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

宋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药物数量的增加，功效认识的深化，炮制技术的改进，成药应用的推广，使宋代本草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开国伊始即以国家规模进行本草书籍的修订与编纂。开宝元年（973年）刊行了刘翰、马志等9人编撰的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974年）经李昉等重新校勘，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奉命再次编撰，于1060年刊行《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编辑《嘉祐本草》时，于1058年由政府下令向全国征集各地所产药物的实图，并令注明开花结实、采收季节和功用，凡进口药物则询问收税机关和商人，辨清来源，选出样品，送到京都，由苏颂等负责整理，于1061年编成《本草图经》（一名《图经本草》）。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药局的出现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中药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整理了经史百家247种典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1082年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1卷，载药1746种（各种刊本的数字略有出入），附方3000余首。方剂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茂的编写体例，较前代本草著作又有所进步，且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他广泛引证历代文献，保存了《日华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佚书内容。本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作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宋以前本草和方书的宝贵文献。本书使我国大型本草编写格局臻于完备，起了承前启后、续往开来的作用，至今扔然是我们研究中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金元时期的本草，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1185年）、《本草论》（1185年），张元素的《珍珠囊》（1200年），李东垣的《药类法象》（1251年）、《用药心法》（1251年），王好古的《汤液本草》（1298年）等。

金元时期本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1320年）是饮食疗法的专著，介绍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药，至今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