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

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迫，会议日程也不同于以往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关于它的原始材料只有一份保留在中央档案馆长达20页的会议记录。记录者，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出身于四川广安一个农民家庭。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员，并于1924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邓小平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学习。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习经历，使邓小平迅速地成长起来。

1927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邓小平返回国内，到冯玉祥的军队开展工作，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山军事学校教官兼政治处处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参与了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活动，邓小平离开了西安，几经辗转，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加入邓中夏领导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链接三：八七会议会址

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5—139号，为一栋三层的西式楼房，建于1920年，原是英国人建造的公寓，名为“怡和新房”，一楼是外商开办的商店，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97.2平方米，建筑面积532.3平方米，二、三楼为住房。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武汉后，二楼成为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八七会议就在洛卓莫夫的住房内召开。会址保存完好，会议会场已经复原，一楼陈列有八七会议的史料和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确认了会议旧址。1976年和1982年依原貌两次进行修缮。1977年建立八七会址纪念馆。1980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的门匾。

当时，整个武汉都笼罩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情况非常危急。中共中央也被迫隐蔽起来，转入地下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时候，中央机关内缺乏办事人员，刚刚23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承担起了筹备会议的大部分工作。

虽然与会人员不多，但都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武汉的主要领导人，还有部分共青团以及湖南、湖北两省的代表，所以安全保密工作非常重要，会议地点的选择就更是重中之重。

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加上关于这次会议的文献记录并不多，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始终没弄清楚召开八七会议的具体地址，甚至一度认为会议是在江西九江召开的。直到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相关人员找到会议组织者邓小平，会议召开的地点才得以确认：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当时是苏联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家。

那是一栋西式三层楼的公寓，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开会地点。首先，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地区的搜查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严。其次，这栋公寓的环境非常幽静，四周稍有动静就能察觉。再次，公寓本身的结构很好。砖混结构，隔音效果不错。而且，从公寓屋顶的凉台可以直接进入隔壁的凉台，公寓的后门与一条小巷相通。即便出现紧急情况，与会代表也能通过不同路径迅速撤离。更重要的一点是，公寓的二楼是洛卓莫夫夫妇的住宅，二人是苏共派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运动顾问，是自己人，完全可以信任。

会议地点确定好后，怎样将会议地点通知与会代表，并保证他们能安全顺利到达，这个问题摆在了邓小平的面前。当时的情况下，稍有疏忽，就可能会给与会人员带来生命危险，给党带来重大损失。

根据邓小平后来的回忆，在通知与会代表时，他是分批进行的。考虑到代表们对武汉地形的熟悉程度不一样，邓小平要求那些不清楚武汉地形的代表不要轻易行动，并指派专门负责联络的交通员带领他们前往开会地点。对于那些熟悉武汉的代表，邓小平的安排是让他们自己前往。为了安全起见，邓小平考虑得非常周到，工作也非常细致，比如交通员一次带几名代表，代表是从前门还是从后门进入会场等这些细节问题，他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正是因为邓小平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会代表才得以全部安全抵达会场。据说，地下交通员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才把代表们分批带进会场。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太过凶险，中共中央在召开八七会议的时候采取了全封闭的形式，与会代表进入会场后就不得再外出，先期抵达会场的代表吃住只能待在那间会场里。这样一来，邓小平的工作就又多了一项——安排与会代表们的食宿。

武汉在全国是出了名的“火炉”城市，又适逢8月上旬，正是酷暑季节，但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代表们进入会场后就不能出去了，甚至连门也不能开。他们吃的是干粮，睡的是地铺，如同在烤箱里。为防中暑，邓小平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包仁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邓小平尽可能让代表们舒服一些，像代表们用以充饥的面包和稀饭，就是他和房子的女主人操办的。

所有会议的参加者中，邓小平是唯一的工作人员。他第一个带着行李进入会场，始终尽心尽责地为代表们服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他又做了详尽的善后工作，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人。时隔53年，邓小平曾故地重游，看到昔日的公寓楼已经变成八七会议纪念馆时，他感慨道：“当时我在这里待了六天，是最后一个走的。”

对于邓小平来说，八七会议是他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这次组织会议的经历锻炼了邓小平，成为他革命生涯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会议后不久，他随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开始承担起更多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