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曾是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40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村民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15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分到15个，其中4个女知青，11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40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9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6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是个小山沟，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 ，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很多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也经常问我一些农活方面的事情。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 ，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 。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3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的机会就很少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基本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最初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7年时间，是这15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当时，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娘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 ！”

70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在农村，“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经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没干成的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 ，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最终，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70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到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到村里来看望乡亲们。

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70年代初，将近20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走了几里地的路，把全村都走了一遍。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农村的那种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生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兑：“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了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遇到事就一起商量，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 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40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5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水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410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 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得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家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陕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让大家伙儿都富裕起来。”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插队的那7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炼，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在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不管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还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材。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不是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好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40多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我走的时候，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40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2400多个日日夜夜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平曾经说过：“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是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7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7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7年，是受苦受难的7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