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
从星期日早晨到现在，好像已经过了好几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整个世界突然天翻地覆似的！可是，吉蒂，你瞧，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才是最主要的。不错，我的确还活着，但别问我在哪儿，怎么活。我想今天你可能完全听不懂我的话了，那就让我从星期日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下午三点（赫洛刚走，想一会儿再来），有人摁门铃。我当时正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看书，所以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玛戈特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看上去很不安。
“爸爸接到纳粹党卫队的传唤，”她悄悄地说，“妈妈已到范·丹恩先生家去了。”（范·丹恩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爸爸公司的合伙人。）
我大吃一惊。传唤！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们能让爸爸去那里吗？
“他当然不会去，”我们坐在起居室里等妈妈的时候，玛戈特说，“妈妈去找范·丹恩先生商量，我们是否明天就可以躲到我们的藏身处去。范·丹恩一家人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共有七个人。”
屋子里静悄悄的。我们再也谈不下去了。我们心里惦念着爸爸，他到犹太人医院去看望什么人去了，完全没想到会有祸事发生。妈妈迟迟不回来，天气这么热，我们心里担惊受怕……这一切都令我们说不出话来。
门铃突然又响了起来。“是赫洛。”我说。
“别开门！”玛戈特惊叫着拦住我。但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听见妈妈和范·丹恩先生在楼下同赫洛说话。接着他们进屋，随手把门关上。
门铃每响一次，我或玛戈特就得悄悄地下楼去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我们没有让别人进来。范·丹恩先生想同妈妈单独谈话，玛戈特和我被支出了客厅。
当我们俩单独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戈特告诉我传唤不是发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这下我就更害怕了，吓得哭了起来。玛戈特十六岁。很明显，他们想把这个年纪的姑娘单独带走。感谢老天爷，她是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也一定就是这个意思。躲起来！躲到哪里去呢？城里？乡下？一栋房子里，一所茅舍里？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藏起来？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我问的问题，可我控制不了自己不去想它。
玛戈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装进一个书包里。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夹、手绢、课本、梳子和一些旧的信件。我一心想着藏匿的事，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塞进了书包。但是我并不后悔，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大约五点的时候，爸爸终于回家了。我们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范·丹恩出去找米爱普。米爱普来了，她把一些鞋子、外套、大衣、内衣和袜子放进一个包里，并说晚上再来一次。此后，家里静悄悄的。我们四人谁也不想吃饭。天气仍然很热，一切都显得特别奇怪。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离了婚的戈德施密特先生。可偏偏那天晚上他好像特别闲，无论我们怎么暗示，他就是不走，在我们家一直待到十点。
十一点，米爱普和詹·吉斯到了。米爱普从1933年起就在爸爸的公司工作，她已成为我们家的好友，她的丈夫詹也是。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内衣被塞进了米爱普的包和詹的大口袋里。十一点半，他们又走了。
我已经困死了，尽管我知道这是睡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了，可我还是倒头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被妈妈叫醒。值得庆幸的是那天没有像星期日那么热。暖暖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四个人都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好像要在冷藏库里过夜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处在我们这种境地的犹太人，是没有一个敢提着装满衣服的箱子出门的。我穿了两条内裤、三条衬裤、一件连衣裙，外面还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雨衣，还穿了两双袜子和一双厚实的鞋子，戴着帽子，围上了围巾，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还没动身我就已经闷得透不过气来了，但是谁也不会问我感觉怎么样。
玛戈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米爱普后面先走了，我也不知道她们去哪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
七点半，我们也关上门离开了家。我同我心爱的小猫咪莫迪告别了，我们留了一张纸条给戈德施密特先生，拜托他把莫迪送给邻居，邻居会给莫迪一个温暖的家。
光秃秃的床，桌上的早餐餐具，厨房里给猫留下的一磅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我们已经仓皇离开的印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只要能够离开并安全到达目的地，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明天再谈吧。
你的朋友，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