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通先生
我在见到马克斯·凯兰达之前，就有些不喜欢他。
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远洋客轮的运输任务非常繁重，很难订到客舱，你不得不接受代理提供给你的选择，根本就不能指望有间自己的单人舱。我很高兴订到了一间双人舱，但当我听到同舱旅伴的名字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这个名字令我窒息，一想到将和凯兰达一同度过十四天（从旧金山到横滨），就觉得这会是一次多么糟糕的旅程。我反感这个名字，哪怕同舱的人叫史密斯或布朗都会好些。
当我登上船进入客舱，发现凯兰达先生满是标签的大包小包已被放在床下，那些蠢大的衣柜箱子和外观难看的手提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一进卫生间，我发现他真是个科蒂的优秀赞助商，脸盆架上摆满了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那支乌木的牙刷上还印着镀金的凯兰达名字的缩写。
我一点都不喜欢凯兰达。
我来到吸烟室，叫了一副纸牌，刚要玩的时候，一个男人来到我面前并跟我打招呼。
“我是凯兰达先生。”他说道，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并坐了下来。
“噢，是的，我想我们同住一个舱室。”
“我认为自己很走运，因为我听说你是英国人。能在海外遇到同胞，令人非常开心，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眨了眨眼睛。
“你是英国人？”我有些不得体地问道。
“当然，你不会认为我是个美国人吧？我是个标准的英国人。”为了证明，他掏出护照给我看。
英国有很多奇怪的人。凯兰达先生个子很矮，体魄健壮，皮肤黝黑，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富有肉感的大鹰钩鼻子上方有一双光泽水润的眼睛，一头时尚的卷曲黑发。他在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还伴着丰富的手势。我又仔细查看了他的护照，他确实出生在英格兰，而不是其他天空比英格兰更加湛蓝的地方。
“你想喝点什么？”他问我。
我疑惑地望着他。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绝对没有酒的，当我不渴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要哪种，我不喜欢姜汁汽水或柠檬汽水。但凯兰达狡黠地对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水和干马提尼酒都有，只要你说句话。”
之后，他从两个后裤兜里各掏出一个酒瓶，并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选择了干马提尼酒，让服务员拿来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非常好的鸡尾酒。”我说。
“嗯，我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酒，如果船上你还有朋友的话，让他们一起来分享吧。”
凯兰达先生非常健谈，他谈到了纽约、旧金山，还与我讨论了戏剧、绘画和政治。
他是非常爱国的。
英国国旗是面令人肃然起敬的旗帜，但当它被来自亚历山大或贝鲁特这类人挥舞的时候，不禁使我生出一种它有失威严的感觉。
凯兰达先生很自来熟。
我自然也不喜欢总是端着一副绅士般的架子拿腔作调，但我还是比较习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称呼我时，应该在我的名字前加“先生”，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我确定凯兰达先生并没有这样礼貌地称呼过我。我不喜欢凯兰达先生。
当他坐下来时，我把纸牌放到了一边，但是现在，我只想赶紧结束持续了足够久的第一次交谈，我又拿起纸牌继续玩了起来。
“把3放4上。”凯兰达先生说。
当你自己专心玩牌的时候，再没有什么比别人在一边给你指手画脚更加令人懊恼的事了。
“要通了，要通了，”他呼叫起来，“把10放在J上。”
我满心愤懑地耐着性子玩完了这局。
然后他一把将牌抓了过去。
“你喜欢用纸牌变魔术吗？”
“不，我反感纸牌魔术。”我回答。
“好吧，我马上给你演示一下。”
他要我记住三张牌，但我说我打算去餐厅找个座位坐下来。
“哦，没关系，”他说，“我已经给你订座位了，我想我们既然住同舱，那也应该同桌用餐。”
我不喜欢凯兰达先生。
我每天都要跟他住在同一间舱室，与他在一个桌上共用三餐，不仅如此，不论我到甲板上散步还是去哪里，都得与他一起，根本无法摆脱。而且他永远不会意识到与他同行是会令人不愉快的，他以为你如他一样开心。这要是在你自己家里的话，你肯定会一脚把他踢下楼或当面狠狠地摔门把他关在外面，让他知道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他很善于交往，没出三天就几乎认识了船上每个人。他什么事都做过：他管理过清洁工作，主持过拍卖，为运动奖项筹过资，组织过掷环和高尔夫球比赛，举办过音乐会，安排过化装舞会。任何地方都有他，他无所不做，自然也成为这船上最招人恨的人。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当着他面也这样叫他。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赞誉。
他非常健谈，尤其在吃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绘声绘色地高谈阔论，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并且他还能言善辩，他感觉自己比世上任何人懂得都多。如果你提出了与他不同的观点，都会挫伤他那不可一世的自尊心，因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屈从于你，他坚信他对世间一切事物的判断正确、理解透彻，错误思维永远不属于他，为此他会坚持不懈地跟你争论，哪怕是个十分无聊的话题，直到最终把你说服方可罢休。船上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家伙。
一次，我们与一位医生同桌，凯兰达先生一如过去天南海北地说着，医生显得很懒散，而我也一副漠不关心、无所事事的样子。只是旁边那桌被称为拉姆齐的坐不住了，他跟凯兰达一样固执己见，并且非常鄙视自以为是的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激烈辩论。
拉姆齐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他来自美国的中西部，这家伙是个大块头，他一身的赘肉把衣服撑得紧紧的。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他的妻子独自回纽约在家里待了一年。拉姆齐太太俏丽娇巧，十分讨人喜欢，举止得体大方，谈吐幽默。虽说领事馆的工资微薄，她的着装总是很简朴，但她懂得如何打扮自己，她总能穿出独具特色、非同一般的效果。若不是她超凡脱俗的优雅特质和独有的女人魅力，我也不会特别关注她，从她端庄的外表上你找不到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但总觉得有朵鲜花绽放在她的衣服上一般。
一天晚上，我们一同用餐时，无意间谈到了珍珠。那时报纸上大量报道了精明的日本人正进行人工养殖珍珠，用于镶嵌。医生说这将无可避免地降低珍珠的价值，如今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将来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凯兰达先生习惯性地奔赴新话题，他讲了很多有关珍珠方面的知识。我不信拉姆齐对此了解更多，但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反驳的机会。只过了五分钟的时间，两人便进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以前我见过凯兰达激动争辩的状态，但从来没见过像今天这样如此亢奋。最后，拉姆齐说了句什么话刺痛了凯兰达先生，他敲着桌子喊道：
“好吧，关于珍珠的问题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正要到日本去谈珍珠生意，我很在行，并且任何一个行家都会认可我对珍珠的认知。我知道所有世界上最昂贵的珍珠，而没价值的也无须了解。”
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个新闻，凯兰达先生虽说话很密，但他从来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是去做生意的，大家只模糊地知道他是为了一些商业差事去日本。他得意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那些人工养殖珍珠绝逃不过像我这样的行家的眼睛，只需瞟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那条项链说，“拉姆齐夫人，相信我，你戴着的这条珍珠项链的价值将来绝对不会比今天降一分。”
拉姆齐太太那张端庄的脸微微发红，把项链塞到她的衣服里面。
拉姆齐探过身子，他向我们使了个眼色，带着几分讥讽的微笑。
“拉姆齐太太的珍珠项链非常漂亮，对吗？”
“对，一见面时我就注意到了。”凯兰达答道，“哎呀，当时我还在心想，这些珍珠都是真的！”
“当然，这不是我买的。你觉得它值多少钱？我很想知道。”
“噢，在商场里买要一万五千美元，但如果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买的话，三万美元才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
“听到事实你会惊讶的，这是拉姆齐太太离开纽约前一天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总共花了十八美元。”
凯兰达先生的脸一下红了。
“胡说，这不仅是真的珍珠，而且还是我所见到的这种规格中品相最好的。”
“你敢打赌吗？这是假的，我用一百美元跟你赌。”
“同意。”
“噢，埃尔默，你不能拿你确定的事跟人打赌。”拉姆齐太太的唇边带着微笑，语气温和地说。
“我不能？如果有这样轻易捡钱的机会，傻瓜才不捡。”
“但怎么能证明它是假的？”她接着说，“仅仅是我说的跟凯兰达先生说的不一样而已。”
“让我看看项链，如果它是假的我立刻就告诉你，我宁可失去一百美元。”凯兰达说道。
“摘下来，亲爱的，给这位先生看看，这是他自愿的。”
拉姆齐夫人犹豫片刻，她将手放在项链的钩子上。
“我不能摘下它，”她说，“凯兰达先生，你就相信我的话吧。”
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我想不出要说什么。
拉姆齐跳了起来。
“我给你摘。”
他把项链递给凯兰达先生。凯兰达先生从兜里掏出放大镜仔细看了起来，胜利的微笑在他那黝黑油亮的脸上慢慢铺展开来。
他把项链还给拉姆齐太太，正打算宣布结果，忽然瞥见拉姆齐太太面无血色，看上去仿佛就要晕倒，她死死地盯着凯兰达，眼神显得无比惊慌，似乎在不顾一切地向他祈求。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切拉姆齐竟没发现。
凯兰达先生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你几乎能看到他内心的纠结，他在努力说服自己。
“我输了，”他说，“这的确是件非常好的仿制品，其实，我用放大镜已经看出是假的了，我想也就值十八美元。”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百美元，二话没说就递给了拉姆齐。
“我年轻的朋友，这就算是个教训吧，以后别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接过钱。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迅速在船上传开了，凯兰达先生那晚不得不忍受别人对他的嘲笑。这件事也确实是一个笑话，因为“万事通先生”被拆穿了。拉姆齐太太推说头痛，回了自己的特等舱。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后正在刮胡子，凯兰达躺在床上抽烟。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刺啦声，只见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向外看，门外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看见是写给凯兰达先生的，信上的字是印刷体，我把信递给他。
“谁写的信？”他把信打开，“噢！”
他拆开信封，那不是信，而是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他看着我，脸红了起来。
他把信封撕成碎片交给我，说：“你介意帮我从舷窗扔出去吗？”
我按他说的做了，然后微笑地看着他。
“没人喜欢被人看成傻瓜。”他说。
“珍珠是真的吗？”
“如果我有一个如此娇妻，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待一年，而我住在神户。”他说。
此时，我好像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他掏出钱包，小心翼翼地将一百美元放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