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第一”的王稼祥

在党和红军遇到危险的时候，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重新取得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有两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尤其是王稼祥，他是第一个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人，也是第一个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还是在遵义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这“三个第一”成就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稼祥是安徽宣城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他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5月，不满20岁的王稼祥就开始了反帝爱国活动。由于在活动中表现突出，这一年他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进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他总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且外表看上去非常清瘦柔弱，因此便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在苏联留学五年的经历为王稼祥的人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究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博古等人相识，因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曾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然而，与王明总是按照苏联人的思维模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不同的是，王稼祥思考问题，总是会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让他及时地摆脱了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

1928年，王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束在莫斯科的学习之后，他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随后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苏联留学经历，使得王稼祥特别希望把自己在苏联学到的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可是，在开始阶段，国内革命形势还是让理论知识非常丰富的王稼祥有些难以适应。

1931年4月对王稼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中共中央把他派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凭借着在革命根据地的优异表现，王稼祥当选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他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反“围剿”获胜后不久，年仅25岁的王稼祥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两个人相见甚欢，聊了很多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及各自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那个时候，王稼祥就觉得，毛泽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尤其是毛泽东讲道理时那种既简单明了又让人不得不信服的能力，让他印象深刻。

在与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的心情一直都非常舒畅。毛泽东认为王稼祥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对李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非常好。随着与王稼祥的谈话不断深入，毛泽东来了兴趣，就写了一副后来在苏区家喻户晓的对联送给王稼祥。对联是这样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随着对毛泽东了解得越来越深，王稼祥对毛泽东越来越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此时中共内部仍然没有摆脱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统治，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王稼祥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

当红军部队采取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地区挺进后，王稼祥已经知道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了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毛泽东。

在红军部队成功渡过乌江天险后，王稼祥担心博古和李德仍然顽固不化，不愿意放弃他们错误的战略方针，那会给红军部队带来非常大的危害。于是，王稼祥主动找到毛泽东，并对他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王稼祥首先想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王稼祥觉得，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与博古和李德一起共事，可是周恩来对他们的军事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而且，周恩来一直对毛泽东很尊重，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很佩服。因此，王稼祥觉得，周恩来一定会支持毛泽东的，至少也一定会保持中立。之后，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与张闻天。朱德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了，红军在他们两个人的带领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两人彼此了解、彼此敬佩。如今让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朱德一定不会有什么意见。张闻天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他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非常不满，对毛泽东则越来越支持。如果将让毛泽东获得红军指挥权的想法告诉他，估计他也会乐意接受。

在把几个主要领导人考虑一遍之后，又加上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时常与他和张闻天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王稼祥坚定了行动的信心。他开始积极奔走，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其他领导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在王稼祥的努力之下，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大部分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都同意在遵义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被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作一次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总结报告，周恩来被通知准备作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