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同志们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抹煞，有功不骄，有过不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好的。因此就能平心静气，发现真理，发现错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领导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求领导人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是不可能的。占着领导地位的人（我们大家大小都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如此想：我说的话、决定的政策，应力求完满，缺点少，不犯错误。但事实却往往相反，运动发展过程证明总不是那样完满，原来的决定总会需要修改，甚至有根本的错误。下面工作的同志，要求上面的领导指示都是正确的，这当作一般要求是可以的，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领导者主观上要求不犯错误，结果也往往会有错误的。不怕有错误，只要能发现错误，寻找原因，迅速修正错误就好了。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从现象上来讲，最严重、妨碍群众最大的，就是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还有一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连孔夫子都反对，我们还能不反对吗？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不发动群众，不启发群众，不等待群众觉悟，而站在群众头上，命令群众，这是不允许的。为“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是错误的，不能鼓励，不能批准，不能撑腰。愈奖励愈来强迫命令，愈是“完成任务”，那就不得了。官僚主义是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反映到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一些党员受了影响。还有，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觉悟和文化程度不够，使那些官僚主义者能利用群众的弱点，钻空子来整群众。所以，领导机关要小心，不要看见形式上完成任务就奖励，那样可能上大当，奖励了官僚主义。奖励官僚主义的人，也是官僚主义。今后不仅要看是否完成任务，还必须考察是怎样完成任务的。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如何整党，如何斗争，如何分配，怎样搞就对，怎样搞就错。思想上必须提倡为人民做长工，要提得响亮。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可以退党。退党有自由，入党没有自由。如果有的党员站在人民头上胡作乱为而不受到打击，领导机关熟视无睹，不设法整顿，领导也有问题，要批评，要改正。同时，党内要表扬好的、为人民当长工的。要把表扬与批评结合起来。没有功而表扬，则是丑表功。我们是有功则表，无功则不表，有过则批评，无过不批评。有些地方单表扬是不对的。整党也要有批评有表扬。整党分为两步，一是由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去掉障碍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战果，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页

整党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要严格，不放任，不搞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对愿意改正错误、愿意学习的同志要热情帮助，要给他们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要把严格与热情结合起来，放任与冷酷都要不得。“不教而诛”是不对的，要教育才行。没有讲清楚，不处分；教育了，纪律说清楚了，再犯错误就要处分。处分第一次轻一些，二次三次重一些。该处分的必须处分，否则就失去了党的严肃性。要把讲清楚以前与讲清楚以后区别开来，这是领导机关的责任。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群众观点是革命观点、革命精神，它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情感都有联系。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彻底的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有创造力，能创造一切，群众是聪明的。不相信这些，就没有群众观点，就不会有群众路线。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有人以为要群众路线，就不要领导了，这种理解很简单、很庸俗。一切领导，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都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所谓走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走群众路线。问题是领导决定政策、考虑问题、决定办法时，要有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决定政策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政策决定后，要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拿到群众中去执行。对的，就有群众拥护；错的，就没有群众拥护。群众反对的、不拥护的，就有问题。我们的政策，唯一目的是为了群众利益。政策要群众自己去执行，但我们先锋队要领导，不要包办代替。群众没起来，去代替群众，是不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必须有领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说服教育。不是说，不要包办代替就什么也不做了，尾巴主义、自发论也要不得。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中国共产党前进了，那么中国也就前进，中国历史也就向前进；中国共产党后退了，大概中国是不会好的，也是要后退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现代史。我们的干部，如何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了解我们党的历史，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研究与了解我们党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1948年7月1日），《西柏坡档案》（一），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07-508页

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家一顿骂，也不要怕。只要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党的路线、方向上，即便一时不得彩，也不要怕，要能坚持，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要像鲁迅那样有骨头，没有骨头，是硬不起来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你们不受多次波折，怎么能锻炼出来！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09页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511页

对于新闻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很少有人对他们讲真话。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所遇到的不会这样了。但即使如此，如你问群众，今年的公粮怎么样，所得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的是表面的话。你们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群众就会拥护你们，你一到那里，群众就会找你反映情况。那时，记者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低的，影响大的、小的，就看出来了，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512页

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艰苦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光靠在这里学习三个星期，下去还不能把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方说，有时从群众中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个判断并不容易。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有的同志说，过去走了“干部路线”，现在要走群众路线，只提倡群众当家，反对干部当家。哪里会有不要干部的群众路线？那只能变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群众怎样当家？总要选派代表吧，不能几百万人一齐当家吧，干部还不就是他们的代表。许多同志认不清这一点，把群众当家和干部当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在分析之后加以正确的判断。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页

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页

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现在你们只有一百多个人。虽然工作上需要干部，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但不大。这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3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个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3页

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也讲过，我们不能希望马克思在几十年前就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做完，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们总要留一点事情给后人做。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很多，你要做起来，就不太容易，就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3-734页

有人会说：“我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不行吗？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但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5页

读马恩列斯的书，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认识中国革命经验与世界革命经验的关系问题，必须都学，废弃一面是不对的。废弃中国革命经验，就是“言必称希腊”，就是教条主义。也有些人认为凡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五四运动以来，不但党内，就是党外，也是如此。整风以后，党内在这方面纠正了。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就是学不学马恩列斯理论的问题。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6页

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不学行不行？不学不行。因为学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6-737页

季米特洛夫讲干部的四个条件中，就有一条，要能独立地决定方向。你们不能如此，就不是称职的干部。如果要算个好干部，够资格做领导工作的话，那就要能独立决定方向。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假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否则，就有一种危险，就是要后退一步，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情况更加复杂，不能前进，就要后退。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页

写字也要搞点“纪律性”，否则是无政府状态，主观主义，乱七八糟。这叫做不尊重民族语言的传统。毛主席曾挖苦过写“工人”二字弯两弯、加三撇的人，说他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不管别人懂不懂，叫做主观主义。这些现象要批评一下。最近各地写来的报告，审查之后，大错没有，小错一篇中可以找出一百个。语言不通，名词的解释不同，一件事就各有各的解释，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和农民不同。怎样才能使语言共同起来呢？就是要学习写文章，否则你们出去工作难以动笔。多写文章也能帮助读书。不但要学习写理论的文章，而且要注意写现实性的文章。写文章也是你们学习好坏的标准之一。学校要用正规办法，要考试，将来毕业要准备这一着。初级、中级的党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办下去，将来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西柏坡档案》（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