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囚徒困境

价格战

价格战是市场竞争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上网搜索，我们可以发现家电、手机、空调、飞机票……无不充满价格战，而我要讲的例子是彩电价格战上的一段插曲。

故事模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彩电行业竞争加剧，价格战烽烟四起。由于彩电行业是寡头控制，最大的9家彩电厂商占据了70%的彩电市场，这样的市场上博弈互动的特征就更为突出。1999年4月，长虹为扩大市场突然宣布彩电降价，这给彩电业带来了巨大震动。随即，康佳、TCL、创维达成默契：建立彩电联盟。直到4月20日下午，康佳仍表示不降价，但当晚康佳突然改变主意，搞得TCL、创维措手不及。4月24日，本来三方准备坐下来商讨降价后的进一步策略，结果又是康佳爽约，于是价格战立即蔓延开来。但是，大家都降价对于扩大各自的市场其实并无多大帮助，反而削减了各自的利润——这是有事实为证的，1996～2000年，彩电行业连续发生8次大的降价战斗，信息产业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彩电行业进入全面亏损。信息产业部有关官员透露，彩电价格战使国家损失147亿元，一位彩电企业的老总却说，整个行业的实际损失最少200亿元。

价格战于人于己都不利，但为什么彩电厂商还在打价格战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博弈来加以解释。

假设彩电市场有两个寡头，现在面临降价与不降价的选择。甲降价而乙不降价，甲扩大了市场，赢利增加80个单位，乙市场缩小，赢利增加-100个单位；反之，乙降价而甲不降价，则乙增加80个单位，甲增加-100个单位。倘若都降价，则各增加-50个单位；倘若都不降价，则都保持原来的销售利润，增加利润为0。整个选择及其结果可以用赢利表表示（见图3-2）：

显然，从双方最好的结果来看，就是都“不降价”。但如同囚徒困境一样，“降价”是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给定对方不降价，我最好降价（不降价得到0，降价得80）；给定对方降价，我更得降价（不降价得-100，降价得-50）。

当然，大家可能还会想，企业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某种联合来维持价格不降呢？真实的情况是，2000年6月9日，TCL、海信、创维、厦华、乐华、金星、熊猫、西湖等9家彩电企业歃血结盟，召开了第一次具有“垄断”意味的彩电联盟峰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价格联盟。结果到联盟生效之日时，大多数彩电商家仍然保持降价，联盟成为一纸空文。当年8月，康佳响应长虹在全国范围内降价20%，撕毁本无约束力的联盟协议，价格联盟宣告破产。

军备竞赛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双方都在军备支出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双方都不增加军费支出，则双方的相对安全状况并没有变化，但是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因此，都不搞军备竞赛对双方都有好处。

事与愿违，从图3-3中可以发现，博弈的结果将是双方都不断增加军费。因为，给定对方不搞军备竞赛，则自己搞军备竞赛将可以使自己相对安全，并使对手陷入危险；如果对方搞军备竞赛，则自己更要搞军备竞赛才不至于使自己的处境相对危险。结果，搞军备竞赛实际上是各个国家的优势策略，大家都搞军备竞赛是优势策略均衡。

核武器扩散也是类似的道理。给定他国不发展核武器，自己发展核武器可提高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给定他国发展核武器，则自己更需发展核武器来维持自己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结果是，1968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以来，拥核武器国家的名单却仍在持续变长。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哈丁（Hardin）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公地悲剧”是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献。文章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如果人们只关注个人福利，缺乏产权保护的公共资源就会被过度使用。这一思想可由如下一个假想的故事说明。

故事模型

一片公共草地可以养羊，但是随着养羊的数量增加，草地在羊的身上创造出的价值是减少的。假设与养2只羊时，每只羊可带来价值100元，养3只羊时每只羊将带来价值60元，养4只羊时每只羊将带来价值40元。假设由两个牧民决定养羊的数量，每个牧民可决定养1只还是2只，则该博弈的赢利表可表示如下（见图3-4）：

显然，该草地最有效率的养羊数量应是两个牧民各养1只，他们各自得到100元的价值，草地创造的总价值为200元。但是，牧民甲会想：若对方（牧民乙）养1只，则我养1只才100元，养2只可以有120元，我应养2只；若对方养2只，则我养1只才60元，养2只可以有80元，我还是应养2只。无论如何，牧民甲选择“养2只”是优势策略。同理，“养2只”也是牧民乙的优势策略。最后结果是大家各养了2只（合计4只），各自得到80元，草地创造的总价值为80+80=160（元）——这是一个最差的结果，因为各养1只的总价值是200元，一个养1只另外一个养2只的总价值是180元。公共草地被过度放牧滥用。

公共资源的滥用在生活中很常见，深海捕鱼、大气污染、国有资产的流失……都是此方面的例子。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对公共财产界定私有产权的重要性。

公共品的短缺

当人们关注个人福利的时候，不仅会使公共资源被过度滥用，也会出现公共品供给短缺的情况。这同样可以由囚徒困境来解释。大家可能都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家里的灯坏了，很快会被修好；公共过道里的灯坏了，则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修。原因是公共过道的灯具有公共品性质，每个人的优势策略是等待别人来修，而不是自己花成本去修，结果大家都在等待而没人去修。由别人承担代价而自己享受好处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免费搭车”行为。当大家都想“免费搭车”的时候，实际上谁也搭不了谁的车，这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也面临囚徒困境。一所学校可以选择素质教育，也可以选择应试教育。如果所有学校都选择素质教育，对于培养人才将是更好的。但是，给定其他学校选择素质教育而自己选择应试教育，则自己可以在升学等考试中取得突出的成绩；给定其他学校选择应试教育，则自己更应选择应试教育才不至于在升学等考试中落下太远。结果，每所学校都陷入选择应试教育的囚徒困境之中。

团队生产中的偷懒

团队生产中的一个麻烦在于，人们能观察到的只是团队的成果，对于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都难以观察。假设有10名员工，每人选择“努力”都要承担成本1元，同时为团队的预期产出增加2元；每人偷懒则无须付出成本，也不会增加团队预期产出。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果其他人努力，则自己偷懒将很有好处（因为不付出成本却可享受到好处）；若其他人偷懒，自己则也应偷懒，因为自己努力付出成本1元，但是为团队增加的2元中自己只能得到2/10=0.2（元）。也就是说，偷懒成为每个人的优势策略。这就是团队生产中的囚徒困境。当然，培养合作的文化以及建立长期团队关系（第11章将讲到的重复博弈），将有助于走出这样的囚徒困境。

为什么“优秀”那么多

每到年终，公司就会考评员工，并让各个部门将自己部门表现优秀的员工报上名来以便奖励。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对每个部门报送的优秀名额做出了限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原因在于各个部门在报送优秀名额上也存在囚徒困境问题。给定其他部门多报，我部门也应多报才有利于我部门员工；给定其他部门不多报，则我仍选择多报也是好的。结果多报是每个部门的优势策略。为了限制多报，公司只好限定每个部门的名额。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学校的学生成绩评估中，近年来许多大学出现学生成绩“涨水现象”（即给予过高分数），为什么呢？因为就业形势加剧，给予学生一个好分数总是对学生就业多少有点好处，给定其他学校给学生比较客观的评估，我校把分数拔高是有利的；给定其他学校拔高分数，我们更应拔高分数，否则就会面临不利。结果是大家都拔高分数，除了使分数失去信号作用外，实际上并未改善大家的相对就业处境。君不见，这些年的大学毕业生，谁都可以拿出一大堆荣誉证书，但是谁都可以拿出证书的效果其实并不比大家都拿不出证书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