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前后方的三次矛盾

但是此时，临时中央依然顽固坚持“进攻路线”。在1932年5月20日发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明确指示，“应该明白的估计到，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着重指出“口上的苏维埃的讨论是机会主义的讨论”，并指责赣南会议是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奉命从漳州千里回师北上。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在占领南丰县城之后，准备攻打南城县城。抵达后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周、毛、朱、王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然而，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并不赞成此举，不同意休整待敌，要求秘密迅速北上，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

没过多长时间，前后方之间又为军事行动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年9月，湘鄂西与鄂豫皖的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立即北上出击，给两地红军以“直接配合”。然而，前方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对于北上出击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一方面建议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在运动中疲劳敌人，以争取歼敌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向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报告说，在目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不能立即北上作战，而应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是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周、毛、朱、王认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

就在前后方电报你来我往之际，苏区中央局收到了临时中央发来转给周、毛、朱、王的急电，要就蒋介石即将对赣东北进攻之势进行军事动员。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制定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红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作了部署命令，要求部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肃清反动武装，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以实现有利局面来夺取大城市，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这个训令虽然也说要争取夺取大城市，却与临时中央一向主张的“积极进攻”相左，引起了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他们一改中央局会议须在后方召开的前议，决定立即前往前方召开全体会议。并指出，对那种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到这时，苏区中央局成员觉得一段时间以来，前后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关键是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又未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局的意见，此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必须集中解决这个问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从瑞金出发，前往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