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广安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古为巴蜀之地。

四川的文明史，真可谓古老而悠久。距今200万年前，便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那里繁衍生息。后来，在现在四川的东部和中西部，形成了巴蜀两个小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牧野会盟，巴蜀两国曾经参加，共伐商纣。战国后期，巴蜀两国间发生矛盾，其时正值北方强国秦国兼并天下。秦惠文王趁巴蜀嫌隙之际，挥军南下，先行伐蜀，继而灭巴。公元前316年，巴蜀正式并于秦国。不久，秦便在今重庆附近和成都地区设立了巴蜀二郡。从此，巴蜀之地乃归于中华大统。

四川得名于宋。宋置川峡路，后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称四川路。到了清朝，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四川物产丰富。由于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因此最宜农作物生长。自古以来，四川盆地便以粮仓著称，许多军事家都曾在此屯田养兵。巴蜀之地盛产稻米、丝麻、水果、茶叶、井盐。自宋代以来，其纺织、井盐、瓷器和冶金诸方面已有相当的发展。

四川人杰地灵。远在2 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过司马相如这样才华横溢的辞赋大家。许许多多的文人名士都曾活跃在巴蜀这一历史舞台上，其中有战国水利巨匠李冰父子，三国鼎足人物刘备、诸葛孔明，唐代诗坛泰斗李白、杜甫……巴蜀之人会种田，会养蚕，会冶矿，会织缣，向以吃苦耐劳、勤劳朴实著称于世。

在四川省东北部丘陵地区有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这个古老的城镇就是广安。它西距四川省省会成都200多公里，南离长江重镇重庆100公里，今属南充市。这里是成都平原的边沿，土地不算贫瘠，但并非富裕发达之地，一条渠江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纵贯全县。

广安古属梁州地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先民为 族人。 人和其他一些土著部落民族，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先巴文化。

春秋晚期，原在汉水中游一带生息的巴族人迁入，遂在川东建立了巴国。巴族，自称太皞伏羲氏的后代，自古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中叶战败于殷，便向殷纳贡称臣。殷朝末年，巴人不堪屈辱，参加了周武王的伐商之战。巴师曾为前锋，骁勇善战。周王朝建立后，巴被封为诸侯。武王封其宗族中姬姓人士于巴，号为子爵。春秋时代，南方大国楚国崛起。巴国在与楚国数度交锋之后，终于战败，遂离开汉水流域，举族迁徙，最后落足于川东地区。巴人与川东各土著民族融合，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巴国，直到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广安已属巴国，由于其先民为 族人，于是在此设有 城。巴为秦灭后，秦在今广安设县，名宕渠县，属巴郡管辖。五代改宕渠为始安，隋复 城，唐称渠江，到宋以后，始为广安。

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中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猪），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丰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鳞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 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正因如此，广安又有“金广安”之称。

广安除物产丰富以外，文化也不算十分落后。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汉景帝的时候，司马相如受蜀郡郡守之派进京受业，并还教乡里，自此巴郡亦设立文学。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安就已设校学，置经师一人。此后历经近2 000年的时间，广安一直办学。到民国初年，除原有小学外，还设立中学一所。这样的教育水平，比起文化发达地区，自然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也可以算接近中等的水平。

有这样一个好的自然条件，按说广安人完全可以耕作自得。但是，偏偏天不从人愿，竟有许许多多的内忧外患困扰着广安人的生活。

一患为兵。隋唐兵家征战，宋末南北交兵，明末农民起义，清朝滇人入掳……战乱频仍，从古到今，广安人几乎没得一点安宁。

二患为灾。广安地高河低，所以以旱灾最为严重。据记载，大旱之年，赤地百里，一望如焚。灾民流窜，乞讨之人沿路可见。

三患饥饿。灾事频繁便会谷价陡涨，谷贵而民慌。乡井寥落，人烟萧索。广安人生于富饶之地，却沦为饥饿之民，实在可悲。

四患疫病。这里三年一小疫，五年一大疫。一人有病，一家相连；一村患疾，数乡共染。清朝同治年间，区区一个痢疾，竟然死了5 000人！

广安交通不便，环境闭塞。而这天灾横祸和人世劫难，则更加阻挠着广安的发展。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2 000多年的岁月里，无论天地怎样轮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勤劳朴实的广安人，始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之中。

广安城北约10公里处便是协兴乡。清末时，这里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场镇。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直街，街的两侧有一些小店铺，每逢赶场日，附近的农民汇集于此进行一些山货、谷粮、药材和日用品的交易。

距协兴乡约2公里的姚坪里（今牌坊村）有一座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宅院：白灰墙，木头门，青瓦顶；一排正房的两边各有数间偏房，院子对面是一个不大的池塘，院子四周到处是梯田和坡地，种满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应该说，这座宅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那时的姚坪里，像这样的宅院随处可见。

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年8月22日），就是在这座宅院里，一个小生命降临到了人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生命居然成长为一位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巨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座宅院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如今在这座宅院的门前，镌刻着一副长联：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救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位“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就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座宅院就是邓小平的故居。

祖先踪迹

许多研究邓小平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他家族的历史。有的说邓氏家族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有的说邓氏家族从前是广东的客家人。

目前唯一权威的依据是《邓氏家谱》。据家谱的《凡例》说，这个家谱是起自明朝，以前则弗能考也。它说，撰写家谱时，考证了各位列祖的墓志碑铭，因而“俱无异词，确而有据”。家谱后面还真的把老祖宗们的墓志碑铭一一抄录在案。《邓氏家谱》从明时始，记至民国初年。

《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居广安。从此开始了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而这个邓氏明代以前在江西的情况，便失传无考了。

在《广安州新志》“氏族志”中有这么一节：

望溪乡姚平邓氏。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谱》与《广安州新志》中关于广安邓氏来源的说法是一致的，看来似乎可以信之确凿了。不过，根据《广安州新志》卷首的“历代撰志人姓名”，清朝乾隆广安志，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廷尉邓时敏重辑”。这个邓时敏，就是邓家名人邓翰林。

目前，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就暂且以家谱和县志作为依据，追寻一下广安邓氏家族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的步履踪迹。

兵部员外郎，是一个小小的官，据《辞海》注释，员外郎这一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之郎官。隋开皇时，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沿置，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明清各部仍沿此制，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的三级，得以递升。兵部乃古代高级军事官署。三国时期曾设五兵尚书（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隋唐以后综合为兵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以后历代沿用，至清末方改为陆军部和海军部。自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下属设司为次一级官署。员外郎为司之次官。所以这个官位，虽不算“芝麻官”，却也并不显赫。

《邓氏家谱》中，以邓鹤轩为一世祖，明代一共计有九代。家谱中所列进士及第的，就有好几位。但据《广安州新志》记载，只有两位进士，一位是八世祖邓士廉，一位是他的兄弟邓士昌。

明代的二世祖，即邓鹤轩之子，名叫邓显，字梅庄。据说此人以文行魁蜀，蜀献王闻其贤，屡聘之仕，皆不应。他的事迹曾载于明代广安郡志。

明代的第八世祖邓士廉，字人麟，明朝崇祯进士。其人慷慨负气，经史子集过目不忘。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桂王入滇缅，官为吏部尚书晋大学士。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秋，为缅人所诱，与其他41位大臣同时殉难。乾隆四十七年（1782）赐谥节愍。

邓士廉有一叔伯兄弟，名叫士昌，字龙门。明朝万历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之职，后升任浙江处州府知府。其地地瘠民疲，于是尽力抚绥，修堰灌田，民受其利。遂被荐擢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永州道兼摄衡州道。后为人所忌，劾归家乡。

自清代起至今，邓氏家庭又繁衍了十代有余。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而这时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邓氏家族也处于兴盛时期，竟然光宗耀祖地出了一个翰林。风光一时的邓家自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人继承，就连耕地也渐渐失去。

前面讲过，邓氏明代八世祖邓士廉曾任过广东的海阳令，后来在滇缅殉国。他有一个儿子，叫邓昉，是邓氏明代最后一代，也就是第九世祖。邓昉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之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三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惨遭横祸。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不杀邓昉的两个儿子，将他们抛置岸上。邓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邓嗣祖，时年7岁，一个叫邓绍祖，年方4岁。

邓嗣祖，字绳其，乃邓氏清代的一世祖。嗣祖携弟绍祖沿路乞食，流落到一个伍家村。伍家村有个伍员外，询问了这落难的兄弟二人的来历，大发恻隐之心，把这兄弟二人留下，供其食用，还于书舍教其文学。等嗣祖长大以后，伍员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久，嗣祖在广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邓琳。邓嗣祖在广东的时候，因遇考，得遇一个其祖父邓士廉的故人之子李仙根。这个李仙根当时恰为督学使者。这时李才告诉嗣祖其祖父邓士廉殉难之事，并谕令嗣祖回籍。嗣祖此时带领妻儿及弟弟绍祖于康熙十年（1671）回到四川。嗣祖、绍祖流落在粤28年，终于返回故乡，承继家业。据称，嗣祖为人存心仁厚，为乡里称颂，这可能与他少时的艰苦际遇不无关系。

邓嗣祖一共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广东生的邓琳，一个是回籍后在四川广安生的邓琰。邓琳生有六子，邓琰生有四子，从此广安邓氏遂分为两大房。邓琳一支为长六房，邓琰一支为二四房。从他们的孙子辈起，开始立下字辈，即：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邓小平这辈是先字辈。

邓琳，字石山，幼年随父从粤东归回四川。据县志上说，他髫龄即能为古文辞，长大后穷研经史，尤喜谈经济。雍正十三年（1735）任中江训导。训导乃一种学官，府、州、县学都设训导。中江是清朝四川中部的一个县，因此邓琳的这个训导是县级的。民国时期，各高等学校的训导是专门掌管学生的思想品德的，类似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而清代的训导则没有这种功能，只是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学生）。邓琳学识不浅，教导有方。其长子简临、三子亮执同榜甲子举人，第六个儿子时敏中了进士，还做了个翰林。

邓琰，字映华。家谱说他学无上进，只好务农。邓琰为人轻财好义，故能够承继祖产。他对邓琳的儿子视若己出，见侄子邓时敏好学，就送给他价值300挑谷的田地（约合60亩地）以做膏火（旧时学生学习所用的津贴费用）。其人长寿，享年81岁。邓琰虽然学业无成，但持家有方。他送给侄子60亩田，证明他当时拥有的田亩至少几倍于此。这种家业，虽不如北方的豪门巨富，但在当地也不算小。邓家能够出个翰林，他的确是个有功之人。

邓翰林，名时敏，字逊斋，号梦岩。据县志所载，时敏性格温恭谦让，雍正十年（1732）中举，乾隆元年（1736）进士及第，遂进入翰林院，授以编修。

翰林，为古代的一种官名。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则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些人入院为翰林官。清代翰林院为大学士执掌，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邓时敏入翰林院后，虽只是区区一个编修，但对于当时的广安邓氏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光宗耀祖的大事。邓时敏在翰林院后升为侍讲，历任江南宣谕化导使、翰林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最后于乾隆十年（1745）升任大理寺正卿。

大理寺乃我国古代中央审判机关，职掌审核刑狱案件，其主官称卿。邓时敏所任的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

父亲邓琳病故后，邓时敏奏请圣上，批准他回乡奉母。邓时敏回广安后，重修了广安州的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1764），邓时敏再次入朝，官复原职。县志称，邓时敏任大理寺正卿时，审理案件时常常苦心平反，有所得必争，争不得必奏。刚果持正，不稍迁就，同列皆畏敬之。邓时敏后来因年事已高，乞准告老还乡，诰受通奉大夫，66岁时在家乡去世。邓时敏有子无孙，没有后裔。

生身父母

邓绍昌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绍昌是他的族名，他的字叫文明，故一般人都习惯叫他邓文明。据说到了邓绍昌这一辈是三代单传，按照旧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就是说三代人中都只生了一个儿子。实际上，邓绍昌还有几个姐妹，但都不算数，邓绍昌还是被称作“单传”。

时运不济，家道中落。生于乱世、长于乱世、终于乱世的邓绍昌虽然感念清初邓翰林时的风光，但毕竟二四房的邓绍昌一家和长六房的邓翰林传下的那一支，早就出了五服了。

据说，邓绍昌的父亲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妻子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他时常带着纺好的线和织好的布到集市上去卖，连口粮都舍不得带，只随身揣一把干胡豆（蚕豆），喝几口凉水了事。慢慢地，有了一点钱，买了一点地，到邓绍昌的时候，家里大约已有十几亩地了。

邓绍昌小时候读过一点书，家里有一些田地，他便不用去种田，而是雇用个把长工种地。

由于时代的局限，邓绍昌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和生活都是旧社会的，但对旧社会又不满意。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广安县所在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早在20世纪初就受到了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是巴县人。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如满天阴霾中的一声霹雳，震撼了中华大地，同时也给他的故乡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重庆建立了支部，进一步推动了四川的革命斗争进程。1907年开始，同盟会在四川各地先后举行了好几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便已在四川荣县领导起义，宣布独立。11月，同盟会在四川重庆地区的长寿、涪陵宣布起义。11月21日，广安的同盟会率军攻占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标志着清王朝在重庆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覆灭。

在四川，特别是在川东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活跃和革命起义蓬勃发展之时，邓绍昌正值25岁左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生长于革命思想和运动都相当活跃的地区，受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支持辛亥革命，并且在地方上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那时他们的目标是灭清兴汉。在广安的革命军中，他还当过类似排长那样的小指挥官。当时的革命军在广安县城对面设有大寨、小寨两个军寨，大概驻有一二百人。那时候的社会已相当混乱，因此参加革命军都是自愿的。辛亥革命的时候，邓小平才7岁，因为父亲在革命军的寨里驻扎，邓小平还曾去过那里，住过两个晚上。虽然那时邓小平还小，但那种革命的气氛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印象，直到晚年，他还记得这件事情。

邓绍昌对于做生意和发家之道可能并无多大本事，可是他为人比较讲义气，又参加过一些“场面上的事情”，因此在当地的社会上可以算得上是有名气的了。

四川有一种民间的帮会组织，叫“袍哥会”，也叫“哥老会”。“哥老会”曾先后参加过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和辛亥起义，在四川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邓绍昌曾在协兴乡的“袍哥”中当过“三爷”，又叫“管事”，后来又升为“掌旗大爷”。

大约在民国三年（1914），邓绍昌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局长，是由县长委任的。由于委任他当团练局局长的那个县长垮台了，邓绍昌的团练局局长也就当不成了。在这以后，他还当过本乡的乡长。

据说，邓绍昌在当团练局局长的时候，曾带兵剿讨过华蓥山的土匪郑某，结下了仇。后来郑某被政府招了安，一下子当了师长。这个师长可比县团练局局长权势大得多了，于是邓绍昌就跑到重庆避难，在重庆一住就是8年。正是由于他到了重庆，结识了一些朋友，才知道了有留法勤工俭学这么一回事，于是把儿子从乡下找来送去留学，使他的儿子走上了一条颇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这是后话。

邓绍昌当家以后，可能过于热心于外部世界，热心于社会事务，因此没有花多大的精力来经营家业。由于他当团练局局长时挣了一些钱，家业也相应有所扩大，后来家中大约拥有100多挑谷（合20多亩）的土地。就是这样，家境也并不宽裕，有时甚至相当困难。为了供儿子念书和支付其他一些开销，有时还不得不卖掉一些田。他虽然有不少的旧思想、旧习气，但是总的来说思想还比较开明。他一知道留学消息就把长子送出国；知道儿子们在外面参加革命也不反对；儿子们在外面搞革命实在没饭吃了，给家里写信，他还卖田卖谷，寄钱资助。儿子们寄回来的一些革命书籍和刊物，他收着藏着，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直到最后国民党搜查得紧了，才忍痛烧掉。

邓绍昌就是这么一种典型的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

邓绍昌死于1936年，是去追外出闯天下的第三个儿子时病死在外地的。邓绍昌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10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儿子出去念书，参加了革命，有家难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这下他就不干了，可能是想让三儿子留在家中继承家业吧。但这个老三不肯听话，偷着要跑，邓绍昌一气之下追他而去。他本来就有便血的病，可能连气带累，病情突然加重，就死在了外面。这时候，他还没有过50岁的寿辰。家里人突然闻此噩讯，悲痛欲绝，不得不买了一块地，把他葬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

邓绍昌一生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姓张，大约是在他13岁时成亲的。婚后不到两年，张氏就病逝了，没有留下儿女。

第二个妻子姓淡，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旺族，清代曾有人在湖北通城县、江苏嘉定县和甘肃渭原县出任知县。这个淡家姑娘大约是在1901年嫁给邓绍昌的，当时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19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邓先烈出生。那时邓绍昌才16岁。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出生，这就是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邓小平。1910年，次子邓先修出生，他后来改名邓垦。后来三子邓先治出生，他用的名字叫邓蜀平。

淡氏一个大字都不识，但为人十分能干，也很会讲道理。当时在乡里面，街坊邻居发生了什么纠纷，都请她去断道理。她还会养蚕，会缫丝，卖了丝赚些钱以补家用。邓绍昌生前很少在协兴乡的老家，凡家中事务和诸多子女全靠淡氏一人照料。所以邓小平对他的母亲十分敬重，他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据说淡氏十分疼爱她的大儿子。儿子出门，一去不复返，有时音信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淡氏1926年病故，再也没有见到魂牵梦萦般思念的儿子。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这也不无道理。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应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邓绍昌的第三个妻子姓萧。她为邓家生下了第四个儿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死了。

最后，邓绍昌娶了一位姓夏的妻子，她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夏伯根的一生既平凡又不平凡。她的父亲是嘉陵江上的一个推船工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贫苦人家，田无一垄，地无一分。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这样，她的父亲带着这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夏伯根十几岁的时候嫁了一个丈夫，职业是给人做“中人”（有点像现在的公证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邓绍昌。她一共生了三个女儿，第一个是邓先芙，第二个是邓先蓉，10来岁时病故，第三个是邓先群。邓先群出生不到1岁，邓绍昌就死了。

邓绍昌的去世，对夏伯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不幸。她是寡妇再醮，没有生过儿子，又不当家，本是没有地位的人。但她聪明能干，颇识大体，为人又爽快仗义，因此甚得乡亲爱戴。她会织布，会种田，还特会做饭。邻人家里打架闹纠纷，也都找她去主持个公道。家里当家的邓先治其实并不理家，全靠她辛苦劳作。她和淡氏一样，成为邓家赖以维持的顶梁柱。

综上所述，邓绍昌共有7个子女（不算早逝的）：

邓先烈（女）、邓先圣、邓先修、邓先治、邓先清、邓先芙（女）、邓先群（女）。

这样，曾是三代单传的邓家，到了邓绍昌时，人口开始兴旺起来了。

少年时光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都是在家乡广安度过的。1910年6岁的邓小平正式入私塾发蒙读书，次年进入协兴场上的北山小学学习，1915年插班在广安高等小学堂读书。1918年考入广安县中学堂。

1910年6岁的邓小平发蒙读私塾，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涯。蒙童的功课主要是读书写字，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识字为主的启蒙读物。这类读物塾师照例是不讲的，只逐字逐句教读，然后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聪明伶俐的邓小平在先生教读之后便能马上记住，而且能流畅背诵，颇得塾师喜欢。

蒙童的主要作业是写毛笔字，塾师在八开纸上写上核桃大小的字作为格字发给学生，学生蒙上纸照写。有了一定基础，学生就可离开格字临摹教师或字帖的字仿写。教师改阅习字作业时，错别字或间架结构很差的字就在字旁画叉，写得较好的字画一个圈，学生称之为“鸡蛋”。儿童对于自己写的字得的“蛋”越多就越高兴。邓小平对写毛笔字很有兴趣，每天读过书后便练习写字，放学回到家里还要反复练习，因此他的字进步很快，得的“蛋”越来越多。每天中午放学回到家里，他总是举着画满红圈的习字本让母亲看，母亲也总是高高兴兴地给他煮一个鸡蛋作为鼓励。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一年后邓小平离开私塾，进入了协兴场首创的北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邓小平读书十分勤奋用功，在北山小学堂学习的4年时间里，除一次因生病缺了几天课外，从未旷过一天课，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未影响他去上学。每天放学回来除了帮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有时去和小伙伴们戏耍一阵之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温习功课，晚上还要在油灯下读书写字。由于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明，他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在几年的全部考试中除一次因病考了第二名外，其余考试成绩均是第一名，深受老师称赞和同学们的敬佩。

邓小平不但学习勤奋，而且肯吃苦。他家到北山小学是一条3华里长的乡村土路，一遇雨天，泥泞难走。但邓小平总是风雨无阻，雨再大，路再滑，他也要去上学。几乎每次雨天，在放学和上学的路上都滑倒在泥水中，回到家里经常浑身上下都是烂泥。祖母和母亲心疼邓小平，怕他年幼摔坏身体，就劝邓小平雨天不去学堂，在家中读书写字，温习功课，但邓小平不肯，一定要坚持上学。劝不动邓小平，母亲就想出一个主意，一遇雨天就用小布袋装上一合米，再给他两枚铜板，叫他中午在场上熟人店铺里搭一顿饭。谁知邓小平从没去搭过伙，下午饿着肚子上课，放晚学回到家将米和钱原封不动地交给母亲。母亲心疼地责备他，叫他不要这样节俭，要爱惜身体。邓小平总是笑着点点头，但事后仍是这样。母亲没有办法，以后碰到雨天，便在家里早点把午饭煮好，托人送到学校给邓小平吃。

童年的邓小平还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平常在外面经常帮助一些贫苦孩子割草放牛，在家里则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发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满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这样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桑叶，捉小蚕，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这时往往是深夜了。

童年的邓小平十分活泼、顽皮，且胆识过人，不信邪。

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龟背上。当地庶民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有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孩子在石坝里玩耍，他看着硕大的石龟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石龟背上去耍好不好？”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龟会肚子痛！”“听大人说，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惊叫着跑过去说：“贤娃儿（邓小平乳名），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邓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石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爬到神道碑上坐着，小伙伴们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龟背上玩。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扩充，他对周围事物也越来越爱动脑筋，越来越讲究科学。他在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得知后十分焦急。由于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她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好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能活命？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你想治母病而适得其反。”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道：“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做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请假回去侍候母病。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出身于当地名门大户的邓小平，从小就和周围农家孩子一起玩耍、游戏，丝毫没有少爷派头。他家屋后的土丘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沟中乱石嶙峋，水草丛生，嬉游着不少鱼虾，溪岸上就是一片石坝。每到春夏时节，邓小平常和小伙伴们到溪中捉鱼虾、打水仗或者在石坝中打泥巴仗玩。他和农家孩子相处总是十分友善、和睦，从不称王称霸、以势欺人。而农家孩子也喜欢跟他一起玩，他说玩什么游戏大家就立即响应。

由于受父母的良好影响，他喜欢关心别人，在学校他不但自己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而且还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对那些家境贫寒、学习吃力的同学，更是尽力帮助。邓小平毛笔字有基础，读小学后进步很快，字写得比班上同学都好；而他的同桌，贫家子弟胡德银的毛笔字却写得差。老师改阅时常常是满纸“×”，于是邓小平主动帮助他。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与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他纠正写字动作，掌握要领。胡德银也能认真学习，邓小平写字的时候他认真地看，模仿。在邓小平的帮助下，胡德银的毛笔字有了很大进步，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几十年后，胡德银谈及此事，对邓小平热情助人的精神还啧啧称颂。

在北山小学师生中还流传着邓小平“偷”钱义助同学、解人危难的动人故事。一天放学的路上，碰到一位同学在哭泣，邓小平等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泪说，妹妹得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急忙建议。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是没有钱请医生治病的。怎么办？他一路思索、盘算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邓小平一进学校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地塞给他5个银元，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不久，父亲发现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他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邓小平不等父亲发问就站了出来，承认钱是自己拿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竹板领打。邓小平在挨打之后，含泪离去。父亲怒气稍平之后开始产生疑问：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怎么突然偷去这么多的钱呢？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试探着向儿子提出询问，儿子告诉了实情。未等邓小平讲完，父亲便一把将他搂在怀里，连连称赞他做得对。然而邓绍昌还想知道，为什么儿子受到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申辩呢？儿子回答说，不管为什么，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理该受罚。至于他为什么要哭，那是为自己不能挣钱去救济别人而感到羞愧。父亲被感动了，他看到了儿子倔强的性格和不同凡响的品德，同时也看到了儿子身上也有着他那样的坚强与自信。他决心让儿子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将来有更大的作为。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变革、动乱的年代。全国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浪潮也冲击着沉睡的广安。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成、渝两地的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这样的偏僻小镇。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如《来日大难歌》这类歌谣在学校广泛地传播开来。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广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社会的黑暗给邓小平以强烈的印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革命的号角吹到了广安。广安中学堂学生积极响应，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发出了宣传“公启”，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邓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5月底以后学校一直处于罢课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无法进行，加上接近暑假，于是邓小平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家中。这次离开广安中学堂就永远结束了他在故乡学习的历史。

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人民涂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军阀？年少的邓小平无力回答，但他对军阀、卖国贼十分痛恨。同时邓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于是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15岁的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9年暑假，父亲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作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去学点真本事，将来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国家。

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十分高兴，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邓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最后禁不住父子的一致劝说，还是为邓小平收拾了行装。

1919年9月，邓小平到重庆考上了留法预备学校，次年去法国留学。年仅15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重庆，奔向世界去寻求救国真谛。

这位伟人的革命步伐是从广安出发的。

走出夔门

1919年9月。

15岁的邓小平离别家乡广安，乘货船顺渠江东下，来到了重庆。对这座著名的山城、长江上游的大商埠，邓小平是心仪已久了，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在即，不容他游览观光了。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夫子祠，即孔庙。在庙内的泮池边，建起了几间平房作为教室，没有学生寄住的宿舍，也没有活动的操场。学校管理比较松散，所有学生全部走读，食宿自理，上课自来，下课自去。

留法预备学校共招收学生110人，根据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凡中学已毕业的学生分到高级班，学历较低者则到初级班。入学时均要考试。邓小平以中学一年的学历，分进了初级班。学习课程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学习时间为一年。要求学生毕业时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到法国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高级班的法文教员是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翻译王梅柏，邓小平所在初级班的法文教员是法国留学归来的张某。和邓小平一同考取此校的还有他的堂叔邓绍圣和县中的同学胡明德（胡伦）。

在初级班里，邓小平的学历不算最低的，学校所讲授的这些课程，他学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学习的内容又是这么多，特别是法文，要在一年内学习掌握，做到粗通，可不是那么容易。邓小平处在这些年长的大同学中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明白，这一年是为以后在法国的学习打基础，现在学得好一些，以后在法的工作、学习就少一些障碍。他不敢懈怠，一开始就投入了认真而刻苦的学习中。

当时，新学教育的历史不长，高小、中学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按照学校招生所要求的中学学历，以及体格健壮、自理能力较强等条件，学生年龄多在20岁左右。邓小平却刚满15岁，个儿又矮小，圆圆的脸庞，机灵的神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在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中间，他是那样引人注目。很快，他就成了同学们喜欢和爱护的小弟弟。为了砥砺学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同学们成立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会，邓小平是其中一员。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全国之先、全国之最。其倡导组织者为吴玉章。

1912年6月，吴玉章等人就发起成立四川俭学会。“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就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为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7月，借成都少城济川公学等办留法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潜赴巴黎留学，又于1916年3月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和法国自由教育会会长欧乐等法国进步人士组织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于6月22日在巴黎正式成立，其“目的在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尤在便利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到法国留学。故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实为该会主要的工作”，成为后来负责大批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1917年春，吴玉章回国后，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中国会所，在宣武门外储库营民国大学内开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1918年3月，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吴玉章为名誉赞助员；在爵版街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内开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为名誉校长。

由于吴玉章的革命经历、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和他的大力倡导与组织，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四川当局和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当1918年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成立时，四川督军、省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担任了名誉赞助员、评议员、执行部正副主任等职，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创办后，督军和省长还拨出1.2万元，奖励毕业考试成绩前30名每人400元作为赴法费用。因为吴玉章等人的有力倡导组织和官方的大力支持，四川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到1918年后，四川留法勤工俭学掀起高潮。据调查统计，1921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达到511人（其中女生13人），分别来自四川的98个县，其学生总数及女生数均居全国第一位。在吴玉章的倡导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动下，1919年8月28日，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在市总商会成立，汪云松为会长。重庆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由汪云松担任校长。

邓小平是乘着五四的风云来到重庆的。此时的重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还在澎湃。从初期的罢课罢市，转变为抵制日货运动。邓小平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在紧张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去。组织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呼吁同胞抵制日货、拒买日货、拒用日货、拒乘日轮、拒受日商雇佣，打击暗购、暗售日货的商人并焚烧其日货。

11月，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 000多元，廉价购买信孚洋行日货80多箱，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拍卖，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学生们几次派人前去质问阻止，都遭拒绝。于是，11月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商校、留法预备学校等校的学生1 000多人集会到各机关请愿。先到卫戍司令部、镇守使署、道公署，然后来到警察厅示威，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郑贤书避而不见。直到下午2点多，郑才出来见学生代表，起初自找借口推诿搪塞，继而强横否认，拒不交出日货。直到晚上10点钟，双方仍僵持不下。学生代表在里面说理斗争，其余千余学生围在警察厅外面。市民们送来稀饭、馒头等食品，慰问、声援学生。重庆卫戍司令部和商学联合会也派人来支援学生，向郑施加压力。面对绝不妥协的激愤的学生和各界的压力，到黎明时分，郑终于答应次日将日货交出。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已在警察厅外露宿一天、饿了一天了。

18日清晨，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及各校学生不顾疲乏和饥饿，整队到商会，等候郑贤书交出日货并协商处理办法。不料郑贤书却带着几十名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商会。勒令学生散去，并向学生开枪，当场打伤3名学生。愤怒的学生和警察展开搏斗，将郑的卫兵解除了武装。郑贤书见势不妙，从商会后屋越窗而逃。当天下午，学生们在商会提取了郑贤书所购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焚毁。

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在两天一夜的请愿示威斗争后，回去就将自己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扔了，把脸盆等日用品摔毁，把洋布衣服也撕毁了，以表示自己抵制日货的决心。时代的脉搏，反帝爱国的激情，使邓小平年轻的心躁动不安，学生们与民众的爱国热忱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坚定了自己爱国救国、振兴实业的思想。他满怀希望、满怀信心地加紧了学习。他憧憬着，在不久的将来到法国去，一边勤工一边俭学，学好本领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邓小平、冉钧、周贡植等均为此届毕业生。重庆各学校校长、法国驻重庆领事、法侨商、教士等多人应邀出席毕业典礼，盛况空前。

经过学校的考试、法国领事馆的口试和体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和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获准赴法。其中46人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每人300元赴法费用。其余学生加上熊云章共38名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凑足300元费用。邓绍圣取得了贷费生资格，邓小平和胡明德（胡伦）则是自费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通过重庆海关监督和重庆法领馆负责将赴法学生照片、姓名等一一函咨，申请办理护照。

当时留法的费用情况，按吴玉章的报告，官费生是每月400法郎，如果日常需宽裕，仅仅足用，或者不足用。若是俭省，每月200余法郎亦勉强足用。至于格外刻苦，百余法郎亦可敷衍。所以从前俭学会规定每年600元，折合1 500左右法郎，而当时法郎贬值，600元可折合6 000多法郎。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物价腾兴，每月约需300法郎，这是指俭学生费用。至于路费，从上海到马赛船票票价只需100元，这是经华法教育会的努力，法国政府对学生特别优惠的票价，在轮船上专设四等舱供中国留学生乘坐。另外制装费100元。至于勤工俭学学生，只需船费100元，制装费100元及到法国后的预备费两三百元，到工场后就可自食其力，工余求学问，或是先做工得一点钱再求学。

就要起程了，父亲为邓小平筹集了两三百元。到法国后，得靠他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求学，学习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在渝候照滞留期间，邓小平去拜访了四川早一批赴法俭学的老大哥何鲁。何鲁给他介绍了法国的情况，鼓励他赴法后奋发工作与学习，努力深造。

8月25日，是农历七月十二，这天是邓小平的16岁生日。母亲从广安给小平捎来了他平时爱吃的食品，父亲则带他到餐馆，点了几样菜，为他过生日。起程的日子已定，两天后就要出发了。邓小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母亲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他是有志气的，到了法国，能够独立生活，等将来学好本领回来干事，一定要来接她。

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和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在家人的簇拥下，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欢送下，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重庆地方政府没有派员护送学生出川，同学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互相照顾，分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选一组长，负责管理沿途有关事宜。

28日清晨，“吉庆”号拔锚起航。邓小平的父亲和其他同学的亲人们，还有留法勤工俭学会、商会、教育会、劝学所、地方政府以及法国领事馆的官员们都来送行了。码头上鼓乐喧腾，爆竹争响，夹杂着亲人的呼唤、叮咛和哭泣。邓小平和同学们都激动非常，心潮难抑，许多人泪流满腮、音颤声咽。

汽笛长鸣，轮船顺江东去。长江两岸，层峦叠嶂，田畴村落，竹翠松青。第二天，船过三峡。夔门雄奇，滟滪险恶。左右绝壁千仞，刀削斧劈。头上蓝天一线，脚下激流汹涌，船边浪花似雪。巫山十二峰，云遮雾绕。绿树红叶，猿啼鸟鸣。江流婉转，江风浩荡。第三天，船出三峡，江阔岸平，楚天宽阔。邓小平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代替离情别绪的是满怀雄心壮志。他下定了决心，此去法国，要自信自立，要学到新科学、新技术，要有大本领，将来回国，要干大事业，为了贫穷落后的祖国，为了受苦受难的亲人和人民！

哦，别了，亲人！别了，四川！此去江海茫茫，云山万重。大洋彼岸那神秘莫测、音殊容异的异国他邦，等待着中国学子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哟！

在法国的艰苦生活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和同伴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旅途，顺利抵达法国马赛。

当巨大的轮船缓缓驶入马赛港时，他们齐集在甲板上，看到这个法国的重要港口，有几十艘大小船只，穿梭其间，显得异常繁忙，“出入货物，不知凡几”。远远望去，城中“街道整洁宽敞，建筑精美牢固”，沿途经过的各大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

在码头的栅栏后面，站着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作为华法教育会的代表专程来马赛迎接又一批新来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当地的一家报纸《小马赛人》对邓小平和他的同伴们的到来做了如下报道：那里有100多名中国青年，年龄在15～20岁之间，穿着欧洲款式至少是美国款式的衣服，头上戴着大宽檐的帽子，脚上穿着尖头皮鞋，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站在“盎特莱蓬”号轮船的甲板上，安安静静的。他们的同胞、华法教育会留学生办事处的负责人向他们致词。这些年轻的中国姑娘和小伙子，通过翻译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经历一次非凡的旅行最终看到了欧洲，尤其是看到了法国的欣喜心情。其实不用问，从这些人的眼睛中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兴奋。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100多名留法学生陆续登岸。只见身材结实、矮小，有一张充满稚气面庞的邓小平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径直走到迎接他们的华法教育会代表之一的李璜面前，告诉他：船上有84名重庆来的学生，他们早已组成4个小组，每组约20人，可以按每个小组组织登岸。由于他的提议，李璜很顺利地将这批学生带到海关，通过了行李检查。稍作休息，邓小平和同伴们又登上了第一班火车，前往“世界花都”巴黎。

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第二天，他们到达了终点——巴黎西郊的戈隆勃，来到一所三层楼的普通法国建筑前。这里是普安特大街39号，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所在地，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熟悉的面庞和悦耳的乡音。邓小平和同伴们受到聚集在这里的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异国相逢使大家都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经过几天的休整，由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和同伴们分别到巴黎附近的一些学校去补习法语，同时等待工作，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然而，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愿望却大相径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在法国，伴随着工业由战时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和百废待兴局面的到来，其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由于许多工厂因工业原料缺乏而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之一批军工企业的关闭，致使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叠加新税，法郎贬值，百物腾贵，人民生活困难，整个法国经济呈现出凋敝萧条的局面。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使他们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 6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做工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十分之八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没有工作。

另外，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漠视态度，也加剧了当时勤工俭学学生生活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勤工俭学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为图房租便宜，一些学生只能住进巴黎的贫民窟。更多的学生，则挤到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中去。当时在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在这样狭窄简陋的地方却常常要住40多人，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尽管如此，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仍源源不断地拥来，于是又把这里的一楼大厅和三楼贮藏室开辟出来，供学生们住宿。后来的要想住上布棚，得先在大厅地板睡一个时期，再找机会“过渡”。

至于吃的就更加可怜了。当时华法教育会发给这些失业的学生每天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只能吃点最低廉的食品，经常是白水煮马铃薯。因为没有钱买煤油，马铃薯烧得半生不熟，吃到肚子里不好消化，时间一长，就闹胃病，许多学生都病倒了，其悲惨状况是难以想象的。李璜曾这样描述他的见闻：“我见他们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又因其中有久卧花园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湿，而有腿肿致不良于行者，我为之心恻然。”“两年不到，病死者61人，目前送入公立医院就医者有80余人之多……病死者多系肺病。”这些病死和就医者，都是住在巴黎及其附近的勤工俭学学生，占当地勤工俭学学生的十分之二。

为了悼念亡故的同学，勤工俭学学生总是设法开个简易的追悼会。与会者一个个心情沉痛，不少人一进会场，就禁不住流眼泪；同时也在想，下一个是不是会轮到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面临着生计无着的威胁。好在作为自费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他自己所带的钱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他离开了生活费用昂贵的巴黎。

1920年10月末，邓小平和邓绍圣等约20名同学来到相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巴耶中学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

当时巴耶中学有4个班，其中第六班为附设的小学班，主要课程为法语、历史、算术、博物等。邓小平就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

巴耶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每日饮食起居都有明确规定。每天早6时起床，6时半开始自习。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为上课时间，余皆为自习时间。晚8时就寝，9时熄灯。饮食每日3餐。7时半早餐，面包数片，咖啡或开水一杯；12时午餐，牛肉一块或素菜一碟，面包数片，葡萄酒或开水一大杯；下午6时晚餐，与午餐略同，不过以汤代牛肉。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适应了异域的生活习惯，身体逐渐结实强壮起来，并开始喜爱上了法式面包。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后回国途中，在巴黎做短暂停留时，用剩下不多的零用钱买了一些法式面包带回北京，分给病中的周恩来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老战友。

巴耶中学的膳宿费，每月200多法郎，邓小平尽量节俭，从现在能查到的《巴耶中学档案》中看到，除必需的膳宿费以外，其他开支，他只有18法郎，而他的同伴们有的达到50法郎，平均支出也在25法郎左右。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学习支出，他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家里也无力寄钱给他了。到了1921年3月19日，邓小平不得不结束在巴耶中学近半年的学习。

半个月后，他和邓绍圣等11人来到法国南部的克鲁梭城进入施耐德钢铁厂。

施耐德钢铁厂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有2.5万工人，其中有华工1000多人，勤工俭学学生100多人，是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在邓小平来此之前，罗学瓒、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过工。与邓小平同时或稍后的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合同。按合同规定：每天工资9法郎，扣除1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一并发还，并奖励200法郎。但倘若无故退工，则所扣的钱作为赔偿费用。

在钢铁厂做散工是最苦的。首先是学不到任何技术，每天只在车间做杂活，劳动强度很大；其次是早、晚、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真和机械一样不分早晚昼夜，要做就做，要停就停。”初进工厂的邓小平就这样开始了十分繁重艰难的劳动，今天从煤车上向下运煤，明天则搬运钢板。一会儿推铁屑，一会儿又要去拉钢条。工作一天，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茶饭不思。特别是上夜班，对不满17岁的邓小平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困苦尚能支撑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歧视凌辱则令邓小平和同伴们无法忍受。每天上工，工头就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稍有休息。一天，邓小平和几位同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几天来实在太累，搬得稍慢一些，工头就在后面催促。有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习惯做工，力气也小，干不快的。”工头蛮横地训斥道：“你既然力气不够就不必做工了，何必到这里来呢？”随即找借口将那位同学解雇了。由于种种原因，做散工的勤工俭学学生日少一日，邓小平终于也忍耐不住，和工头吵了起来，于4月23日离开了施耐德钢铁厂。这样，邓小平到法国后最初的勤工实践，不到一个月即告结束。

这一段苦工生涯虽然很短暂，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他初次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60年后当他回忆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同时，这段时间的雇工生活，也使他对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真正的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外，最重要的是在施耐德钢铁厂，他结识了较年长的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当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赵世炎，到施耐德钢铁厂的目的就是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骨干。赵世炎和李立三在施耐德钢铁厂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了华工工会、工人夜校、华工俱乐部、工余读书会等工人团体，还办起了油印刊物《华工周报》。他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工棚里与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交谈，介绍国内外时事，揭露反动政府对华工和学生的压迫剥削。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在短短的3周内，赵世炎对17岁的邓小平有哪些思想影响，但同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又是四川同乡，他们的结识是可以肯定的。

离开施耐德钢铁厂，邓小平又回到了巴黎华法教育会，直到1922年2月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期间，他一方面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五六法郎的微薄补助（这一点点补助到了10月份也停止了）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做过许多工作。在饭馆当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搬瓦、扛水泥，以及做清洁工、清扫垃圾等等。

1921年10月21日，他和1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华法教育会的推荐下，受雇于尚布尔郎工厂，专门从事制造纸花的工作。这种轻松稳定的工作，对处在穷困之中的勤工俭学学生来说，兴奋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邓小平和同伴们小心翼翼地用红色和绿色的薄纱、缎子做成睡莲花，然后把花安在很硬的花梗上，最后再标上标签，注明“孤儿及战争寡妇的作品”。实际上，这种工作是那些小姑娘们做的，报酬很少，大约做100枝花才2法郎，每人每天要做600到700枝花才能够维持生活。邓小平和同伴们头也不抬，拼命地工作着。然而，就是这样收入低微的工作也没有能维持多久。几天后，他们被告知这种花的订货已经停止，邓小平等又被辞退了。此后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邓小平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勉强糊口。他后来曾经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为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函电求援，再加上因进占里昂大学而被驱逐回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奔走呼吁，四川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救助陷于困苦之中的400多名川籍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也和其他川籍同学一样领到400法郎。为了使这点钱能多用些时候，并想再积蓄些钱以便能再进学校读书，邓小平再次离开了巴黎，于1922年2月来到了卢瓦雷省的小城蒙达尼。

蒙达尼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自1920年以来，常有近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第、萧三、向警予、蔡畅等都曾在蒙达尼公学或女校读书，并在附近的工厂做过工。勤工俭学学生们之所以喜欢到蒙达尼来，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用比较低，大约每月有200法郎就可以过得去。

1922年2月13日，当矮小结实、有着宽宽的额头和稚气未脱面庞的邓小平带着简单的行李走出蒙达尼火车站时，并没有引起小城居民的注意。他也并未在蒙达尼停留，而是按照人们的指点，沿着巴黎—里昂公路继续步行，向着一个名叫夏莱特的小城走去。左拐、右拐，当他登上一个小山包后，就径直走向市政厅。在这只有3万居民的小城的市政厅户口登记处，他把“邓希贤”的名字写在外侨登记册上，并按照规定填写了父母亲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在“来自何处”一栏，他填写的是：“拉卡莱纳·戈隆勃，普安特大街39号”。在“职业”一栏，填的是“体力劳动者”。他在这个小城领取的临时身份卡的编号是1250394。

第二天，即2月14日，邓小平就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临时工人。这是他到法国后进入的第二个大工厂。哈金森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颇有名气。在工厂的4 000多名工人中，有40多名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由于邓小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因而被作为不熟练工人派到胶鞋车间，他的编号是4088。

当邓小平被带进光线明亮、高大宽敞的车间时，只见长长的工作台前，站满了黄皮肤、白皮肤的男女工人，他们在机械地粘贴、装配着防水胶鞋。18岁的邓小平就成为这成百的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智利人和中国人中的一员，每天站在工作台前10个小时，生产5 000双胶鞋。工作是极其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将鞋底、鞋垫及鞋帮放在木模上，然后和里衬贴起来。很快，邓小平就熟悉并很容易地工作起来。与施耐德钢铁厂相比，这里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工资也是很微薄的，每小时仅1法郎。

下班后，离工厂不远就有一片棚房居住区，邓小平和其他40多名华工、勤工俭学学生就住在这里。住宿是很便宜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饮食也比较便宜，并能吃饱。到法国一年多的邓小平已经开始成熟了，能经受住艰苦工作和俭朴生活的考验，并以其所积累的经验，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业余时间，他和法国工人交往聊天，法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还经常和华工、勤工俭学学生们谈心，交流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戈隆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旅欧少共成立后，少共总书记赵世炎经常到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活动，开会、演讲，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少共新成员，并在蒙达尼建立了第一个少共支部。蒙达尼地区是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赵世炎每次到蒙达尼来都要到哈金森工厂进行活动。

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于1922年夏季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曾这样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邓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时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因为这里聚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勤工俭学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等，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说过：“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他还说过：“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于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一期，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用相当的篇幅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开始是在《少年》编辑部工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赤光》。”“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3年2月，邓小平参加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6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据汪泽楷（克明）回忆：“1923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后，我同乔丕成到巴黎找临时工作。在这个时候，恰好召开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我俩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任宣传，尹宽任组织，傅钟、邓小平同志也是负责人。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但实际上到1924年2月才实现改版。”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两人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2月《赤光》正式出版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等曾在《赤光》上连续发表《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也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接触很多，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有“油印博士”的美誉。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他去法国的时候，写过长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着他回家来，旧社会，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

“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的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甚至最后以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人们一到使馆，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 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驻法公使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开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欧洲中心——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进行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

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与傅钟、毛遇顺3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被驱逐，但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斗争情况。这是难得的历史资料。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等人的活动有不少记载：

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33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10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70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8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

傅钟、邓小平、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担任撰稿人。

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此时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特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

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40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

昨天（10月24日）21点～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了一次国民党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

国民党于11月15日15～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自己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个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

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指农历）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绍昌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杨品荪，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3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拉维西尔街14号和朱勒费里街8号。

1995年当中国记者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前往法国拍摄采访时，在法国国家档案局查到了一些留存了70年的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1925年6月起邓小平就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字样。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小平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局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点45分至7点，在布罗尼—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3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3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荪的3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朱勒费里街8号的名叫Mon Fi Fian和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

邓小平前往苏联莫斯科，早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就决定了。5月29日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在给中共旅莫斯科地方执委会的信中就拟定了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邓小平就在其中。

1925年11月18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写信说：“准备在最近的期间，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20天以后，莫斯科方面又给傅钟等人来信说：“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5人接到信后以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1926年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20人，已决定今晚（1月7日）由巴黎起程……他们大约不久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的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谨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1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刘明俨写道：“1月7日，此间有21个同志起程赴俄。”名单中就有傅钟、邓小平、邓绍圣等人。

邓小平在前往苏联途中曾在德国做过一宿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则睡在地板上。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1926年1月中旬，邓小平来到苏联莫斯科，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1921年，它是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是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的。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1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原来东方大学的培训已不能适应中国国内的需要。于是，1925年苏联又创办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邓小平一到中山大学，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学生进校以后，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诸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对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在教学中，由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讨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人称为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300余人，设有11个班，每班30～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班。对文化较低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邓小平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这个班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问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徐君虎后来回忆说：

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3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当时，苏联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主张，并争取中山大学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竭力破坏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背叛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国民党派来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邓小平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

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党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励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励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组织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份重要文献。它反映了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就曾经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所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极为重视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以加深团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得以有机会认真地、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并了解了许多国际共运、苏联共产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邓小平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一年。他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使他一生都受益很大。

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

邓小平之所以没等完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业，就匆匆返国，是因为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

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人民革命运动已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更如已经沸腾的火山，必欲喷发。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苏联人鲍罗廷为顾问的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它继续实行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同时将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的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都担任了各军的党代表。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依然得到了贯彻执行。革命军在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后，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北伐的条件已逐渐成熟。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在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下，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首攻两湖，要消灭军阀吴佩孚。7月中旬北伐军首战长沙告捷，8月再战汀泗桥。9月北伐军兵临武昌，10月便攻取武昌。北伐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更是勇不可当，战功赫赫。9月，北伐军在江西发起了对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的进攻。11月上旬，共产党人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的革命军第二军便攻克南昌。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被打垮后，革命军越战越勇，12月又占领浙江。1927年3月更夺取了江南重地——南京。

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以来，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从广州打到武汉，直至南京、上海，革命狂飙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虽试图组织由奉系、直鲁联军以及孙传芳残部拼凑而成的“安国军”反攻抵抗，但其计划终告失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基本陷于崩溃。

北伐战争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大革命，它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进一步开展人民革命开拓了一个广阔天地。

在中国的北方，在历史古都、中国名城西安，冯玉祥将军加入了国民革命的行列，打破了各路军阀盘踞北方的局面。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人氏，行伍出身，曾任北洋政府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等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与原上司吴佩孚发生矛盾，同时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暗中酝酿倒戈反直。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其所部改为国民军，建立过以冯系为中心的北京临时混合内阁，并把中国末代皇帝及清室逐出皇宫紫禁城。冯部国民军与奉军大战，占领天津，使北方国民军控制范围由河南扩大到直隶全境。

冯玉祥在北京时，受到中共人士李大钊的关心和帮助，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冯玉祥的爱国之心和革命之志更愈明确。1925年5月，在中共安排下，冯玉祥决定赴苏联考察学习。冯将军访苏，受到苏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特派遣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刘伯坚全程陪同。苏联各界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热烈而又真诚的欢迎，使冯玉祥“极是感动”，他说：“我在留俄的3个月内，会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会谈以及我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与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冯玉祥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认同的意向。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对于冯玉祥的思想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在冯玉祥访苏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镇压群众，妄图扑灭国民革命军和北方革命势力。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冯玉祥在刘伯坚、于右任以及共产国际顾问乌斯曼诺夫陪同下，于1926年8月起程回国。冯玉祥于9月中旬回到陕西之时，正值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的捷报传来。9月17日，冯玉祥召集部属，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宣布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誓死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此后，冯玉祥便在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改造旧部队。为了壮大实力，他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援助，另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更多的人员帮助工作。就这样，五原誓师后，先后派到冯部国民军的共产党员有200名之多。他们是分别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局等地抽调的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共产党员。

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邓小平，就是由苏联奉调到冯玉祥部队的第一批人员之一。这一批共选调了二十几人，他们于1926年底从莫斯科起程，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了3个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3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和两名共青团员王崇云、朱世恒。他们3人乘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3辆，都由苏联人驾驶。

从库伦到包头，虽然只有800多公里的路程，今天可能只需要坐1个小时的飞机便可到达，但在当时，却是茫茫草原，人烟绝迹，风沙四起，寻路艰难。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荒原上，3辆苏联汽车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行驶。饿了，吃点干粮，冷了，找点牛粪烧火取暖。当时蒙古的草原，绝非今日这般的水草丰茂，牛羊成群，而是荒原千里，加上时值隆冬，雪压冰封，寒风刺骨，一路上艰苦异常。荒原无路，遇有困境，有时还需人来推车，只能日行几里。

好不容易走出了荒原，然而荒原之外又是沙漠。这沙漠比草原更是荒凉，无草，无水，无树，无人，起风之时，漫天黄沙，日晒之下，赤地千里。到了夜间，上有苍穹星繁似锦，下无人寰黄沙如海。草原无路，尚可行车，到了沙漠，车也不能行走了，只好改骑骆驼，整整8天8夜，才算是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

就这样，历尽千难万险，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中国西北宁夏的银川。这一路上，邓小平他们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在银川稍事休息，他们又改为乘马，日夜兼程，经陕甘大道，终于在1927年2月间到达西安。此时，他们个个都是衣不掩体了。

邓小平到达冯玉祥部队后，即见到刘伯坚。他与刘伯坚在法国时就很熟识，同志相见，自是十分高兴。不久，他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

邓小平回忆道：“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共产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中共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来在中央苏区牺牲），我担任学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了，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邓小平在西安期间主要做学校工作，也曾短期在西安中山学院兼课，这个学院也是由我党派人领导的。除此以外，他还参加西安的一些党团会议和革命群众集会。当时西安的群众革命气氛很浓，游行集会自不会少。

在西安的这一段时间内，邓小平等人的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给的，这种军旅生活当然并不宽裕，因此他们这些共产党派去的同志，就时常找机会“打打牙祭”。那时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西安的鼓楼，敲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邓小平至今还感叹地说，那时候，能吃到牛肉泡馍就是好东西了！

1927年5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后率部东征潼关。刘伯坚和许多共产党员随军东征。邓小平等则在西安加紧训练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形势，发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经过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由一支濒于瓦解的旧军阀部队，变成一支军威大振、深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全军上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因此，在东征作战中，一路节节胜利，势如破竹。5月8日占领陕州，15日攻克洛阳，30日攻克郑州，6月1日又占领开封，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唐生智部会师，实现了“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