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若兄长——与周恩来

邓小平与周恩来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相识并相知，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无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在风云变幻的江西中央苏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互相信任，亲密合作，配合默契，并肩同行，相知甚深。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有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邓小平也十分钦佩和敬重比他年长6岁的周恩来。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谈起周恩来，他深情地说：“周总理是个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是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也许周恩来是唯一例外，这也充分表达了邓小平的真实感情，表明了两人非同一般的友情。当有一次女儿毛毛问父亲，留法的人中与谁的关系最密切时，邓小平仍然讲了相同的话：“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留法，一起参加革命的人很多，如赵世炎、聂荣臻、蔡畅等等，邓小平这番话，再次道出了他同周恩来的情谊不同寻常。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了解以及从周恩来那里所受到的深刻影响始于法国。

他们两人都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留学热潮中前往法国的，只是周恩来先于邓小平到达，时间是1920年12月。在那里他成为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立者和负责人之一，积极从事着革命活动。一年后邓小平满怀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望，也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还是个16岁的少年，思想尚不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经济极为萧条，现实很快打破了邓小平出国时的梦想。他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很短。为了糊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生活很艰难。所幸的是，他很快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先进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目睹并饱尝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榨之苦的邓小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他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是参与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点下，为杂志刻写、油印和装订，并且写了不少文章。

《赤光》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这实际上也是周恩来的住所。邓小平白天做工，晚上下班回来后就立即投入到杂志的工作中去。周恩来将撰写好的稿子或修改过的别人撰写的稿子交予邓小平，邓小平便认真刻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一张张油印好，装订起来。周恩来工作很忙，时而开会，时而接待客人，时而去外地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通常只能利用工作空隙撰文和改稿。每当这时，邓小平就守在一边，等周恩来改好一篇，他刻写一篇，常常忙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为此，邓小平在这间“弹丸之地”打地铺过夜是常有的事。

时间一久，两人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感情、工作方式都很接近，相处很融洽。邓小平对待工作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干劲十足。他刻写的蜡版字体工整隽秀，印刷清晰，装帧雅致，深得同志们称赞，大家亲切地送给他一个雅号：“油印博士。”周恩来对这位“油印博士”很欣赏，给予他很多关心和鼓励。邓小平更是把周恩来看作兄长，虚心向他学习，增长了许多见识和才干。

1927年夏天，已回到国内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邓小平，因为国共合作破裂而来到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部长。邓小平再度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央迁到上海后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的筹备安排等项工作。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主任，担负起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中央秘书长不但管的事情多，而且负的责任也很大。那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周恩来是中央日常工作的总管，邓小平是他的助手，比起在法国，他们的工作环境更加险恶，而责任更加重大，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邓小平被周恩来认真而沉稳的工作态度、大智大勇的作风气度和高尚的革命品格所折服；周恩来对邓小平处理事务中表现出的率直干练、机智果断也很满意。

他们不仅工作关系十分密切，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也相当亲密。1928年春，邓小平与张锡瑗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为他们在饭馆操办酒席，周恩来和邓颖超高兴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真诚地向他们祝贺。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曾有大半年时间与周恩来、邓颖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相处得像一家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先是在西南工作，1952年调至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此，重新开始了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他们在中南海一起工作，共同为国家大事操劳，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

1953年，兼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抓财政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方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由于在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六条方针，坚持以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为主导，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办好财政的积极性，1954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财政形势最好的一年。邓小平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支持了周恩来的工作。

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和周恩来为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缩小这一灾难的影响、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共同做出了努力。他们于1961年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为实现国民经济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齐心协力，尽一切所能，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被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在将邓小平安排到什么地方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当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提出了这样的安排方案：让邓小平夫妇去赣州，房子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还是否定了去赣州的方案。他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这位一国总理甚至连邓小平住什么样的房子也做了具体交代。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周恩来直接、周密的安排，使邓小平得到了妥善保护。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又抓住一切时机，千方百计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市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亲笔致信毛泽东，表示了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将该信批示给周恩来。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极力促成邓小平的复出。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一家离开了将军楼，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来后的住所，并抱病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

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首次亮相在人民大会堂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成为世界舆论轰动一时的新闻。

党的十大后，邓小平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2日，病重的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974年3月底，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周恩来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战友之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评价说，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同时，身在异国的邓小平也时时牵挂着病中的老战友周恩来。据当年陪同邓小平出访的工作人员回忆：回国途中在法国停留，邓小平在一次散步时，询问附近有没有法式面包铺子，工作人员便将他带到一家标准的法式面包店。邓小平高兴地把他十几美元的零花钱全部买了刚出炉的法式棍子面包，并说，总理爱吃这种面包，带回去请他尝尝。在场的陪同人员闻听此言，无不为之感动。

4月19日，邓小平载誉而归，周恩来再度抱病赴机场迎接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老战友“接风洗尘”。

1974年10月，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历史的脚步迈进1975年的时候，邓小平开始肩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在毛泽东深居简出、周恩来因病住院的情况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为了全面支持邓小平的工作，2月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随后，他郑重宣布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明确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常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接着召集由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说：

根据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全国人大四届会议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毛泽东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邓小平没有辜负战友的重托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严重混乱局面，他以叱咤风云的大无畏气概，坚定地提出：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凭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大刀阔斧地对军队、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各个方面的工作大有起色，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减轻了周恩来的压力，使他感到欣慰。遗憾的是，这期间，周恩来的病情迅速恶化，1975年9月下旬，医生准备为他做第四次大手术。然而手术中却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心情沉重的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此时此刻，既要领导主持全面整顿，又要针锋相对地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邓小平，多么希望周恩来能走出病房，助他一臂之力啊！

一个月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施行第五次大手术。

这天，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示意让担架停下来。他以微弱的声音问：“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奔到担架车前，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凝视着这位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吃力地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是对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肯定、支持和鼓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邓小平永远地失去了这位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情同手足的同志加好友。在1月15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强忍巨大悲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为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和他为中国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代表的是党中央，当然也代表了他个人，这源于他对周恩来一生的深刻了解，包括周恩来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质、高超的才智，等等。所以，他也非常能够体谅和理解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处境。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当对方发问：“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邓小平做了令人折服的回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76年，是中国人民的多灾之年，也是中国人民迎来曙光的一年。当“文化大革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中国人民相继失去了三位领袖，邓小平失去了三位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当乌云驱散，“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邓小平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开辟新的道路的重任，去完成战友们未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可以告慰他的兄长，可以告慰他的战友们！

母子情深——与他的两位母亲

邓小平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姓淡；一位是继母，姓夏。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按照族谱的辈序，父亲给他起名叫“邓先圣”。5岁入私塾的时候，私塾先生认为：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圣”呢？于是，先生做主，起学名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他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才改为“邓小平”。

广安，地处川东丘陵，有嘉陵江支流渠江穿越而过。这里虽不如成都平原富庶，但因其物产丰饶，被称为“金广安”。由于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到了邓小平祖父邓克远这一辈，家里积攒下40亩地、十几间房，还兼营缫丝、制粉，在广安算得上是一户殷实人家。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是一个英俊豪迈、仗义行侠的人。他长年在外，不理家务。所以，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都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主持。

淡氏出生于广安县望溪乡。她16岁嫁给邓绍昌，当时淡家的产业要比邓家大得多。她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端良贤淑，明达事理。嫁到邓家以后，她毅然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她身材瘦削，但身体比较健壮。在家中，她算是最忙碌的人。每天黎明开始，淡氏就起床操持，上照顾年迈的婆母，下哺育幼小的子女。邓小平出生以后，邓家的家境已经开始窘迫。因此，除了将田地佃给农民耕种之外，其他劳动和家务如喂猪、养蚕、织布以及洗衣、煮饭等等，都由淡氏亲手来做。由于她的勤劳和细心，家中的一切被安排得有条不紊。

淡氏性格和善。在家中她尊老爱幼，对婆母百般孝顺，关心备至，对子女悉心照顾，严格要求。对村里的穷苦乡亲，她有一种朴素的同情心，总是设法予以接济照顾。周围的邻里百姓都愿意和她接近。那些贫苦的“做田佬”有什么难处，都乐于向她求助。一次，一位曾在邓家做过佃户的农民，在别人的怂恿下，退佃到外面谋生，结果很快被迫返回，一时全家衣食无着，既没有地耕，又没有房住，最后他十分为难地找到淡氏说明情况。淡氏二话没说，马上腾出一间空房，让他暂时搬到自己家中，并想办法为他找了一份差事。所以，当地的农民很尊敬淡氏，都称她为好心人。

淡氏的口才也很好，能言善辩。她每讲一件事情，总是说得清清楚楚，绘声绘色，使人听得津津有味。夏日里晴朗的月夜，邓小平和弟弟、妹妹们簇拥着母亲，坐在三合院围成的小平坝中，听她摆龙门阵，生怕漏掉一个字。邓小平后来言辞犀利，讲话简练明快，和母亲的影响大有关系。

淡氏生有三男二女。出于一种伟大的母性，她对子女们倍加疼爱。民国初年，四川境内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四处流窜，骚扰百姓。为了使孩子们不受惊吓，一有风声，淡氏就将家里安顿好，带着年幼的儿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里躲藏，或将他们送到亲戚家暂避一时。邓绍昌出门在外，家中男丁年幼，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淡氏盼着邓小平快快长大成人，尽早顶门立户。

由于邓小平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三代单传，在当地有邓家“独三房”之称，所以作为长子长孙的邓小平从小就受到全家的宠爱。淡氏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家务再忙，也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每当邓小平出门，总是盼他早归。5岁以前的邓小平是在祖母和母亲身边长大的。入私塾以后，也还是由祖母带着睡觉。尽管受到百般的疼爱，邓小平却并没有大户人家的少爷习气。在小伙伴们中间，他读书之勤奋是出了名的。在协兴乡读初小的4年里，除了一次因生病缺过几天课之外，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从未旷过一天课。每天放学回家后，除了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活，有时去和小伙伴戏耍一阵之外，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复习功课，甚至直到晚上还在桐油灯下读书习字。据说，每当小平因毛笔字写得好被先生表扬一次，母亲就为他煮一只鸡蛋作为奖励。雨天的川东丘陵，道路十分难走，披着蓑衣前去上学的邓小平，回到家中经常是浑身泥水。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心疼年幼的小平，怕他摔坏了，都阻止他雨天上学，要他在家中温习功课。但小平硬是不肯。没法子，再逢雨天，淡氏只好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些米，再塞给小平两枚铜板，让他在学堂附近找一户店铺搭伙做饭。

柳条抽青的季节，是川东人家养蚕的好时光。这时，邓小平家的堂屋和厢房都充作蚕房。母亲淡氏更加忙碌了，除了繁重的家务之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侍弄蚕苗，很晚也不得休息。邓小平年纪虽小，却很懂事，母亲这样操劳，他十分心疼。于是，这个季节他不再去玩泥巴，不再去“打碰钱”，放学后直接跑回家，争着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不是背着竹篓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小平先去睡觉，但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

对如此聪颖懂事的长子，淡氏自然视为掌上明珠。1919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当邓绍昌决定让邓小平到重庆读书，准备赴法留学的时候，淡氏阻止不成，多次掩面而泣。最终，她还是收拾了包裹，塞足了盘缠，送小平上路。在广安城外的渠江码头上，母子俩依依话别。当小船扯起白帆，载着小平沿江南下的时候，淡氏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此去，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才15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怎么忍心喔！”小平走后，淡氏不止一次地这样埋怨邓绍昌。

1926年，淡氏积劳成疾，患肺病去世，时年42岁。也有人说，她是想儿子想死的。的确，儿子出门留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信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猜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旧式妇女，既要撑持家务，又要思念子女，劳累加上心伤，是她早逝的双重原因。”

淡氏的坟墓被安置在离邓家几里开外的一块坡地上，墓碑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阴地不如心地”，下联是“后人须学好人”，横批是“人杰地灵”。墓碑被注明为“孝男先圣、修、治”所立。实际上，被称为“先圣”的邓小平，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母亲的死讯，他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才听弟弟邓垦（邓先修）讲起的。

邓小平十分敬重他的母亲。后来，他深情地说道，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后来，邓绍昌又娶夏伯根为妻。实际上，邓小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时候才见到这位继母的。

夏氏出身贫寒，是一位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她有一个哥哥，但很小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因悲失娇儿，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她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十几岁的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久就病死了。后来，她带着女儿再嫁给了邓绍昌。嫁到邓家以后，她继承淡氏，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大半生兵荒马乱的生活，练就了她那坚强的性格。由于邓小平、邓垦（邓先修）参加了革命，夏氏虽不识字，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她的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竟把华蓥山山上的几名游击队员带回了家，夏氏二话没说，把他们连人带枪掩藏了起来。

1949年底，邓小平领兵回到四川。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邓小平45岁。

听说邓家的人回来了，夏氏非常高兴。她辞掉了长工，舍弃了田产、老屋，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独自一个人跋山涉水来到重庆，找到邓小平，并同他们住在了一起。

夏氏不是邓小平的生母，但邓小平夫妇俩对夏氏十分尊敬，邓小平总是称她“老祖”。特别是卓琳，与夏氏婆媳关系相处融洽，不分你我。邓小平和卓琳去上班，家里和孩子就全交给夏氏照料。夏氏来到邓小平家里的时候，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9岁、大儿子邓朴方6岁、二女儿邓楠5岁、小女儿邓榕才10个月。从那时起，他们就由祖母带养。小儿子邓质方1951年8月出生后，也是由夏氏带大，所以，孩子们对夏氏的感情特别深。

就这样，夏氏老人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同淡氏一样，她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尤其是“文革”期间，她与邓小平全家同甘苦、共患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打倒了，并常常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批斗。夏氏和卓琳也无法幸免，受尽了凌辱。当时，邓小平的几个读书的子女都不能回家。3个老人被关在空房子里，家里大白天也拉上窗帘，笼罩着一种凄凉的气氛。邓小平冷静地对家里人说：“如果对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他不愿意连累老人和孩子。

1967年9月，邓家得到通知：邓小平和卓琳继续留下来挨批斗，邓家子女和夏氏必须马上搬出中南海。

夏氏和孩子们只用了两个小时收拾东西，便被赶出了家门。他们住到了宣武门外的两间房子里。夏氏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邓榕住一间。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夏氏只能领20元。这钱是从邓小平和卓琳工资中扣除的，不让多给。每月初，孩子们就会去中南海向发生活费的人要钱。到了冬天，为了制作冬装，她们想多要一些，常常遭到拒绝。于是三姐妹就会和发钱的大吵一架，直到胜利为止。管钱的邓楠知道，多要一些就可以为奶奶和兄弟姐妹多积蓄一些医疗和生活的费用，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保障和公费医疗。当时夏氏在邓家子女中，起到了凝聚力的作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曾深情地写道：“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

1969年10月，首都实行“战备疏散”。邓小平和卓琳、夏氏一起来到江西。由于周恩来的关照，他们被安排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座院子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度过了3年的困难时光。

每天，邓小平和卓琳在看守人员的看护下，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做工，接受“劳动改造”。夏氏留在家里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竭力替邓小平夫妇分担辛劳和忧愁，她还喂养了几只小鸡，种上几畦蔬菜，为小院增添了活泼的气氛和融融的春意。邓小平的长子、被“造反派”迫害致残的邓朴方1971年来到父母身边，生活不能自理，夏氏又多了一份责任，即照顾邓朴方。在那个特殊的岁月和环境中，夏氏与邓小平夫妇始终同甘共苦，平和乐观，无所畏惧，在邓家遭受迫害的时候，仍能够保持镇定和团结。经过那场动乱，夏氏老人更赢得了邓家的敬重和热爱。

不忘恩师——与汪云松

1949年12月，邓小平到重庆后不久，便派了西南军区的几个同志去看望他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时的教师汪云松。可汪云松不知吉凶，没敢见。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接他到军区。他下车后才知道，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他当年的学生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邓小平，他也坐在第二桌。邓小平和陈毅分了工，邓小平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后来，每每谈到这些情况，汪老先生都激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汪云松，字德薰，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曾任重庆商会会长、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会长，后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19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做过清朝的官，但具有维新思想。

1919年6月，身为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在目睹了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后，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与当时的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各界社会名流，筹集经费数万元，准备在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们先筹建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汪云松任会长。

1919年9月上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任董事长，下设校长、教务及事务等负责人。校址在重庆市夫子祠内。这所学校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共招收了100余名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些准备。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室简陋，设备很差，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报考，竞争相当激烈。邓小平便是有幸考入这所学校的第一批青年中的一个。

1920年7月，经过一年的学习，经过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80多名学生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邓小平是其中的一名。7月19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在重庆商会举行毕业典礼。驻渝法国领事、旅渝法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参加了毕业典礼。

1920年8月27日，汪云松先生送走了他的80余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从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到建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无不竭尽全力。他的这份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得学生的敬重和爱戴，以致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

汪云松先生后来说，当初他办学，原本不是想培养共产党，只是想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没想到学生中竟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

汪云松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泽东主席作为祝寿之礼。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寿礼的。邓小平知道这件事后，就对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同志说：“要了解汪云松。”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邓小平还曾深情地对重庆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同志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这便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对这样一位爱国、爱党的民主人士，邓小平是不会忘记的。回到故乡四川之后，他连广安老家都没有回去过，却没有忘记他当年的老师，没有忘记这位为党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他后来曾说过，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做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大哥”“大姐”——与李富春和蔡畅

关于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的交往，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父亲说，他是在蒙达尼入的团，和“蔡妈妈”，即蔡畅等一起到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在入团宣誓会上，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宣誓，心情相当激动。几十年后，他们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新。

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早年参加毛泽东主办的“新民学会”，并和向警予一道组织“妇女工学团”。1920年，蔡畅与其兄长蔡和森携母亲葛健豪共同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巴黎等地做工，积极参加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讨论活动，参加了蒙达尼的“工学世界社”等进步团体，同时参加了“拒款运动”等留法学生斗争。她于1922年在里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党员。父亲与蔡和森在法时并不熟识，但他与蔡畅却相当熟悉，由于蔡畅年长四岁，父亲一直亲切地称她为“大姐”。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父亲和他们相当亲近，他称李富春为“大哥”，称蔡畅为“大姐”，而李、蔡夫妇则亲热地称他为“小弟弟”。后来他们一起在巴黎共青团支部工作时，父亲有一个时期曾和他们住在一起。父亲告诉我们，他常去吃“蔡妈妈”煮的面条。父亲和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几十个春秋。

1957年后，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居住。在怀仁堂的旁边共有前后四个院子，叫“庆云堂”，李伯伯和蔡妈妈家住一院，我们家住三院。比邻而住，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父亲和母亲常常带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因此总把我弟弟飞飞的名字叫成“灰灰”，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非常敬爱这一对父亲的“大哥、大姐”。母亲与蔡妈妈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母亲对蔡妈妈相当敬重，有事常常向她请教。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和李伯伯两个国务院副总理常常一起出差，我们两家人和其他同行的人，常常一坐就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受到批斗并被软禁，那时真是普天之下无人敢于接近，也不能够接近。有一天，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的手中，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说完赶紧就走。这区区的两包烟，足以表明了李伯伯和蔡妈妈的政治观点，其中倾注了他们对父亲作为老战友、老同志之间的全部感情。李伯伯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后来蔡妈妈重病长年住院，父亲和母亲常去探望。1990年蔡妈妈90大寿时，母亲率我们全家子女，代表父亲前去医院祝寿。蔡妈妈去世时，父亲送了花圈，母亲代表父亲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这种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它亲如手足之情，甚于手足之情。我们后辈人，亲眼目睹，既觉感动，更受教育。

“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缘的”——与冯玉祥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和促成者。

早在直奉军阀混战之际，李大钊就开始联络冯玉祥。后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回师北京，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在这期间，李大钊曾多次亲自对冯玉祥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担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李大钊提出在国民军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冯玉祥批准李大钊的建议方案后，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从此以后，党从北方区委、黄埔军校、上海党中央以及留苏学生中，派出刘伯坚、邓小平等二三百名共产党员，陆续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并且担任各路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并曾担任该校教育长。此外，还有许多同志担任了西安中山学院及其他学校与部队的领导工作。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在五原宣誓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五原誓师是冯玉祥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从此，在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与组织指导下，冯玉祥着手改编、整顿军队，在全军范围建立健全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走上了新生的道路，成为一支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纲领、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同广州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东征南伐。

自五原誓师后，共产党人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与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开创国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学校培养军政骨干。1927年2月，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在西安成立了。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这所中山军事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与直接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由共产党选送的革命青年，对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创办中山军事学校的同时，还在西安开办了以共产党员刘含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到学院授课或作报告。

在开创部队政治工作与创办军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进行直接掌握军队的工作。1927年1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后，国民联军中有一个由史可轩、许权中领导创建，并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旅。这个正规旅的主要领导人有：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郑州警备司令、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中山军事学校我党组织负责人高文敏，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并由许权中担任该旅旅长。形成这个正规旅组织基础的中山军事学校的军官学员和国民党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邓小平曾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畅谈了中国共产党和他自己同冯玉祥将军长期合作的情谊，回顾了党在西北国民军的工作，并高度评价了冯玉祥将军的生平业绩。

1983年9月14日，由原西北军和后来跟随冯将军的100多位老人提议酝酿，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前夕，特地会见了冯玉祥将军的亲属，进行了感人至深的谈话。

9月14日下午快6点时，冯玉祥将军的儿子冯洪达与儿媳余华心等听说邓小平就要来了，他们赶紧走近门旁，按年龄大小排好。邓小平神清气爽地健步而入，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邓小平问道：“弗能呢？”“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老二弗伐回答说。“啊！”邓小平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声。

邓小平同他们合影、入座后，语气十分庄重地说：“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先生诞辰100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邓小平接着说：“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邓小平又畅谈了他自己在1926年开始同冯玉祥将军的结识与交往。邓小平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20多个人。”“当时，我们有3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23岁。”他说：“记得1926年跟李大钊的弟弟（弗伐插话：是李连成）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

邓小平接下去说：“回到内蒙古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继续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邓小平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缘的。”

人世间的真情——与张锡瑗

张锡瑗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河北良乡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24年，她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与邓小平是在共同学习中相识，在共同从事革命活动中相爱并结合的。

当时张锡瑗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也正好从法国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在这里相识了。两人虽不同班，但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接触比较多，虽然没有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彼此间已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6年底，邓小平被调回国，到西安冯玉祥的部队工作。1927年秋，张锡瑗也回到国内。她在保定参加领导了一次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后，来到武汉，被分配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她一到便惊喜地发现，邓小平也在这里。原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邓小平比张锡瑗早两个月，辗转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当秘书。两人再次不期而遇，倍感高兴。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也一同来到上海。在上海，年仅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的筹备安排等工作。年轻的邓小平精力过人，机敏干练。这些庞杂烦琐的工作在他的安排协调下，显得井井有条。

比邓小平小3岁的张锡瑗就在他领导下的秘书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张锡瑗为邓小平的精明强干和活跃开朗所吸引，产生了敬佩和爱慕之情。张锡瑗外表秀丽，性情温柔，待人诚恳热情，也博得了邓小平的好感。渐渐地，他们相爱了。据当时同张锡瑗一起工作，对她很熟知的同志回忆，那时候追求张锡瑗的人很多，但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

1928年春的一天，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特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开了三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前来贺喜，足足有30多人。

婚后，这对年轻的革命伴侣恩恩爱爱，感情笃深。在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积极从事着异常紧张和危险的革命工作。那时，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邓小平就当过杂货铺的掌柜，当过古董店的老板。这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没于上海的大小弄堂。后来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一个扮成擦鞋匠的同志，他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危险啊，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干革命。

然而革命者没有畏惧，更没有消沉。邓小平与张锡瑗在他们两个人的天地里，共享着乐观、甜蜜的生活，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有大半年时间，他们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后来，邓颖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曾说，楼下小两口的说笑声时常传到楼上来。邓小平的女儿还曾向父亲求证这件事，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有说有笑。

1929年夏，党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翌年初，邓小平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西的工作，此时正值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邓小平忙完公务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妻子。他激动地期待着小生命的平安降临。不料偏偏遇到孩子难产。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尽管邓小平日夜陪伴，精心照料，但由于当时医院医疗条件差，几天后张锡瑗还是不幸去世了。孩子生下来后因为是难产，没过几天也夭折了。这突然降临的巨大不幸，令未满26岁的邓小平难以承受。他为失去爱妻和亲生骨肉而悲痛万分。

但是，他却来不及亲自掩埋妻子，只得把丧事委托给特工科的李强同志，因为前方战事繁忙，军情如火，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者，把眼泪咽进肚里，把感情埋在心里，毅然赶回广西，投入火热的革命战场。

李强把张锡瑗安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本来立碑人应该是作为其丈夫的邓小平，但因为工作的需要，不能用邓小平的真名，于是随便起了个名字。

1931年5月，邓小平回上海，带着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

以后，邓小平一直行进在戎马倥偬的战旅之中，这段感情渐成往事。然而将近20年后，1949年邓小平率部队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极重感情的他一进城就同夫人卓琳一道，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修机场，许多烈士墓地都找不到了。后来，在李强的帮助下，张锡瑗的墓终于找到了，但发现墓地已被水淹了，他便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里，和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郑重地搬回自己所住的励志社的楼下。1969年，张锡瑗、苏兆征的棺木重新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往事悠悠，岁月的潮水冲刷不掉人世间的真情。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谈起张锡瑗，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