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赣州之争，毛泽东始受冲击

此时在江西，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红军通过三次反“围剿”，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然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将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21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克服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取得的重大胜利。

然而，王明为了贯彻其“左”倾路线，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视员”等就地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1931年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人称“三人团”。

任弼时，湖南汩罗人，毛泽东的大同乡。1921年春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央总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才27岁。由于具有留苏经历，被王明认为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而受到重用。他是被派到中央苏区“三人团”中掌管实权的人物。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时年25岁。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自然是王明信得过的朋友。

顾作霖，1908年1月出生于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县徐行镇），时年23岁。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左”倾教条主义波及了中央苏区。当时苏区从实际出发的干部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但都被称作“右倾”而加以打击。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其实，当时苏区面临的局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不但仍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还须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围剿”。远处上海的临时中央此时推行的却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要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主要推行人是博古。

博古（秦邦宪），1907年出身于无锡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

1925年11月，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他取俄文名“博古诺夫”，这便是“博古”名字的由来。博古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并以王明为核心，形成一个由博古、凯丰、何子述、洛甫等28名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宗派，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通过王明，博古还结识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演讲极富煽动力。而他的热情奔放也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负责人是李立三。出于对中国革命现状的过高估计，同年6月11日，李立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发言，矛头直指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

链接三：向忠发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几天后，向忠发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谈话，宣布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贴得更近了。几个月后，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迫于米夫的压力，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人的处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与他“共患难”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4月，博古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临行前他选定博古负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总责。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决定。当时博古只有24岁，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几乎是对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实执行。王明让博古负总责，而自己不担任总书记，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分子。其二，博古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资历浅，斗争经验少，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又忠心耿耿，这非常有利于王明遥控指挥。其三，王明一旦从苏联回国，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总书记这把交椅。于是，“王明走了，王明路线却留下了”。

1932年1月9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更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要求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

当时，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到苏区前，周恩来也同意进攻赣州，但在他到苏区同毛泽东等交换了意见后，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确有困难。临时中央不肯接受来自前线的意见，在复电中仍命令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决定还是不同意，但无法改变此决定，不得不去东华山“休养”。此时，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不顾主客观条件，坚决主张打赣州。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攻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有人恶狠狠地说，待打开赣州再和老毛算账。

赣州战役历时33天，不仅城未攻破，反遭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宝贵时间。同时，在政治上反而缓和了广东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尔后反“围剿”作战增添了新的困难。

在战法运用上，违反了战略上持久、战役战斗上速决，战略以少胜多、战役战斗以多胜少，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等重要原则。这些都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战役指挥上的失误主要有：敌情不明，贸然攻城；对援敌主要方向判断上重南轻北；兵力使用不够集中，攻城与打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表示，红军没有在国民党军队援军增援时积极打援，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在之后的回忆中认为，前三次的反“围剿”胜利使中央冲昏了头脑，直接导致其放弃游击战术，转而攻打大城市。

由于战事的失利，同年3月，项英拜访被冷遇的毛泽东，并请其重新出师参与军事策划。随后，红军取得了漳州战役的胜利。攻赣州，本来就是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当时就竭力反对，但后方首脑们却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把红军撤围赣州归罪于毛泽东执行中央的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正在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对苏区中央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中央局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1932年4月1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错误地指责道：“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5月11日，苏区中央局经过讨论，接受了临时中央的批评。但临时中央还认为不够，在20日又发给苏区中央局指示电，再次提出批评：“伍豪（指周恩来——引者注）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因此，在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任弼时等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被批评犯了“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最近一次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同志都接受了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向农村发展、扩大苏区的意见都采取反对态度。

不同于王明的无情打击，周恩来等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同志式的。在1932年6月9日苏区中央局发给临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讲道：“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结束，取得很好效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7月25日及29日，周恩来两次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由自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说，“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并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其意就是挽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军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