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路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从陈独秀的“理论到理论”到瞿秋白的“一次革命论”，从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到王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陈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唯书、唯上，不唯实。而这里的“上”和“书”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对中国革命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向来被当作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处理中国革命问题，基本上是根据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其圈定乃至包办。

1921年，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书记，事前得到了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1927年，陈独秀下台，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后来鲍罗廷又在中共五大上指定五人常委，却不说谁为首，而是会后带瞿秋白去了庐山。九天后鲍罗廷从庐山回来，便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后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又看上了向忠发，于是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这种包办中国革命的行为在1931年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达到顶峰。米夫起草的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是执行共产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就是这个“百分之百”，给筚路蓝缕的中央苏区和红军带来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仓促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过程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链接一：李德

李德（1900—1974），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通道会议后，虽然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同意，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李德却坚持要到湘西去。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立了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的目标。另外，这次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不再继续向湘西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顺利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并在此召开了猴场会议。此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把红军的战略任务定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另外，为了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此次会议还要求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作一次关于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地点选择方面的报告。这个决定意味着，由李德和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

博古和李德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拥有对红军的绝对指挥权，但是他们仍然掌握着对红军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毛泽东虽然可以过问军事上的事情，却没有决策权。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只能给博古和李德提意见，而采不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还得由博古和李德决定。

虽然红军成功渡过了乌江天险，暂时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可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摆脱党内的政治危机。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看到博古和李德对他们错误的军事方针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于是便产生了让毛泽东代替他们指挥军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