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王明路线”，“左”倾之风盛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转入农村。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中先后建立起多个苏区。但是，由于对革命认识深度的不同，中共中央与地方苏区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矛盾与“王明路线”在中央的推行是分不开的。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不到两年的王明就进入了中共领导层，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升任政治局常委。王明的上台并不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什么巨大的贡献或有什么崇高的威望，除了其老师米夫的赏识之外，恰逢共产国际对中共当时的领导人李立三和瞿秋白不满，王明通过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大力批判而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

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正在武昌读书，在运动中被推举为学生领袖。他假期回老家组织游行示威时，被当局注意，当局扬言要抓他。王明的姨夫得到消息，连夜送来盘缠让他逃到武昌。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王明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的开端可谓一帆风顺。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后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大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对他格外器重。王稼祥在批判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

链接一：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1925年10月7日，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该校曾培养出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等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对王明在党内地位的快速上升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王明由此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麾下的小团体。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了一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在这期间，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左”倾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严重。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都是在苏联形成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激进，他也亦步亦趋。

链接二：米夫

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1901—1938），乌克兰人。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5年后，历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7年曾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来华。1928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至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次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行将王明等人安排进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1935年后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校长、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死于“大清洗”。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次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主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青黄不接，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曾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斥，领导层需要换血，而王明等人作为新鲜出炉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这一年，王明27岁。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推上来的领导人，自然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王明上台伊始，就出版了他写的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立三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却在《两条路线》中全力去批判“立三路线”所谓“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尽管他抓住了“立三路线”的某些错误，但由于他站在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立场上去批“立三路线”的右倾，这样就从根本方面批歪了，从而在全局上就批错了。

不仅如此，王明还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提出了在新的形态下“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都指出，中国现时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却只提是半殖民地国家。在“半殖民地国家”理论的指导下，王明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不是两大任务，而是三大任务，即反帝反封建反资。既然革命的对象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就被王明大大减弱。王明不仅把民族资产阶级一脚踢出了革命动力的行列，甚至把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赶出了革命的队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夸大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进行革命转变。甚至提出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陷入“左”倾的革命超越论。王明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左”倾主张，形成了一条形态完备的“左”倾路线，将把中国革命引向更加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