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至今已有多种专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著作出版，又限于篇幅和本书的题旨，本书对于金批《水浒》艺术论和美学论不作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仅从已出诸书重视不够或论说不足的三个重大贡献作梳理和阐发。

（一）金批《水浒》艺术论

金圣叹的《水浒传》艺术评论，取得极高的成就。

金圣叹对自己评批《水浒传》艺术成就的重大意义抱有非常明确和正确的自觉，他说：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楔子总批，第28页）

他明确指出自己因为古人著书之艰难，今人无力领会精彩处，故而有此书之批。

金批《水浒》的艺术评论，内容极为丰富，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近30年来，研究金批《水浒》艺术评论的论文、专著众多，众多学者取得颇为丰富的研究成绩。但是，对于金圣叹揭示、分析和评论的《水浒传》的伟大艺术成就，当今读者和学者依旧认识不足。本书除将金批《水浒》的艺术评论的重要内容——当代学者的论述已很多——作简要梳理之外，首先就其中关注者少，或论之不透而实为金批的重大成就的两个观点作重点论述。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即金批《水浒》书前的《读第五才子书法》是全书评论的总纲，从总体上揭示了《水浒传》的伟大艺术成就。在读法中，他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观点：《水浒传》超过《史记》和《水浒传》情节设计、描写的达到无与伦比的艺术绝境，学术界对这两个观点重视和解析不够。

（二）《水浒》《史记》比较论

金圣叹提出了读《水浒》和《史记》一副手眼的著名观点。

1．金圣叹将《水浒》与《史记》等历史经典比较，论述《水浒传》的伟大艺术成就

古人认为白话长篇小说是从史书发展而来的，此因最早的长篇白话叙事文学——宋代的话本多讲史著作，而元代的讲史，皆是讲述历史的。

再则，史书在中国古代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中国文化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中，历史著作仅次于“经”，而排列为“乙部”即第二的崇高地位，小说家将小说与历史著作比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中国的史书作品，以《史记》的成就和地位最高，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能够生动具体描写人物和事件，并具有高超手段的艺术手段。因此，明代的研究家和小说家喜欢用小说类比史书，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喜欢以《史记》作比较。

金圣叹之前，将《水浒传》与《史记》作比较的，较早的有李开先《词谑》：“《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天都外臣《水浒传叙》也说：“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他们已经将《水浒传》比作《史记》，认为《史记》以下就是《水浒传》，《水浒传》仅次于《史记》，或甚至认为欣赏《水浒传》犹如欣赏《史记》。

金圣叹也将《水浒传》与史书相比较，认为《水浒传》与史学经典《左传》《（战）国策》《史记》一样，写作方法一样高明，值得长期反复揣摩、学习。他在《金批〈水浒〉的读法》中说：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

金圣叹的以上论述，与前人一样，将《水浒传》和《史记》及其他史书 （如《左传》和《战国策》） 相联系，强调优秀的小说著作和经典史著的艺术水准相仿。

金圣叹多次论及小说与史书的比较，他认为“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优秀的小说作品表现“王道”，即治世的标准，并达到“史”的高度：

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 （第一回总批，第43—44页）

以上是论述小说与史著相同处，“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

但是更重要的是，金圣叹也认识到小说和史著的区别。金圣叹还具体分析写作上的文史之别。

首先是修史与小说创作的“国家大事”与“文人事业”两个层次造成的素材处理的不同：

尝怪宋子京官给椽烛，修《新唐书》。嗟乎！岂不冤哉！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恶乎志？文是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陈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繁，刑狱之恤，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问者。凡以当其有事，则君相之权也，非儒生之所得议也。若当其操笔而将书之，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恶敢置一末喙乎哉！此无他，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 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骥尾而显矣。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栝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 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已不传，而事又乌乎传耶？盖孔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若是乎事无文也；其文则史，若是乎文无事也。其文则史，而其事亦终不出于齐桓晋文，若是乎文料之说，虽孔子亦早言之也。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 （第二十八回总批，第439—440页）

以上论述指出司马迁《史记》与《新唐书》等史书不同，其文笔的高度成就达到小说笔法的高明。金圣叹高度评价《史记》以文运事的伟大艺术成就。上述引文中间的一段，金圣叹对于修史者的文笔的作用即重要性，给予极高评价：

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骥尾而显矣。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栝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

《史记》的文笔达到“绝世奇文之力”，因此隐含高明的写作技巧，事件看似重大的反而用剪裁的手段概括言之，事情看似细小的，给予充分篇幅详叙；有的事件缺少资料，就用相关的资料充实、发挥；有的事情资料齐全，却略去全貌，突出重点。这样的做法，是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不是以记载事实为目的。亦即《史记》对历史的记载有着作者的选择和轻重的处置。但是《史记》毕竟是史著，不能全书都这样做，介绍性的文字和流水账式的记载，还是要做的，而优秀的小说，在这方面就可以超越《史记》了。

也因此而金圣叹进而认为，小说与史书的不同，优秀的小说是“稗史”，不易写，不易读：

三打祝家，变出三样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为叹赏者，如写栾廷玉竟无下落。……所可异者，独为当日宋江之军，林冲、李俊、阮二在东，花荣、张横、张顺在西，穆弘、杨雄、李逵在南，而廷玉当先出马，乃独冲走正北。夫不取有将之三面，而独取无将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诚不能无未死之议。然吾独谓三鼓一炮之际，四马势如虎，使此时廷玉早有所见，力犹可以疾按三祝全军不动，其如之何而仅以身遁，计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验也。曰：“然则独走正北无将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无将之面也；宋江军马四面齐起，而不书正北，当是为廷玉讳也。”盖为书之则必详之，详之而廷玉刀不缺，枪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于死；廷玉而终亦至于必死，则其刀缺、枪折、鼓衰、箭竭之状，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为贤者讳，故缺之而不书也。曰：“其并不书正北领军头领之名，何也”？曰：“为杀廷玉则恶之也。”呜呼，一栾廷玉死，而用笔之难至于如此，谁谓稗史易作，稗史易读乎耶？ （第四十九回总批）

一般来说，史书的记载史实，比较平直，意思大多比较显豁。而小说的情节背后经常隐藏着作者的思维，作者的思想不能用直接的叙述和直露的方式写作，优秀的小说，作者的倾向性隐藏在情节和人物、对话描写之中。因此读者不易理解或真正读懂，因此金圣叹认为小说用笔极难，不容易作，也不容易读。

2．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水浒传》比《史记》更高明

不仅如此，金圣叹比前人站得更高，他认为小说与史书的不同，更表现为《水浒传》的方法虽然学自《史记》，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史记》更高明。他在《读法》中说：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他指出《水浒传》比《史记》高明，是因为《史记》以文运事，而《水浒传》则因文生事。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次，表达了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在写作上的基本区别。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说：

历史著作是着眼于“事” （历史上的实事） ，“文”是服务于记“事”。这叫“以文运事”。小说则不同。小说着眼于“文” （艺术形象） ，而“事” （故事情节） 则是根据整体艺术形象的需要创造出来的。这叫“因文生事”。所谓“生”者，就是虚构、创造的意思 。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

“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准确道出了纪实性创作和虚构性创作的重大区别。《史记》和《水浒》在具体作法上虽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水浒》作者运用这些方法更加从心所欲、灵活自如，这种自由首先决定于作品本身的虚构性 。

以上两家的看法相同，都仅从第一层次即“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区别认识来阐释金圣叹的纪实与虚构的基本区别，这个重要观点，是不够的。

第二层次，“因文生事”高于“以文运事”，表现为“事文分立”，事与文是可以分离的两个成分。吴子林提出：

在金圣叹看来，“事”与“文”是可以互不相干的，欣赏《水浒》之“文”，不会妨碍对《水浒》之“事”的厌恶 。

金圣叹有关的论述颇多：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 （序三）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 （第三十回总评）

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已不传，而事又乌乎传耶？盖孔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若是乎事无文也；其文则史，若是乎文无事也。其文则史，而其事亦终不出于齐桓晋文，若是乎文料之说，虽孔子亦早言之也。 （第二十八回总评）

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彼其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有彼其意：期于后世之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 （第三十三回总评）

吴子林根据金圣叹以上论述所获得的“事文分立”的认识，比上述两家进了一步，但还不够。金圣叹此论的内容丰富，还有更重要的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因文生事”高于“以文运事”，更体现为“文”超越“事”，引导“事”，创造“事”。

史书的“文”，为“事”服务，“事”是主导，而“文”是从属，是工具，故而“以文运事”。而在小说中，“文”是主导，“事”是从属，“事”为“文”服务，故而“因文生事”。

对此吴子林也曾引用《金批西厢》中的批语并评论说：

借家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

也就是说，“文”是第一位的，这里的“文”的创造，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即表现作者的“珠玉锦绣之心”。……

以是之故，金圣叹说：

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见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

于是，他总是痛骂那些“一似古人之事全赖后人传之而文章在所不同”的“冬烘学究”和“乳臭小儿” （第三十回总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叙事作品的创作“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的美学本质。金圣叹这种重“文”轻“事”的观念付诸实践，必将导致小说叙事的纯文学化。

可见，金圣叹所谓的“事”，主要指叙事作品所写的生活事件 （题材或素材） ，即文中的“义理”“行迹”；而“文”则是其中的文学性，即审美的形式 （包括结构布局、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等在内的全部艺术创造成分） 。

吴子林的以上论述，已经着重阐发于“文”重要于“事”的观点，但未能清晰认识金圣叹此论“文”超越“事”，引导“事”，创造“事”的层次。《史记》是以文运事：意谓《史记》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裁剪、组织材料 （事） 而成文章。《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意谓《水浒传》是因为要创作小说，尤其是为了表达作者独到的思想和观点而创作小说，而虚构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 （事） 。这就把文学创作和历史著作彻底区分开来，肯定了文学创作的虚构和想象的创作活动的高度目的性、思想性和臻于极境的艺术追求。

金圣叹指出《水浒》“因文生事”、引导和创造“事”，即全书情节全是虚构的，他说：

一百八人，七十卷书，都无实事。 （第十三回夹批）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读法）

《宣和遗事》一作《大宋宣和遗事》，书出宋、元间，作者不详。分前后两集，或分四集。书中叙述北宋衰亡及宋高宗南迁临安的过程，其中有宋江等36人聚义事，但只有个别的人物稍有简单的情节线索。《水浒传》基本没有利用《宣和遗事》中同名的人物的有关事迹，《水浒传》中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是全新的创造。

因此金圣叹强调《水浒传》的原始资料《宣和遗事》都无实事，即都无真实事迹，《水浒传》全书都是作书人虚构的故事，都是“因文生事”的产物。即用文学手法虚构了故事和情节。而且虚构的故事和情节，皆因作者极高的思想境界、艺术追求和文学手段的高明才能成功。

围绕这个论题，金圣叹的论述很多。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还有许多比《史记》高明之处，这首先体现在创作态度的潇洒自如：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是《水浒传》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分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读法》第一则）

金圣叹指出，《水浒传》作者并非因满腔忧愤，而借题发挥，而是心闲悠游的处境下，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而已。

施耐庵并无司马迁的坎坷人生经历所郁积的宿怨，但《水浒传》描写的梁山好汉“挥金杀人”与《史记·游侠列传》相同，作者“啧啧赏叹不置”的态度也完全相同。金圣叹如此表达，是隐蔽自己歌颂“逼上梁山”的造反精神的保护色。但“饱暖无事，又值心闲”则是作家创作的必要心态；而“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是作家创作必要的抱负。

锦心绣口用来比喻文章构思缜密、辞藻华丽。典出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而金圣叹已极大地扩展了“锦心绣口”的内含，兼指其“心胸”、“旨意”和极高的艺术追求。

在对原作的具体分析中，金圣叹关于《水浒传》和《史记》的比较，论述颇多，重要的有：

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则通长者，文人连贯之才也。 （第三十三回回前总评）

这是指出《水浒传》的重要人物描写，学习史书的立传方法，但有所突破。

在具体描写上，举例说明《水浒传》有众多学自《史记》精彩之处：

一段写满校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满校场人身上。作者眼睛在满校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真是自有笔墨未有此文也。此段须知在史公《项羽纪》诸侯皆壁上观一句化出来。 （第十二回夹批）

这是指《项羽本纪》记叙项羽破釜沉舟，只留三日粮，激励部下义无反顾地与秦军主力决一死战而大获全胜，气势逼人的壮烈事迹。

又指出《水浒传》有些情节和人物是可与《史记》高明艺术手段相媲美的精彩描写。

即如松林棍起，智深来救，大师此来，从天而降，固也；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一至于是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谷》《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敢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第八回总批）

又如洪教头入来时，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要写林武师，一笔又要写柴大官人，可谓极忙极杂矣。乃今偏于极忙极杂中间，又要时时挤出两个公人，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 （第八回总批）

接手便写王伦疑忌，此亦若辈故态，无足为道。独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换，有笔如此，虽谓比肩腐史 （司马迁受过腐刑，因此圣叹这里称《史记》为“腐史”） ，岂多让哉！ （第十回总批）

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 （第三十四回总批）

秦明中计、中了埋伏、陷入绝境时，“此时怒得脑门都粉碎了”，夹批：“怒得脑门粉碎。○看他定大怒，越怒，怒极，怒坏，怒挺胸脯，怒气冲天，转达怒，怒不可当，怒喊，越怒，怒得脑门都粉碎了，全用史公章法。 （第三十三回夹批）

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说：“我有个姐姐。”乐和所说哥哥，乃是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却自爷面上起。乐和说起哥哥，乐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说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无端撮弄出一派亲戚，却又甜笔净墨，绝无蠢彭亨之状。昨读《史记》霍光与去病兄弟一段，叹其妙笔，今日又读此文也。 （第四十八回）

亲上叙亲，极繁曲处偏清出如画，史公列传多有之，须留眼细读，始尽其妙，无以小文而忽之也。 （第四十八回眉批）

前文写朱仝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衬知府舐犊之情也。此篇写徐宁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岁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后，而先世留下镇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轻弃于人也。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窃用其法也。 （第五十五回总批）

“向闲处设色”，即在过渡处、不令人注目处写出、精彩出色的细节。

另如圣叹赞誉第四十三回石秀刚请求戴宗推荐到梁山入伙，杨雄带着众多公人闯来，冲散了他们，石秀转而进入了杨雄的生活圈子，情节转折，自然而巧妙：当石秀正欲诉说些心腹之话，投托入伙， （移云接月之笔。 人但知接下之疾，岂复料此文乃直兜至翠屏山后耶？） 只听得外面有人寻问入来。三个看时，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里来。戴宗、杨林见人多，吃了一惊，乘闹哄里，两个慌忙走了。夹批说：“卸去戴、杨，交入杨、石，移云接月，出笔最巧。子弟少时读书，最要知古人出笔，有无数方法：有正笔，有反笔，有过笔，有沓笔，有转笔，有偷笔。上五法易解。所谓偷笔，则如此文是也。盖一路都是戴宗作正文，至此忽趁势偷去戴宗，竟入杨雄、石秀正传，所谓移云接月，用力不多而得便至大。知此，则作《史记》非难事也。” （第四十三回） 分析此回用“移云接月”手法，巧妙转换情节的高明手段，达到可以轻松写作《史记》的水平。

有的事件描写，达到《史记》中优秀篇章的水平，例如第四十六回宋公明决定一打祝家庄时，金批赞赏梁山领袖指挥和调度的正确和英明：商量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 （一寨之尊，写得好。） 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 （根本重地，写得好。） 原拨定守滩守关守酒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 （各有专司旧令，不许调遣，写得好。） 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 （补署新到头领，写得好。 将打祝家庄，却先写许多不打祝家庄者，如此文字，虽在《史记》， 不可多得。） 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夹批接连说：“前军写得好。”“后军写得好。”“军行粮接，写得好。○以上数段，岂真写山泊号令哉，亦所谓寓言十九，意在讽谏也。”

圣叹认为《水浒传》的不少段落或篇章，在事件和人物的记叙方面，与《史记》可以媲美，而且是可与《史记》中的精华部分媲美。

在文笔上，圣叹认为《水浒》与《史记》有时也可相媲美：

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说：“我有个姐姐。”乐和所说哥哥，乃是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却自爷面上起。乐和说起哥哥，乐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说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无端撮弄出一派亲戚，却又甜笔净墨，绝无蠢彭亨之状。昨读《史记》霍光与去病兄弟一段，叹其妙笔，今日又读此文也。 （第四十八回总批，第215页）

有时《水浒传》的一些奇恣笔法甚至还超过《史记》：

此回多用奇恣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阅武坊卖刀，大汉自说宝刀，林冲、鲁达自说闲话；大汉又说可惜宝刀，林冲、鲁达只顾说闲话。此时譬如两峰对插，抗不相下，后忽突然合笋，虽惊蛇脱兔，无以为喻，二也。还过刀钱，便可去矣，却为要写林冲爱刀之至，却去问他祖上是谁，此时将答是谁为是耶！故便就林冲问处，借作收科云：“若说时，辱没杀人。”此句虽极会看书人，亦只知其余墨淋漓，岂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节堂，是不可进去之处，今写林冲误入，则应出其不意，一气赚入矣，偏用厅前立住了脚，屏风后堂又立住了脚，然后曲曲折折来至节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 （第六回总批）

认为《水浒传》的以上描写奇恣笔法，即使司马迁也写不出。这个评价是奇高的。

有时《水浒传》甚至在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方面也胜过《史记》，例如：

（圣叹归纳梁山义军到江州劫法场，相救宋江的共有） 三路人马：第一路，梁山泊来的共计一十七人， （看他许多大将。） 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 （看人许多手下人。 一结。） 第二路，浔阳江上来接应的九筹好汉， （看他又是许多大将。） 也带四十余人， （看他亦有许多手下人。） 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撑驾三只大船，前来接应。第三路是黑旋风李逵。夹批特地指出：“看他单是一个人。○上文结叙山泊、江上两枝人马，可称雄师。此单是李逵一个，亦不可不称雄师。笔墨之妙，史迁未及。” （第四十回）

中国古代经典历史著作有《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其共同的特点是记载和叙述事件与人物，比较具体而生动。《后汉书》的一些篇章和段落，《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一些人事的记载，也有这个特点。其中《史记》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左传》和《汉书》，然后是《国语》和《战国策》。金圣叹将《史记》看得最高，将此书列为“第三才子书”，也重视《左传》《国语》《战国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选录了多篇段落，作为文章典范，予以评批。

金圣叹的《史记》观，钱锺书颇有相似处。钱先生认为《史记》中的有些记载，例如无人处、密室中的对话、自语和一些情节，谁知之？《史记》用的就是虚构的小说作法。这是著名论点。

另如，前人一贯以《史》《汉》、班马并举，而金圣叹专举《史记》，而不谈《汉书》，良有以也。钱锺书说：

（《项羽本纪》）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引“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贯华堂本《水浒》第四四回裴?黎见石秀出来，“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连忙道：‘不敢！不敢！’”，“连忙出门去了”，“连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华者欤。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

接着钱锺书又举多例说明《汉书》改动《史记》后“索然有底情味？” 后又引周振甫曰：“马之胜班，非以其行文之‘朴赡’，乃以其记事之翔实。”

金圣叹与钱锺书对《史记》和《汉书》的取向，英雄所见略同。

钱锺书带着非常赞赏的语气，引述金圣叹的论点，举了《金批水浒》和《史记》做例子，为金圣叹提出的“《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传》已是件件有”这个重要观点提供了例证。他还正面肯定小说与史书的写作颇有相通之处，参见本书钱锺书的金圣叹评论述评。

综上所述，金圣叹的《水浒传》和《史记》比较、小说和史书比较的论说，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创作尤其是当代的创作，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水浒》情节描写的艺术至境和极境

《水浒传》中情节描写的至境和极境，即到达顶峰的高度，金圣叹称为“奇绝”。

作为小说，最能吸引读者的是精彩情节。金圣叹在《读法》中，分析和总结了《水浒》精彩绝伦的情节描写和第二次更为奇绝的同题描写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金圣叹分析和总结《水浒传》的情节设计和描写到了至境绝境。而且其中还有两个层次。

金圣叹指出，《水浒传》中能写出精彩绝伦的情节，已经是至境、绝境了，但这还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水浒》而且还能将这样精彩到极点的场面，都能写两遍，两遍皆奇绝，有时第二遍甚至还更精彩。

金圣叹总结《水浒传》具有这样极高难度成双成对的精彩情节设计，竟然有十组以上。这是《水浒传》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罕与伦比的伟大著作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只有金圣叹，能鲜明揭出并精彩分析和评论了这个伟大艺术成就，他在《读法》中说：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

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不仅以上三种内容，《水浒传》中的不少精彩内容都达到这个艺术水准，都写出两篇，第二篇与第一篇相比，也都“一发奇绝”。圣叹又在总结写作方法时，在再次例举以上三种内容后，又例举情节完全相似的两种不同写作方法的三种佳例：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又梳理情节部分相似的四种佳例：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在书中的评批中，金圣叹又曾在第六十八回总批第二段指出：《水浒传》喜欢重复写相似的情节，如二解越狱，史进又要越狱。此回忽然以“月尽”二字，翻空造奇，可知最狭窄的题目，其中都有无数异样文字，只有大才才能洗发出来。

此回总批第三段，又指出在如火如荼的战争之中，偏能夹出董将军求亲一事，作者善于变幻色彩。但此回前后史进向妓女求亲，董平向敌人求亲，也是成组的描写，而且各极其妙。

除了金圣叹所例举的以上12组情节外，还有邂逅故人的两个相似情节：

此回遇李忠，后回遇史进，都用一样句法，以作两篇章法，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两样局面，其笔力之大不可言。 （第四回总批，第100页）

还有先后两次参见两个长老的情节：五台山智真和大相国寺智清。还有如鲁达两番使酒。在五台山两番喝得酩酊大醉，大闹佛堂。第一次酒后大闹佛堂，奇绝了，后面他再次醉酒，酒后再闹一次，一发奇绝。另有一种相对描写，也是前后两种精彩情节的成对描写。例如：

武松蜈蚣岭一段文字，意思暗与鲁达瓦官寺一段相对，亦是初得戒刀，另与喝采一番耳，并不复关武松之事。 （第三十回总批，第464页）

如此，金圣叹揭示和分析、评论的《水浒传》精彩场面都写两次的佳例，共有14个之多。

实际上，《水浒传》成对的情节描写，充满全书，甚至可以说重要情节都作成对描写，例如：

武松两次杀嫂：潘金莲和孙二娘。

孙二娘两次杀和尚：头陀和鲁智深。

宋江和卢俊义之妻妾偷汉：阎婆惜与张三，贾氏与李固。

林冲两次夺权，奉送别人。第一次奉送给晁盖，第二次奉送给宋江。

武松、林冲和宋江初入牢中的相似而又不同的遭遇。

这样就有近20个重要情节，是连写两遍并各呈千秋的精彩描写。

金圣叹提到和重点分析的这十余组两两相对的精彩场面，都是首创性的艺术成就，其中“偷汉”，最为难写。“偷汉”，以前统称“偷情”，旧上海称之为“轧姘头”，今通称“婚外恋”，在爱情小说之中，染指者极多。因描写者极多，所以最难写，要写出特色、写出新意，极难。《水浒传》的描写最精彩，而且具体细腻，针对性强，无人可以模拟。例如：

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踅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砾，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簇文字。

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砾，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第二十三回总批，第354—355页）

这些还是“偷情”的前奏，而《水浒传》还极其擅长正面攻坚，在正式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裴如海与潘巧云眉来眼去、言语往来到逐渐“入港”的心理、动作和情景，既历历分明、栩栩如生、情深意浓、情景微妙，而又毫无浓盐赤酱、淫词粗语，达到情趣盎然，甚至诗意浓郁的艺术境界。

西方作家公认西方最杰出的爱情小说，名列第一、第二的是俄国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和法国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另有法国斯丹达尔 （一译司汤达） 《红与黑》、英国勃朗特《简爱》、美国霍桑《红字》等世界名著。这些小说都以婚外恋为描写和歌颂的主题，但其描写“偷汉”即“偷情”的具体过程，皆淡寡乎味，与《水浒传》的艺术描写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而众多的通俗小说极喜叙写此类内容，又多粗俗、庸俗甚至恶俗。《水浒传》的描写具体、细腻、真切而透彻，却又笔法干净、纯洁、含蓄而明丽。围绕潘金莲和潘巧云的婚外恋描写，金圣叹的评批细腻而精彩，本书在《金批水浒配角论》中略有举例，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分析，今再举两个评语以见《水浒传》婚外恋描写的极高成就：

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致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不复信有深秋蟹螯之乐。及至持螯引白，然后又疑梅圣俞“不数鱼虾”之语，徒虚语也。

王婆十分砑光，以整见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绝世文字。 （第四十四回总批）

“偷情”即婚外恋，是常见的题材，要写好极其不容易。西方小说在婚外恋“入港”时的描写都淡寡乎味。例如《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控制不住自己，终于失身的场面，小说描写鲁道尔夫拖着她沿着一个小池塘走去，两人讲了两三句缺乏兴味的话儿：

“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她说，“我这样听你的话是发疯。”

“为什么？……爱玛！爱玛！”

“啊！鲁道尔夫！……”这年轻夫人把头伏在他肩上说。

她的衣服和丝绒大衣贴在一起了，她白皙的颈子扬了过去，发出一声叹息，她周身无力，满脸泪水，她用手遮住脸，全身颤动着，顺从了他 。

这样的描写与《水浒传》中的场面有天地之分。

而《水浒传》能够成对描写的情节，尤以劫法场、打虎的描写，独此一家，空前绝后，精彩绝伦。因篇幅所限，这里以打虎为例，分析《水浒传》和金批的伟大艺术成就。

关于武松打虎，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是描写武松打虎的千古经典文字，金圣叹在回前总评说：

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浒》一书，断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写虎则不惟一篇而已，至于再，至于三。盖亦易能之事薄之不为，而难能之事便乐此不疲也。

的确，描写老虎，即“说虎”是非常困难的题材，中外古今除了《水浒传》，罕有表现，而徒手打虎，则只有《水浒传》才有。而《水浒传》对打虎心有独钟，竟然连写了三篇：武松打虎、李逵杀虎和解氏兄弟猎虎。

第一篇描写武松打虎，就非常精彩，首先精彩在突出打虎之极端困难：

写虎能写活虎，写活虎能写其搏人，写虎搏人又能写其三搏不中。此皆是异样过人笔力。

限于古时的条件，不能像今日动物园那样将老虎抓来关在笼子里，让人们尽情观赏，古时除了遇险，几乎没有人看到过活虎，更不可能看到活虎与人搏斗。事实是，古今中外也无人与活虎搏斗并战而胜之的记载。而《水浒传》能够刻画活虎，描写活虎与人搏斗，还写出活虎三次搏杀人而不成功的奇迹，因此其设计情节、描写奇迹的创作功力，是异样过人、无与伦比的。

这还不算是最精彩，更精彩的是：

吾尝论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计。即如写虎要写活虎，写活虎要写正搏人时，此即聚千人，运千心，伸千手，执千笔，而无一字是虎，则亦终无一字是虎也。独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无多，不惟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惟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安望令我作之耶！

如果要写活虎、写活虎与人搏斗，千人千心千手千笔也写不出、写不好，而《水浒传》不仅写出、写好一虎，还兼而写出一人。不仅能写出、写好一虎一人，还顺带夹写了多样景物——风沙树石。而且出色表现了“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金圣叹将景阳冈武松与虎相遇的人物、动物、景物和三者的气势概括得精确而动人——令读者读得目眩心乱。这样的精彩描写，后来再也无人能写出这样神妙的篇章和文字。

可是这还不算最精彩，还有更精彩的是：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武松被塑造成千古闻名的打虎英雄，可是《水浒传》竟然接连用五个情节充分表现他的怕虎。怕虎而处于死地而后生，靠打虎求得活命；怕虎之人奋勇打虎，这才写出真正的精彩。

但这还不算最精彩，竟然还有更精彩的，小说描写武松可怜猎户，他们为了捕获此虎吃尽痛苦，还要自备饭食、工具，生活也贫困之极，于是：

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猎户。知县见他忠厚仁德， （夹批：一篇打虎天摇地震文字，却以忠厚仁德四字结之，此恐并非史迁所知也。） 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

金圣叹的这段夹批极为精彩。打虎本是血性的壮举和血腥的事件，是一篇“天摇地震文字”，最后“却以忠厚仁德四字结之”，如此强烈的反差性的结局，“此恐并非史迁所知也”，连《史记》也写不出。为什么《史记》写不出，因为在历史上、生活中没有这样惊天动地的英雄有此关爱弱势群体的“忠厚仁德”的义举。《水浒传》塑造了这样的一位英雄，是首创性的伟大成就。这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最为艰险、最为惊人、最为残酷、最为恐怖的人虎生死搏斗，竟然是“忠厚仁德”为结局，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至第四十二回《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描写李逵杀虎，金圣叹于回前总评说：

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李逵见了老虎，全身发抖：

……只见草地上团团血迹。李逵见了，一身肉发抖；趁著那血迹寻将去，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李逵把不住抖……

武松虽然没有浑身发抖，但害怕老虎，吓得满肚的十八碗酒在一刹那化作浑身冷汗，与李逵浑身发抖的极度害怕是同等程度，只是表现不同。而李逵见虎发抖，心中害怕，不是见虎害怕，他绰号“张大胆”，绝不会怕虎，而是因为害怕老娘被吃，而惊慌、恐惧发抖！接着他看到“那鸟大虫拖著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心头火起、愤怒代替了恐惧，便不抖，他的“赤黄须早竖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 （小虎引入洞里。） ”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真正钻入虎穴，《水浒传》将其胆力无穷，表现得淋漓尽致。金圣叹夹批说：

入虎穴，意在得虎子也，既杀虎子，又入虎穴，岂不怪哉！○前有武松打虎，此又有李逵杀虎，看他一样题目，写出两样文字，曾无一笔相近，岂非异才！○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如虎未归洞，钻入洞内；虎在洞外，赶出洞来，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

这样的批语，精细入微地分析了小说原作的精妙绝伦。李逵接着：

伏在里面，张外面时，（绝倒。）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这孽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边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翦，（不知耐庵从何知之，奇绝妙绝。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此亦一剪却偏不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耐庵从何知之，诚乃格物君子，奇绝妙绝。）李逵在窝里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戮，（武松有许多方法，李逵只是蛮戳，绝倒。）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加一句，写得异样出色，真正才子之笔。）那母大虫吼了一声，就洞口，带著刀，跳过涧边去了。李逵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钻入洞，是何等大胆；赶出洞，又是何等大胆。直是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也。）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下去了。（不知何处去了，后却明白。）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写得出色。）自古道：“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夹批：骇绝之文。）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亦写一扑。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都躲过，是写大智量人，让一步法。今写李逵不然，虎更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死搏，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妙绝。）那李逵不慌不忙，趁著那大虫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颔下。（武松有许多方法，李逵又只如此。）那大虫不曾再掀再翦：（特写一句，表与武松文异。）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著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那李逵一时间杀了母子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著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是何等大胆，武松不肯。）已无有踪迹。李逵也困乏了，（只此句与写武松时同，俗笔偏不肯有此句，则何也？）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是何等大胆，武松不肯。）

金批还妙在将李逵所杀之虎，与武松面临的老虎作比较，将李逵杀虎处处与武松打虎相比较：

亦写一扑。○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都躲过，是写大智量人，让一步法。今写李逵不然，虎更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死博，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妙绝。

圣叹还两次强调“武松有许多方法，李逵只是蛮戳”，三次强调李逵“是何等大胆，武松不肯”。金批不仅评批精彩，而且将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的不同风格作鲜明而精当的比较，对读者的欣赏极具启发性，更其精彩。而金批的语言之优美生动和丰富多彩，更极具魅力。

第三次描写打虎，是第四十八回《解珍解宝双越狱》描写解氏兄弟受官府逼迫，限令三日内抓获老虎。他们在山上下了窝弓药箭，每天埋伏在树上：“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著且睡， （一路皆极写得虎之苦。） 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 （写大虫入园，亦不是一笔，妙。） 两个捻著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著箭便走。 （第一句是滚，第二句是走，第三句方是入园里去，妙。） 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 （上得虎不作一笔，此失虎亦不作一笔，可见文无大小，皆无浪笔。） ”

这里描写解氏兄弟猎虎，手法简便，不再作繁复描写，以免读者审美疲劳，而且打虎方法与前完全不同，写作方法换新。

两次描写艰难的题材，极为不易，金圣叹因此而着力总结和分析《水浒传》的描写手段。

例如描写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犯而不避，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即起先故意写得似乎雷同，后来则显示互不相同：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譬诸弈棋者，非救劫之难，实留劫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后天下之读吾文者，于是乎而观吾之才、之笔矣。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笔，为之踌躇，为之四顾，砉然中，如土委地，则虽号于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谁复敢争之乎哉？故此书于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是正所谓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于是始乐得而徐观其避也。 （第十一回总批，第191页）

今观《水浒》之写林武师也，忽以宝刀结成奇彩；及写杨制使也，又复以宝刀结成奇彩。夫写豪杰不可尽，而忽然置豪杰而写宝刀，此借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宝刀为即豪杰之替身，但写得宝刀尽致尽兴，即已令豪杰尽致尽兴者耶？且以宝刀写出豪杰，固已；然以宝刀写武师者，不必其又以宝刀写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宝刀照耀武师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宝刀照耀制使，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即欲不谓之非常，而英豪之色，千人万人，莫不共见，其又畴得而不谓之非常乎？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镳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铤而走险，以自表其“六辔如组，两骖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 （第十一回总批，第191—192页）

金圣叹又强调，两个相似事件的接连描写，“每每在两篇相接时，有笔力大过人处，无一笔相犯”。在两篇相接是，笔力雄浑，但毫不重复：

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如上文方写过何涛一番，入此回又接写黄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揽海，后一番，搅海翻江，真是一样才情，一样笔势，然而读者细细寻之，乃至曾无一句一字偶尔相似者。此无他，盖因其经营图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后随笔迅扫，极妍尽致，只觉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此书写何涛一番时，分作两番写；写黄安一番时，也分作两番写，固矣。然何涛却分为前后两番，黄安却分为左右两番。又何涛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预定成竹，即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则虽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间架既已各别，意思不觉都换。此虽悬千金以求一笔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第十九回总批，第299页）

综上所述，《水浒传》设计和写出精彩绝伦的情节，并能连写两遍，甚至第二遍更精彩，是首创性的伟大艺术成就。而且《水浒传》如此精彩绝伦的描写，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具有真正的独创性：这样的情节设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者无法模仿的。

而金圣叹发现和精彩分析、评论《水浒传》的这个伟大艺术成就，是首创性的伟大理论成就。

（四）人物性格塑造和典型理论

邓云乡说：“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从艺术技巧上来谈，《水浒》的人物造型，是比较突出的，内涵极富，变化极多，神态极真，可以说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宝库，必须深入地去分析、研究，体会、学习。‘看来容易却艰辛’，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功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问一声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自然很难回答。”

邓云乡对《水浒传》的极高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他又说，古人云：“大匠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研究《水浒》的艺术表现手法，包括人物造型及其它，金圣叹的批，迄今仍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它有关《水浒》的重要文献，大多是史事的考证或政治的评价。对于其文字艺术的技巧、人物造型的窍门等等研究，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邓云乡说，明清多种有关《水浒传》的重要文献，都无关艺术上的研究，只有金圣叹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邓云乡又说：“作者的艺术才华对人物造型的取舍，攫取什么，扬弃什么，如何以特有的艺术才华抓住客观人物的精髓，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这一点是大有高低，十分困难的。所谓‘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是艺术才华的可贵处，也是艺术才华的闪光处。这就是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说的‘锦心绣口’。没有‘锦心’，是没有‘绣口’的。没有‘才华’，也是没有‘艺术’的。”

金圣叹具体分析了《水浒传》作者的“锦心绣口”，亦即艺术匠心和具体创作方法。尤其是建立了性格理论。

金批《水浒》建立的性格理论，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美学史的重大艺术成就。

金圣叹的主要观点为：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金圣叹的以上观点，后世黑格尔美学的“这一个”与之相似甚或相同。

黑格尔于1806年写成的《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和阐发的“这一个”思想，成为他《美学》中论述“艺术理想”的理论基础；而《美学》中所论述的“艺术理想”，是他的“这一个”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挥。黑格尔第一次提出“这一个”时说：

当我说：这一个、这里、这时或者一个个别的东西时，我说的是一切的这一个、一切的这里 。

什么是这一个？让我们试就这一个的双重存在形式这时和这里来看，则它所包含的辩证法将具有一种和这一个本身一样的可以理解的形式 。

当我说：这是一个个别的东西时，则我毋宁正是说它是一个完全一般的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个别的东西；同样这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东西。

黑格尔还认为，“这一个”是特定的环境中的“这一个”：

构成个体性规律之内容的环节，一边是个体自身，另一边是个体所面对着的普遍的无机自然界，如当前的环境、形势、风俗、道德、宗教等等；特定的个体就要根据这些情况才可理解。它们既包含着特定的或规定的东西也包含着普遍或公共的东西，并且同时又是一种现成存在的东西，这现成存在的东西一方面把自己直接呈示在观察面前，另方面又以个体性的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

黑格尔虽然讲得复杂，其实质意思与金圣叹的论述相同。

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其美学理论也极得马恩的重视。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写道：

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一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

与黑格尔一样，金圣叹并非就事论事地孤立地分析和评论人物的性格，而是以广阔的历史、社会背景为基础，结合人物的命运予以观察、分析和评论。他说：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试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一。今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楔子总批，第27—28页）

他认为“构思一百八人之用心”必须要将社会环境、道德等角度为基础。

以上是他的基本观点。

在书前《读法》中，金圣叹提出《水浒传》人物的总论，自盗魁宋江，到梁山群雄，共有32人之多。其中宋江、李逵、吴用三人，有四段；鲁达、武松、花荣、阮小七、史进、呼延灼、公孙胜、李应、戴宗9人各有一段，杨志和关胜、秦明和索超、朱仝和雷横、卢俊义和柴进、杨雄和石秀，10人皆两人为一段；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燕青、刘唐、徐宁、董平8人为一段；而时迁和焦挺2人则仅提到了一下而已。

在具体描写的分析和评论时，金圣叹有一些列配套的精彩的观点。

金圣叹分析《水浒传》善于用人物描写的对比法来分析和评论人物的性格，以此写出了绿林好汉的众多性格和不同气质：

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仿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 （第四回总批，第100—101页）

鲁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夹批：鲁达与武松作一联，此等语俱要牢记，与后武松对看。） （第四回，第108页）

这是鲁达与武松两位英雄相同而有趣的描写的鲜明比较。第一段是他们命运和主要经历的比较，第二段则专就两人都恋酒的嗜好进行比较，两人都说有酒就有本事和气力，金圣叹提醒读者以后要将两人的酗酒行为和故事对看，两人都有因酒而惹事、闯祸的经历，指导读者欣赏《水浒传》善于将相同或相似的人物及其性格，经历和故事，写得各具精彩的出色描写。

在相同的比较中，也同时各有异彩。金批首先指出鲁达和武松最大的相同处是两人的一生命运的改变，都由妇女引起，这是两人极为突出的相同点，这里就是据此立论的。

但具体来说，鲁达是救助了许多妇女，因此而改变命运；武松是杀了许多妇女，因此而改变命运。金圣叹在作两人相同而有趣的比较时，同时精确写出两人的不同，以免读者发生误会。

又如花荣与武松对比：

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定少不得此人，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隽，合之双璧矣。 （第三十二回总批，第497页）

这是比较两位勇将的性格、气质和为人风格的不同。前者儒雅，后者豪勇。《水浒传》精心描写两位武艺高超的勇将在性格中还有阳刚与阴柔的不同风格，各呈精彩。

对比中，有性格的两极对比：

写朱仝、雷横二人，各自要放晁盖，而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便见雷横处处让过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则是朱仝又让过宋江一着也。强手之中，更有强手，真是写得妙绝。 （第十七回总批，第269—270页）

另如，金圣叹将五台山智真长老和东京大相国寺智清长老所作的比较也发人深省：

真长老云：“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善哉大德！真可谓通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也。若清长老则云：“侵损菜园，得他压伏。”嗟乎！以菜园为庄产，以众生为怨家，如此人亦复匡徒领众，俨然称师，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与菜园，则有间矣。三世佛犹罢休，则无所不罢休可知也；菜园犹不罢休，然而如清长老者，又可损其毫毛乎哉！作者于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台，以清占东京，意盖谓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也。 （第五回总批，第116页）

五台山智真长老在深山老寺静心修性，待人宽厚，同情和理解落难英雄的满腔悲愤，不仅力排众议同意他出家，提供庇护，而且两次宽容智深醉后大闹佛堂的惊天动地事端。为保护困境中的英雄，面对全寺僧众沸怨的压力，竟说：“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拒绝严惩智深。竟然将智深看得比无比庄严、高尚的佛像还要高尚。而东京大相国寺长老智清，将菜园——寺内的产业看护极严，以偷菜的众生为冤家，派智深看守，“以毒攻毒”，让人们自相残杀。圣叹批评智清在利益上珍惜自己的毫毛，一毛不拔，心中热衷利禄，所以是“闹热光棍”，而在深山不问世事、静心修行的智真则是“清凉法师”。两个称呼简洁而有力地道出了两僧的本质和性格的两极之异，文字上又是一个妙对，因此更显生动而有力。

在对比中，还有性格的同中有异的对比：

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第二回总批，第65页）

这种在同类的性格中写出鲜明的或细微的不同，难度极高，而《水浒》则能举重若轻，所以不是金圣叹特地指出，人们往往并无感觉，一经指出，则会恍然大悟。

除了对比之外，还在比较中揭示人物性格描写的递进作用。例如对鲁达、林冲、武松三人作递进的描写：

吾尝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呜呼！耐庵之才，其又岂可以斗石计之乎哉！

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譬诸闾吴二子，斗画殿壁，星宫水府，万神咸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丽即真丽，丑即真丑。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别藏分外之绝笔，又有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今耐庵《水浒》，正犹是矣。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我得而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形状与如鲁、如林、如杨者之结束也。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恣月彩，分外之绝笔矣。如是而尚欲量才子之才为斗为石，呜呼，多见其为不知量者也！

将宋江与众多英雄人物的性格和本质作系列比较：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第二十五回总批，第395—397页）

刘再复以这段论述为例，批评金圣叹在两重性格、性格对照方面“还是一种朴素的直观，还没有形成自觉的理论。他更重视的是低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他处处不放掉的是指出宋江与李逵的对照，以致宋江与其他水浒英雄的对照，而且这种评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段评点相当集中地反映了金圣叹的美学观。金圣叹的评点始终把李逵当作可爱的典型，把宋江当作可恶的典型，人为地把两人的性格到处进行对照。这种评点，实际上并没有反映《水浒传》塑造宋江的成就。”“对宋江的真实性格的描绘，是《水浒传》艺术上成功的一个重大因素。施耐庵没有主观地把宋江理想化，把他写成完美的英雄，也没有把他丑化，写成一个恶魔。施耐庵对宋江的态度也是带有二重性的，他既对宋江的英雄行为加以赞美，对他的动摇行为确实有所鞭挞 （当然这种鞭挞不是由作家直接出面） 。而金圣叹对宋江的评论，没有反映施耐庵的审美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未能正确地肯定塑造宋江形象艺术成就。他把艺术的宋江形象描绘成各种反面特征的集合，描绘成一个由狭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汇合起来的十足的坏蛋，一个绝对化的单一性格，这显然是人为地丑化宋江的形象，这种艺术观是不足取的。” 此书中对金圣叹有多次类似的评批 。

我们评论金圣叹的宋江评论，不能像刘再复一样单看这一段文字，而要观察全书中的评批，本书的《金批水浒宋江论》已经详细分析金圣叹对宋江性格的两重性有着完整的认识和仔细的评论。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批评金圣叹是表层的两重性格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例如《水浒传》描写鲁智深性格粗人偏细，行事阔绰而扎实：智深暗中跟随林冲，竟至于不远千里，护送林冲。当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 （夹批：急语可怜，正如渴乳之儿，见母远行，写得令人堕泪。） 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 （夹批：天雨血，鬼夜哭，尽此二十一字。） 智深一贯如此，当初为保证金氏父女顺利离开，他寻思 （夹批：粗人偏细。） 不让店小二阻拦，曾坐在客店的板凳上苦守2个时辰 （实足4个小时） 。他在桃花庄帮助刘太公妇女抗争强盗的强娶时，也是如此。他救助别人不仅心细，而且方方面面负责到底，认真实践他那“救人须救彻”的原则。

鲁智深机警敏锐，关键时听人话语，心细如发。他寻找林冲不着，但“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寻人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先预感这厮路上要加害林冲，后耳听两个公人做神做鬼，预知他们不怀好心，而他自己如影随身地紧跟着他们，却令三人毫不察觉；而两个公人假装恭问身份，智深马上察知其动机，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警觉万分。总评第四段说，公人试图打听智胜来历，被智深喝断，后又被林冲揭破，都出人们意料，笔法高明，犹如空中之龙，真极奇极恣之笔。

他为保林冲安全，仔细地了解到，他们分手时，近沧州只七十里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鲁智深打听得实了 （第八回夹批：写得何等恩义周匝） 才肯离开。

因此，《水浒传》描写人物性格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写出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写出性格中的对立的统一。金批充分揭示、分析和总结了《水浒传》的这个艺术特色，在中外美学史上首先建立了两重性格理论。

金圣叹的性格理论，精义还有很多。例如揭示《水浒传》善于描写人物性格在命运的转折和改变中发生激变。以林冲为例，林冲性格因怨毒而激变：

圣叹蹙然叹曰：嗟乎！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林冲弭首庑下，坐第四，志岂能须臾忘王伦耶？徒以势孤援绝，惧事不成，为世眀笑，故隐忍而止。一旦见晁盖者兄弟七人，无因以前，彼讵不心动乎？此虽王伦降心优礼，欢然相接，彼犹将私结之以得肆其欲为，况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与王伦颈血相吸，虽无吴用之舌，又岂遂得不杀哉？或林冲之前无高俅相恶之事，则其杀王伦犹未至于如是之毒乎？顾虎头针刺画影，而邻女心痛，然则杀王伦之日，俅其气绝神灭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第十八回总批，第284页）

林冲原本为人谨慎，对待高衙内的欺凌，能够克制；即使沦为囚徒后，他与洪教头比武时，洪教头气势汹汹，他能够谦让克制；进入牢房后，面对狱吏的欺凌，能够克制。到达梁山，受王伦欺凌，还是能够克制。但是火烧草料场，他感悟到对方不留余地的剪灭已经无法躲避，就愤而杀人了。在王伦勉强收留自己前后已萌杀心了，只是时机未到而已。时机一到，怨毒之气就立即全部释放出来，与仇敌以刀刃相见。

金圣叹还揭示《水浒传》打破描写人物应该有起始又有结果的常规，将重要人物写得无首无尾。他认为王进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一百八人，则诚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 （第一回总批，第44页）

这一段评论，分析王进“无首”的描写是高俅上任，他点名不到，与高俅自始至终不照面，一开始就不正面相见。“无尾”是王进避祸离京，投奔延安后，出于读者意料的是终无音讯。这样的奇特描写，开端令人感到场景自然而实际暗寓深意，人物的下场毫无信息而让读者不免牵挂，充满悬念的人物前景，有力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致，而最终心怀遗憾，让小说长久留在读者心头。名言有“神龙见首不见尾”。《水浒传》用这个悬念引人的原则，描写王进的命运。

妙在这段评论，用“神龙”比喻王进，同时提出“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的人生原则，教育青年读者要刻苦学习本领——古代没有职业学校制度，就要将父亲的本领学到手，继承父亲的事业；同时要有赡养母亲的志向，要有效养活母亲的能力。圣叹的批评中曾强调“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只有成功修身治家，在家孝父母的青年，才可能是国家的忠臣，百姓的忠臣。

金批又巧妙地从“无首”，引申至“乱世不应出头”，从“不见其尾者”，启示青年：“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孔子说：“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诸葛亮说：“苟全性命于乱世。”金圣叹结合《水浒传》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描写，用自己的独创性的“无首无尾”这样的语言重新阐发孔夫子和诸葛亮的名言和人生原则。通过具体描写的形象、情节，作出引申和借题发挥，是金批最为擅长的高明手段之一，也是金批思想、文字优美、生动、隽永的表现之一。

关于金圣叹人物性格理论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历史贡献，滕云首先指出：“金圣叹的性格创造论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相较，也比他们自古迄十七世纪势力仍很大的类型说细致深入前进得多。” “当金圣叹在中国十七世纪文学论坛上崛起之时，在西方，是并没有可以与之并驾的小说理论家出现的。”“金圣叹出，更使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获得全面的、深入的长足进展。迥视西方，无人差可比肩。”“西方产生在文学史上有突出地位和有独立意义的小说理论批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事，那是在金圣叹之后一二百年了。”“我们研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确要眼光开阔一点，……还要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范围，开阔到世界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范围。我们应当这样看金圣叹的历史贡献，我们必须这样来看金圣叹的历史地位。”

但是滕云认为西方18世纪至19世纪的小说理论，与金圣叹相比，“到那时候，他们是后来居上了”。事实显然相反，中国和西方的后人只是重复了金圣叹的观点，至今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仅是在表达上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