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匈奴源起及多情的鄂尔多斯艺术

当南俄罗斯草原、西西伯利亚和图尔盖河相继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提供活动场地时，东部的草原却被突厥—蒙古种族控制。这一种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被中国人称为“匈奴”，而在公元前9世纪，中国人就将这一地区的人称为“猃狁”、“荤粥”，或者更为笼统地称为“胡人”。

中国人对所谓的胡人的了解，也仅局限于那些居住在鄂尔多斯、山西、河北北部等边境的少数民族。在战国时期，中国就与匈奴有过接触。当时，赵武灵王攻打并降服了一些匈奴部落，同时夺取了山西大同和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由于正值天下大乱，为了有效对抗匈奴和敌国的干扰，赵武灵王向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旨在对赵国的骑兵实行全面的游牧化，学习匈奴机动性强的优点，从而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系列胜利。

游牧民族与中原接触不久，中国就出现了骑兵。匈奴的游牧生活同军事训练一体化，在交战中经常获胜，赵国吸取了几次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与匈奴同样的作战方式。不仅如此，赵国还在边境线上筑起了长城，以有效阻挡敌人的入侵。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就壮大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其首领称为“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其中，“撑犁”是指天，“孤涂”的寓意为地，而“单于”则指广大无边。辅佐单于的官员一般为屠耆王，“屠耆”的意思是“正直而忠诚的人”，分为左、右贤王。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匈奴人主要生活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这也是单于的居住地；左贤王作为单于的继承人，居住在西部的克鲁伦高地和乌里雅苏台附近。在屠耆王之下，匈奴还细分职务，包括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军、左右斗位等，最下级为十夫长。在迁徙过程中，匈奴部落能够像军队一样朝南行进，而且保持队形。

匈奴人的相貌特征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相似，他们身材不高，但很强壮，头大脸阔，颧骨突出，颔下留有一撮硬须；眉毛浓密，如杏的双目炯炯有神，肥大的耳垂上戴有装饰性耳环。在着装上，匈奴人会选择长及小腿的、两边开叉的长袍，戴皮帽和短毛皮的围巾，腰间系着弓箭袋，背上背着弓箭筒。

另外，这几个民族也有很多习俗一脉相承，比如殉葬习俗等。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会根据季节的不同而迁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长生天。同时，他们也是充满智慧的掠夺者，中国边境经常会出现匈奴人的踪迹，而那里的牲畜和财物也是他们的猎物，并且他们总能满载而归。

匈奴人非常推崇诱敌深入这样的传统战术，凭借灵巧的骑兵和杀伤力强大的弓箭有效阻止追兵，这一战术在原始时期就已形成，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时期。

匈奴人种的划分一直存在分歧，如果从它在突厥—蒙古种语言中的地位来看，匈奴应该属于蒙古人，但是匈奴的领导者却具备极为明显的突厥特点，所以一些学者也将他们归为突厥人。

极具特性的还有匈奴人的鄂尔多斯艺术，这种艺术主要是以程式化动物装饰为代表的青铜片、马具、棍棒闻名，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部分。同时，匈奴艺术也与中国美学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考证，人们发现，诞生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影响，从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判断，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而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到战国式的转变，也是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

匈奴艺术文物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北部边境地区，其中，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公元前118年中国发行的汉代钱币；在一座位于外蒙古诺恩乌拉的匈奴王子的墓地中，发现了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风格的壁画；在中国鄂尔多斯、绥远、宣化等地区发现了大量匈奴人使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产于中国汉朝时期，可以说，从六朝时期到成吉思汗时期，中国一直受到鄂尔多斯草原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