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古老的信用到现代金融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1.1 从人情到借贷

日月穿梭。奔跑、生存、繁衍，从狩猎到耕作。在经历漫长而又无历史记录的共有制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逐渐开始出现私有意识。小团体、家庭、个人开始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物资。

岁月更替。进入农业社会，突发的自然灾害——干旱、洪荒、冰雹、骤风、暴雨——使短暂积累的私有财产顿时消失。为了继续生存，今年借几粒粟，来年一把米，这可能是最原始的基于信用的借贷。4000多年以前，在古代亚述与巴比伦地区，城与城之间出现了以谷物为借贷的商业活动，被认为是银行的雏形。

小部落的近亲血缘关系与人情社会，是维系这种借贷与偿还不停循环往复的基础。由于人情，没办法借多少还多少。借是一种牺牲，还是一种感恩。

1.2 信用创造：从神权到君权

靠感情维系的信贷是以村落与小社会关系为背景的。随着村庄、城市、国家、宗教的发展，人类共同体出现后，借贷业务不再局限于亲人朋友之间。

公元元年以前，罗马时代古希腊的一些寺庙就开始有存款的吸纳与货币的汇兑。在中世纪欧洲的村庄城镇也有这样的习俗，新迁来的居民也只有在信仰了当地的教派后，当地的修道院和村民们才肯借钱给他。

自佛教传入中华大地后，受到上至皇族下至百姓的青睐。佛教作为一种全民信仰和精神支柱，它的代言人——寺庙，得到了很多特权。比如经营许可、免税等，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组织都轻。同时，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僧人受到教规的约束，钱财消耗有限，大量土地则用于转让或收租。长年累月，寺庙只进不出，富者愈富，寺庙的钱财生意越做越大。

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早期金融组织，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最初寺庙放贷，是带有赈济性质的。发展到后来，受利益的驱使，演变为高利贷。远在南北朝时期，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信用贷款与典当机构——寺庙。

时间推进到公元11世纪末，宋神宗登基不久，一腔热血，梦想富国强兵，着手组织改革。本是好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由于对改革见解不同而反目成仇。司马光在政治对峙中失利，一气之下回洛阳撰写《资治通鉴》，王安石全面接手改革工作。

青苗法是改革的一部分，以政府储备粮食做基础，在春播后夏收前，将储备粮粜出。一方面在粮食供给紧张时，平抑粮价；另一方面卖粮所得款项用来向全国进行放贷。将“农村小微信用贷”上升到全民层面，由政府出面授信。在“信用贷”中，以社会关系及个人评级为基础：社会关系为5～10户为保、贫富搭配；各户评级分为5等，从贫到富可借款额度从一贯到十五贯；贷款利率约20%。

在青苗法实施前，王安石曾拿给苏辙看。苏辙看后这样评价：“收20%利息贷款给群众，本来不是为了与民争利。但是在执行中，官吏狡诈，难免被他们钻空子；群众贷款，很多人会有不理性消费。等到还钱的时候，富户也可能会出现违约的情形。这样下去，各级政府精力会由于大量琐事而疲于奔命”。

青苗法改革的初衷，是个一箭三雕的好想法。一则降低粮食紧俏时期的粮价，二是降低民间的借贷利息，同时充盈国库。但最后只是富了国家，民间叫苦连天。

青苗法所采取的“信用贷”思路基本是以身份特质、人际网络和偿还能力为基础，评估与风控和当今的小贷业务思路类似。

青苗法改革在当时被认为不成功，司马光再次主政时被取消。没能继续在小贷领域深耕，使中国丧失了在金融史领先世界700年的机会。

1.3 信用的背书：抵押

信用创造的主体虽在不停地转移，但为了防止赖账，抵押也时常与信用相伴。

16 世纪末，英国伦敦的舞台上映着一出“草根”向“白富美”求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是一位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商人，经营着很多商船，他的朋友们向他借钱，他从来不收取利息。这使得靠经营高利贷生意的犹太人夏洛克开展业务遇阻，心生恨意。

安东尼奥的好朋友巴萨尼奥为了向心仪已久的富二代美女鲍西亚求婚，向安东尼奥借3000金币。恰逢安东尼奥的船出海，资金周转不灵，便只好向夏洛克借款。安东尼奥本可以用自己尚未回港的商船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夏洛克却为了报复，执意要安东尼奥的一磅肉作为抵押。在鄙视高利贷的年代，戏剧最终的结果是放贷的犹太人吃了亏，如意算盘落空，借款也未要回。

通过剧本不难发现，威尼斯的高利贷在16世纪已发展成为较成熟的业务。在当时的借贷行为中，对于抵押贷款、抵押物品与担保人的规章制度早就十分完善了。

为保证放贷风险可控，一般要求借款者进行典质。典质业务分为两种：抵押和质押。抵押主要是针对不动产，比如房屋土地；质押是针对动产的，比如皮袄、珠宝、牲畜等。

1.4 从信用借贷到现代金融的诞生

当英国人和教会还在鄙视高利贷的时候，意大利的各类放贷者们把业务做得红红火火，甚至与权贵政治联姻，一度权倾天下。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经营的信用借贷业务，被认为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15世纪初，乔万尼·美第奇创立美第奇银行，通过早期银行与货币汇兑业务，获取大量的财产与政治权利。其家族银行一度成为教皇与皇室的财富管理者。比如以汇票等作为抵押，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放贷，之后再收回更多的金币。教会对此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第奇银行以神权和君权作为后盾，以此创造信用借贷。高峰时，美第奇家族富甲一方，甚至以其政治影响力成为当时佛罗伦萨城邦的统治者之一。

光绪十年（1884 年），乔致庸抱有汇通天下的理想，重心从丝茶商贸改为票号生意，成立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专营汇兑行业。汇通天下，也可以叫作“全国性通存通兑”。乔家在全国30多个地方设有分号，注册资本超过35万两。这些票号大大解决了商人的银两携带问题，使他们可以一张银票走天下。由于银票汇兑的保密措施，在已记载历史中，乔家票号的汇兑不曾出过一次问题，目前看仍有借鉴意义，这也极大地提升了票号的信誉。在晋商的顶峰，庚子赔款的10亿两白银的本息均由山西票号经营；到了1906年，清朝户部的1/3存款放在山西票号中。

1844年，地位与山西票号类似的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成立银行部门与发行部门。发行部门仅发行银行券，即纸币。1866年，英格兰银行成为大英帝国其他银行的最终贷款者。从此，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最终信用创造者，登上历史舞台。

1.5 丰富的信用产品

时至今日，主要授信主体已变为被监管的商业银行。各类信用类金融产品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信用服务。

信用卡作为受众最广的信用产品，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全国在用信用卡达5.2亿张。

个人房贷也基本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6年年末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19.14万亿元，相当于每户家庭4.5万元。经历近年房地产的大发展，房贷越来越像一种社会福利，为基本购房者提供低于正常市场利率水平的贷款。作为房贷的福利性补充，公积金贷款还提供更低利率的房贷。

除了熟知的信用卡与住房贷款，车贷、消费贷、旅游贷、产品分期付等各类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信用产品外，授信实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不仅商业银行，大量的民间实体也在进行授信，如各类P2P平台、担保公司、互联网公司、证券公司都可以提供便捷的信用类贷款。

信用与借贷，几千年来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曾停息脚步。时至今日，信用与借贷走入日常生活，从教会指定的“恶魔”变成一位谦恭的“仆人”，随时随地为我们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