对宋徽宗及其所重用的权奸抱深痛恶绝的态度。圣叹实际上已认为这样的封建社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前已指出，圣叹因此认为“民之不叛，国之不亡”已不可得。这便是圣叹全盘否定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基本态度。

圣叹又用细腻深入的眼光批评权贵和高官后裔赖父祖势力而世袭官吏要职的弊病，揭露他们靠裙带关系当官的奴才嘴脸。小说描写江州蔡九知府是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为此地钱粮浩大、人广物裕，太师特给他这个肥缺，他“为官贪滥，作事骄奢”，圣叹批道：“为后作案”。此兄虽当知府，对任内应管之事茫无所知，只好对黄文炳言听计从，故而圣叹屡批“公子官活画”，对公子官不谙诸事十分感慨。小说写蔡京的女婿梁中书当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他在家中与夫人交谈，圣叹对“只见蔡夫人道”一语批曰：“‘蔡夫人道’，写尽骄妻；‘只见’，写尽弱婿。○‘蔡夫人道’者，言梁中书不敢则声也；‘只见’者，言蔡中书不敢旁视也。”又批“酒至数杯，食供两套”曰：“八字写尽骄妻弱婿之苦”。 （全集第一册，第210页） 这样的官吏如何能为国家办事？他的最大目标是搜括民脂民膏，孝敬报答丈人，不令猛将用于边事，而用来保送自己的赃物。而梁山好汉皆“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圣叹认为“《水浒》一百八人人品心术，尽此一言，然则梁中书之被劫，岂足惜者。” （同上，第232页） 后来石秀劫法场未成，被梁中书拿获，石秀当众骂他：“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一针见血点明梁中书靠老婆、丈人得官的真实身份，圣叹在回前总评赞赏道：“诚乃耐庵托笔骂世，为快绝哭绝之文也。” （全集第二册，第420页） 这就指出官场黑暗的普遍意义。

而一般人要当官升官，既无靠山，只好使钱贿赂。杨志带一担钱物，去东京枢密院“使用”，以保官职，圣叹批道：“文臣升迁要钱使，犹可也，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古今一叹，岂止为杨志痛哉！” （全集第一册，第193页） 圣叹不禁为封建社会古今一律的卖官鬻爵现象痛心疾首。

无论是权贵子婿还是用钱买官之人，他们掌权“群天下”，实仍为奴才身份，其职责仅为搜括钱财而于国于民无用。故圣叹评曰：“奴才，古作奴财，始于郭令公骂其儿，言为群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观之，而群天之下又何此类之多乎哉！……呜呼！群天下之人，无不为奴财。然则君何赖以治？民何赖以安？亲何赖以养？子何赖以教？己德何赖以立？后学何赖以仿哉？” （全集第二册，第420页） 这片金钱世界，实为贪官带头。这类官员皆“尸位素餐”之徒，圣叹在对比梁山好汉人人有战功时批判说：“强盗犹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无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全集第一册，第283页） 圣叹对此已悲愤填膺矣。

当权者无用，官兵也无用。官兵的唯一本事是残害百姓。阮小五对吴用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圣叹急批：“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阮小五下半句说完后又批“作者胸中悲愤之极。” （全集第一册，第230页） 当官兵初次围剿梁山时，晚上热不可当，“众人都在船上歇凉”，全不将战事当正经事。所以圣叹说：“不是歇凉事，写得好笑。○日里夺船，夜里歇凉，千载官兵，于今为烈。” （同上，第289页） 对官兵骚乱百姓为能、打仗作战无用的批判入木三分，对明末官军更备加痛恨。他又嘲笑官兵被梁山战士逼入“烂泥里立地”，束手无策：“此烂泥句，算做官军仓卒应变。”讥刺“众兵都在烂泥里慌做一堆”说：“此烂泥句，算做官军运筹帷幄。”挖苦许多官兵“无移时”“都搠死在烂泥里”说：“此烂泥句，算做官军疆场效命。” （同上，第290页） 他对官军的腐败无能极其鄙视，故在此回回前总评中总结说：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以效？当亦效于风刺之旨也。今读何涛捕贼一篇，抑何其无罪而多戒，至于若是之妙邪！夫未捉贼，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贼也？而孰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于船既捉矣，贼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凉。百姓夫而后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贼，正是贼要乘凉耳。嗟乎！捉船以捉贼，而令百姓疑其以贼捉贼，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凉，而令百姓竟指为贼要乘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读是篇者，其亦恻然中感而慎戢官军，则不可谓非稗史之一助也。 （同上，第283页）

圣叹用巧妙的逻辑推理，论证出一个绝妙结论：官军才是真正的贼！本文前已论及，他认为梁山义军是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当然不是贼了。正因如此，两者的战斗力便有天壤之别，圣叹接着又总结道：

何涛领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五人，再引十数个打鱼人，而写来使似千军万马，奔腾驰骤，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有冲有突。 （同上，第284页）

圣叹又将骂官兵的话，扩大到“官”的身上。当阮小五自称“老爷”而骂官兵：“你这等虐害百姓的贼”，圣叹发挥说：“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快绝之文。” （同上，第286页）

不仅官兵，平时做公的也鱼肉百姓，为害乡里。当阮氏一位兄弟“提起锄头来，手到，把这两个做公的，一锄头一个”时，圣叹高兴得称赞：“快事快文。○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 （同上，第288页） 当阮小二向吴用介绍自己的生涯：“我虽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圣叹感叹说：“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 （同上，第230页） 圣叹平时熟睹公人欺凌农民之举，他在此一吐其愤慨的抗议。

圣叹又指出在此贪官污吏兵痞的层层盘剥之下，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当小说介绍武松自东京归来后，为亡兄武大奠祭：“唤士兵先去灵床子前，明晃晃的点起两枝蜡烛，焚起一炉香，列下一陌纸钱，把祭物去灵前摆了，堆盘满宴”，圣叹从“堆盘满宴”一语联想到普天下的穷苦百姓说：“四字一哭。哭何人？哭天下之人也。天下之人，无不一生咬姜呷醋，食不敢饱，直至死后浇奠之日，方始堆盘满宴一番。如武大者，盖比比也。” （全集第一册，第409页） 这样的批语，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形象生动，一样批判有力。圣叹最崇拜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王实甫、施耐庵这样的进步文学家，他不仅立志要批他们的书，将这六部忧国爱民、思想进步的文学作品与儒家的“六经”相抗衡，向青年们大力提倡，他本人也继承他们的进步思想，在批语中一一表现出来，忧愤深广，气骨非凡。

但是圣叹并未仅仅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高度上，他还有不少突破前人之处。以下直到本文结束即是圣叹超越前人的特殊贡献。

圣叹揭露权贵势要迫害无辜人民，权大干法，冤无处伸的黑暗现状。《楔子》中洪太尉因道众不合己意，便威胁回朝后要报告他们违抗圣旨，圣叹批道：“看他随口掐出人罪案来，前后太尉一辄也。” （同上，第36页） 将洪、高两个太尉连在一起批判。高俅陷害林冲，孙孔目据理力争，并揭露“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圣叹马上咬牢此句不放，批道：“此一句上不承，下不接，妙绝快绝，言高府中则多犯弥天之罪耳，应杀应剐耳。”孙孔目接说：“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圣叹批道：“‘小小’字妙，‘触犯’字妙，‘杀剐’字妙。” （同上，第145页） 圣叹对权贵倚权作恶，践踏法律的劣迹洞若观火，满怀愤慨之情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孟州知府埋怨张都监等利用自己的权力陷害武松时说：“你倒撰了银两，教我与你害人！”圣叹批道：“于今为烈。” （同上，第459页） 对晚明的司法黑暗现象痛加鞭挞。而当林冲酒醉时被人拷打，主人家见状相问，捆打林冲的庄客随口胡诌：“昨夜捉得个偷米贼人。”圣叹接批：“轻轻加一罪名，天下大抵如此。” （同上，第181页） 圣叹洞察世情，批出封建社会无法制观念和冤假错案颇多的时代特色，至今仍有醒世意义！

圣叹对封建时代压制和残害人才的现象极为感慨和愤恨。因为圣叹自己就是个极富才华的知识分子，而世不能用，无法为国为民效力，所以他对《水浒传》诸多英才屈沉沦落的处境感同身受，故评批起来笔锋所带感情更为深切，而对人才埋没而造成的国家损失的严重后果也看得颇为深切。林冲受高太尉压制时感叹：“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的气！”圣叹批曰：“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 （同上，第137页） 后来当林冲身处英雄末路，“闷上心来，蓦然想起 （身世） ”时，圣叹批：“此四字犹如惊蛇怒笋，跳脱而出，令人大哭，令人大叫。”林冲哀叹：“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圣叹说：“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 （同上，第184页） 把自己也摆了进去。鲁达打死郑屠后，官府要办他罪，小经略相公说：“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却不好看。”圣叹夹批：“此语本无奇怪，不知何故读之泪下，又知普天下人读之皆泪下也。” （同上，第77页） 圣叹对边患的关切和国家人才的痛惜之情见之于声泪并下矣。当杨志空怀一身武艺，被高俅逐出不用，“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的计划被彻底打破，圣叹批为“痛哭语” （同上，第195页） ，也殊替他伤感。他对梁山众好汉和王进等人的“英雄末路”处境一一同情、感叹，扼腕不平。在小说临结尾时总评曰：“叙一百八人，而终之以皇甫相马。嘻乎，妙哉！此《水浒》之所以作乎？……惟贤宰相有破格之识赏，斯百年中有异常之报效，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遂走险，至于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夫而后叹吾真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全集第二册，第506页） 讨论了人才得失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他这里虽仅指责人才流失因为无“贤宰相”，而书中前已批出贤相不用，奸佞执政全是昏君之过，则人才之失的责任究竟在谁，答案也是清楚的。他又在全书开首不久即指出众好汉英雄无用武之地，才华无处宣泄，成为被逼上梁山的一个原因：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于少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使点污了。”嗟乎！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驾骛之性既不肯以使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者，是谁之过也？ （全集第一册，第65页）

书末联想皇甫相马一段评论，实际上即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圣叹以人才问题始，以人才问题终。他明显地将“人材”一词总绾全书，作为关锁，又与原作“逼上梁山”“乱自上作”问题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作为全书的双重主旨。这段言论中，圣叹注意到胸怀大志而不肯泯灭，于是铤而走险，以求作为的又一种人才类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些都是文艺理论家金圣叹的独到发现。

与之相关联，圣叹在鲁智深以肚饥乏力，教恶贼战败时批道：“肚中饥时虽以鲁达之勇，亦不能斗，此岂作者寓言边事耶？” （同上，第123页） 这一方面见出圣叹对边患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关心和忧虑，对照圣叹对官僚广积家私、大肆挥霍的愤懑，也表达了他对统治者醉生梦死、不以前方将士为念的怨忿之情。人才即使到了边疆，也“肚饥”无法出力，可见国事还可问否？

另外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小批语也极有深意。如鲁达打死郑屠后，衙门内拖拖拉拉，最后才“行开个广捕急递文书”，圣叹嘲笑说：“半日无数那延，尚自谓之‘急递’，可发一笑。” （同上，第77页） 圣叹注意到封建官僚机构极慢的办事效率和衙门作风，说明他那无比敏锐的眼光已注意到这个弊病。又如武松被通缉时逃到孔家庄，不少街坊亲戚门人来谓拜武松。圣叹说：“官司榜文，有如无物，写得妙绝。” （同上，第487页） 人们根本不理朝廷通缉要犯的榜文，反而一齐“谒拜”，以一睹风采为快。小说曲曲写出朝廷已毫无威信，群众与政府离心离德已到此地步，圣叹故而快书“妙绝”，他因此又认为此书中每每“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第一册，第283页）

圣叹对封建社会中普遍流行的金钱万能观念和拜金主义十分厌恶。圣叹在书中多次批评宋江喜欢以银子赠人，全赖银子出色。当宋江被捕时，他“取二十两花银。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圣叹抓住“好看钱”三字说：“只三个字，便胜过一篇钱神论。○人之所以必要钱者，以钱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钱为命，而亦有时以钱与人者，既要好看，便不复顾钱也。乃世又有守钱成窖，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类也矣。” （全集第二册，第17页） 力透纸背的嘲讽妙语，令人解颐。当林冲被押解到沧州时，他送差拨银子，免了一百杀威棒，林冲感叹“‘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圣叹批：“千古同愤，寄在武师口中。” （第一册，第165页） 后面又批：“此段偏要详写，以表银子之功，为千古一叹。” （第166页） 又在回前总评中说：“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圣叹详叙林冲使银过程，连表13个“可叹也”，最后总结说：“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第154—155页） 对没有银子就寸步难行的金钱社会揭露无余。圣叹一生未离吴门一，直在故乡著书，即这段处世箴言的身体力行。

当然这股拜金歪风是统治阶级刮出来的，他们挥金如土，拜金至上，为了满足私欲，贪赃剥民，无所不为，乃至卖官鬻爵，国家的尊严扫地以尽。这股歪风遍及世俗，乃至吴用初上梁山前也自信，“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此言又被圣叹抓住不放：“调侃世人语，绝倒。做官须贿赂，做强盗亦须贿赂哉。” （同上，第267—277页） 圣叹对“一切向银看”世风的讽刺有千钧之力。

圣叹对封建社会中迷信思想泛滥的愚昧世态也屡屡加以揭露批评。他在书前《读法》中专列一条说：“《水浒传》不说神鬼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他在书中一再揭、批宋江假称得到天书，糊弄众人。如九天玄女赠宋江天书时说：“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圣叹嘲笑说：“从来相传异书，悉以此语为出身之路，思之每欲失笑。” （第二册，第117页） 当宋江靠“天书”指点指挥作战，结果大败，圣叹即指出：“可知天书非玄女所授。” （同上，第270页） 这类批评极多，圣叹看不起宋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宋江用“天书”欺人。最后一回总批中圣叹又说：“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的前后照应而已，“若夫其事其人之有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同上，第514页） 明确指导读者勿要迷信“天文”。书中写一个强贼见蜈蚣岭好风水，以此他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圣叹嘲笑他被杀说：“好风水，今日验矣，绝倒。若真有风水，则何以偏有此等事也？若风水本有，人自一时看不出，则何日当遇看得出人也？世之愚人，必欲津津言之，何哉！” （第一册，第479页） 圣叹用无神论思想指导读者，诚为可贵。

圣叹对封建社会中的世路险恶也极为感慨，一再在批语中加以揭示。如史进受命进东平府侦察敌情，他到相好的妓女处落脚，被鸨母出卖。乌龟“大伯”认为史进已给许多金银，“买我们”担些干系，出卖他似不应该，鸨母骂他：“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对此“理直气壮”之语，圣叹评论说：“行院中大本领语，读之可畏。” （同上，第499页） 当林冲在山神庙内得意饮酒时，一点不知高俅已派人来要他性命，在庙门外放火烧草料场，圣叹在林冲饮酒吃肉时批道：“写得妙绝。正所谓与人无患，与物无争，而不知大祸已在数尺之内矣。人生世上，真可畏哉！” （第一册，第176页） 张横在风波江上请过往客人吃馄饨、扳刀面，杀人越货，却自称“专在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此言说得连刚才险些在他手中死于非命的“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圣叹却笑不出来，他说：“言之可伤。○以极险恶事而谓之‘稳善’，岂非以世间道路更险恶于扳刀面耶？” （第二册，第39页） 圣叹对晚明时代和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世路险恶的揭批十分有力，忧愤也极其深广。

极其难能可贵又精彩的是，金圣叹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弱点也洞若观火，写下发人深省的批语，并给予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和抨击。

林冲在火并王伦后，对晁盖等说：“今日山寨天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即认为贤路大开、团结互助，事业才能兴亡发达。他接着又批评王伦的心胸狭窄，“此人只怀妒贤忌能之心，但恐众豪杰势力相压。”对此圣叹马上感慨系之地批道：“千古同之，仲尼之所以致叹于臧孙也。”指出我国自古以来妒贤忌能之风气严重，危害很大。王伦当寨主，“武大郎开店”的现象，至今在一些单位犹未绝迹，故这对当今也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李逵与张顺在浔阳江心碧波里争斗时，“两个打做一团，绞做一块。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没一个不喝采。”圣叹对此发挥并感叹说：“每见人看火发喝采，看杖责喝采，看厮打喝采，嗟乎！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愿后之读者，其一念之。” （第二册，第57页） 是呀，李逵被张顺揿在水中，口吐白沫，两眼上翻，看上去颇有几分性命之忧，岸上众人毫无同情恻隐之心，反而当作精彩表演，放下正事不做，大看其热闹，围观喝彩。而且岸上众人倚强欺弱，嘲笑弱者，丧失心肝。圣叹认为这样的举动和行为缺乏良心和良知 （“无良”） ，希望人们读此“一念之”而改正。但中国人的这个坏习惯一直没改正。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看教学电影时，“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了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看后极其愤慨痛心，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之精神。” （《呐喊·自序》） 鲁迅看到这次围观杀人现象后，受到精神刺激之大难以言喻。他因此而彻底改变专业方向，弃医从文，参加并领导了改变中国国民灵魂的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可是二三十年过去后，中国人依旧故我。鲁迅又再次写道：“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 （《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鲁迅还曾指出中国人不要倚强欺弱，要尊重失败者，尤其是顽强斗争到底而壮志未遂的失败者，譬如看人赛跑，不嘲笑跑在最后一个而坚持跑到底的人，那么中国就有救了。鲁迅对中国人喜欢围观，尤其在围观中不分是非曲直，既不站出来伸张正义，还多倚强笑弱也是深恶痛绝的。

当代的中国人依旧此病常犯，并未改正。每见有人围观火灾弄得消防车开不进，围观闹事和抓人弄得警察难以工作，围观外宾引起人家不满和反感，甚至围观火葬场的车子到居民家中运死人……真是痼疾难改。

最滑稽的是六十九回写张清投诚聚义之前，半夜欲劫梁山军粮。他“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着‘水浒寨忠义粮’。”圣叹批道：“堂名‘忠义’，乃至粮亦名‘忠义’，世人可笑，每每如此。” （第二册，第511—512页） 中国人往往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东西，以表示对某种崇高事物的空洞虔诚。从“水浒寨忠义粮”，联想到“文革”中的“学大寨忠字粮”，全国仿效，农民吃不饱，心怀怨愤，当局不干实事，不从发展生产着眼，而单在形式上做文章。事隔几百载，而生动表现如故，也确令人发笑。

从以上古今一律，“每每如此”的恶劣的习惯成自然的势态，可见有的毒汁已渗透到我们国民的灵魂中去了，故洗涤为难！但洗涤灵魂却是文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圣叹用犀利敏锐的目光发现和仔细观察久之，在批语中对读者进行教育。在鲁迅之前，重视这个问题的文学理论家恐怕只有金圣叹了。金批《水浒》是我国评点文学的最高峰，金圣叹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小说批评家和理论家，我们从金批《水浒》的巨大思想成就上，也可看出这一点了。同时，这位热爱祖国和人民，目光锐利，感情丰富，满怀正义，心地仁厚，可敬可爱的大批评家形象也已亲切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