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担任了23年的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并且做了25年的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在主要的政策制定和行政活动中，我都处于焦点的位置。因此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从我的视角来讲述通用汽车公司的故事，我相信这自有其合理之处。鉴于类似的原因，我同样相信，本书中使用了那些我以前写的或者负责过的材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些材料要么直接用于制定某些政策，要么影响了某些政策，因此与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的某些事件息息相关。本书使用的这种方法，需要做大量的调研，所以需要大量的合作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我要感谢《财富》杂志的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在本书构思以及帮助我将我所知道有关通用汽车公司的事情——我可能得说，还包括很多在几年前，在我们刚开始构思本书时，我还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已经遗忘的事情——写成文字的过程中，我们都合作密切。我请求麦克唐纳先生跟我一起写这本书，《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就友善地批准了他的假期。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参考通用汽车公司的具体情况，撰写一系列有关美国商业的文章。随着我们对事实研究的深入，这项工程变得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设想。渐渐的，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指派麦克唐纳先生作为编辑，既是他自己的选择，大体上也是我的意愿。麦克唐纳先生的学识、技艺、想象力、职业标准以及他对商业战略的理解，使得本书最终得以付梓。
像感谢麦克唐纳先生一样，我也要感谢凯瑟琳·斯蒂文斯（Catharine Stevens），她从一开始就是我和麦克唐纳先生的亲密伙伴。十分幸运的是，她的精神、智慧以及她在组织和管理这个规模庞大且高度复杂的项目时显示出来的多方面的才能，都让我们受益良多。你也可以说，她也是我们的编辑。约翰、凯瑟琳和我自己是使这项工作得以运转并最终完成的驱动力。我们也从其他人士那里得到了帮助。
我要将我的赞赏和感谢献给我们的编辑及技术助理费利斯·福斯特（Felice Faust）、芭芭拉·玛伦（Barbara Mullen）和玛丽·罗斯（Mary Ross），感谢他们在为本项目长期服务过程中的忠诚和高效。我也想感谢多丽丝·福斯特（Doris Foster）、林妮·格里（Lynne Goree）和玛格丽特·布雷肯里奇（Margaret Breckenridge）的诸多贡献。
我也要感谢麻省理工大学历史副教授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感谢他作为我们的咨询历史学家和研究助理时所提供的帮助。我们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发展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大部分由他创造性地完成的，而且他还用心地审阅了我们大量的手稿、初稿。
有时我会在不同的地方拜访一些专业人士，他们的重要贡献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些人中，《财富》杂志的丹尼尔·赛里格曼（Daniel Seligman）凭借自己的编辑技巧和判断力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威廉·惠普尔（William Whipple）为整本书在编辑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我想向《财富》杂志的斯坦福·S.帕克（Stanford S.Parker）表示感谢，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将自己对经济学分析和评论组织的能力应用于很多领域——尤其是汽车市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中。
我还很感激《财富》杂志的查尔斯·E.西尔伯曼（Charles E.Silberman），之前任职于美国管理协会，现在任职于门罗计算器公司（利顿公司）的弗兰克·M.里西亚迪（Franc M.Ricciardi）、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财富》杂志的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之前任职于《财富》杂志的鲁斯·米勒（Ruth Miller）、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弗朗西斯·威尔逊（Francis Wilson）以及麻省理工大学的西德尼·S.亚历山大（Sidney S.Alexander），感谢他们提供的特别帮助；我还要感谢詹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的参与。《财富》杂志的玛丽·格蕾丝（Mary Grace）用她的慧眼审阅了手稿。《世界跑车》的作者拉尔夫·斯坦恩（Ralph Stein）根据自己对早期汽车史的具体了解，友善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著名的摄影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是我们的图片编辑。
虽然本书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并非公司层面的事情，我还是要感谢通用汽车公司总部和各地分部的配合。因为其中包含的人数众多，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向他们致敬，并对他们每个人为本书所做出的宝贵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咨询了很多的老朋友和助理，其中包括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已故的哈洛·H.柯蒂斯（Harlow H.Curtice）、哈利·J.厄尔（Harley J.Earl）、保罗·马雷特（Paul Marrett）、已故的理查德·H.格兰特（Richard H.Grant）、奥蒙德·E.亨特（Ormond E.Hunt）、查尔斯·斯图尔特·莫特（Charles Steward Mott）、已故的詹姆斯·D.穆尼（James D.Mooney）、约翰·L.普拉特（John L.Pratt）、迈耶·L.普伦蒂斯（Meyer L.Prentis）、小约翰·J.舒曼（John J.Schumann, Jr.）、已故的埃德加·W.史密斯（Edgar W.Smith）、已故的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小沃尔特·S.卡朋特（Walter S.Carpenter, Jr.）、已故的乔治·惠特尼（George Whitney）和亨利·C.亚历山大（Henry C.Alexander）。
有许多身处不同行业的人与我保持着通信或者前来拜访过，以帮助我解决写书过程中遇到的某个问题。我尤其想感谢温·墨菲（Win Murphy），W.C.杜兰特（W.C.Durant）以前的秘书，她帮忙回忆了1920年之前的许多事情；弗兰克·A.霍华德（Frank A.Howard），与他就调研的相关概念进行的交流让我受益良多；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与他的一次谈话让我对杜兰特先生有了新的认识；艾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他帮忙回忆了将东方航空出售给他的情况；已故的詹姆斯·H.金德尔伯格（James H.Kindelberger），他友好地审阅了本书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在北美航空公司的利益的那部分内容；阿诺德·J.泽克博士（Dr.Arnold J.Zurcher），他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赫德利·多诺万（Hedley Donovan），他对我们最初的手稿做出了明智的评论；以及我的弟弟雷蒙德（Raymond），他通读并评论了全书。
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地进行了调研和检查各个方面，以确保准确地涵盖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们仍然认识到，就像所有调研和写作的人都应该认识到的一样，人的视野存在着局限性。我只能说，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为读者们呈现出了准确的情形。虽然协助我进行写作的人员数量众多，且他们的很多贡献都直接在本书中得到了体现，但是我对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以及全书的内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
艾尔弗雷德·斯隆
纽约
196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