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清代（1616—1911年）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各家的本草著作很多，代表作当推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在《本草纲目》之外新增药物716种，主要是民间药及外来药，同时也收录了大量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它不仅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治疗未备、根实未详者加以补充，疏漏之处加以厘正。

此外，刘若金的《本草述》（1664年）、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年）、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黄元御的《玉楸药解》（1754年）、吴仪洛的《本草从新》（1757年）、严洁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均是以《本草纲目》为基础，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对《本草纲目》进行摘要、精减、整理工作，由繁返约的本草著作。

受考据之风影响，从明末至清代，不少学者从古本草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现行流传较广的版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1799年），顾观光辑本（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本（1854年）。此外，还有明·卢复、清·黄奭等辑本，对学习研究《神农本草经》都有参考价值。

续明末（1625年）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之后，清代注释发挥《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有张志聪的《本草崇原》（1663年）、邹澍的《本经疏证》（1837年）与《本经续疏》（1839年）、张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神农本草经》注疏专著。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仲岩的《修事指南》（1704年），将历代各家有关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又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详记每种植物形态、产地、栽培、用途、药用部位、效用治验等内容，并附有插图，为我们研究药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