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远洋

1920年9月，邓小平乘坐万吨巨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关于这次远航，邓小平的旅欧同学汪泽楷有如下的回忆：

“我们在印度洋碰到了一次大风暴。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巨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汗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地挺过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大开了眼界。邮船到了沿途各地的大海港，都要停上两三天，装卸货物。有钱人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装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烂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在船舶周围游泳，向乘客们哀告乞怜。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当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制度造成的。

“途中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的，是我们在地中海上遥远地看到了火山爆发的余焰，特别是在夜晚，喷射的火焰，犹如五颜六色的礼花，射入深蓝的天空，而在水中则出现着倒影。天上水中互相辉映，那种夜景是很奇妙的。船上虽然有时下令要我们带上救生圈以防碰上大战后尚未消除干净的水雷，但却始终没有碰上。我们在经过了近40天的航海生活之后，10月中旬，终于从马赛上岸，踏上了法国的土地。”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远洋，异国他乡的风情，海阔天高的景色，一定给每一位同学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深深的感触。

1974年，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得更加如火如荼之时，由江青等人一手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四人帮”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大肆吹嘘，并借题大批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实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自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打倒后，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他万分蔑视江青等人之所为，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可见这首次出国远洋，同样给邓小平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困境中的生日

1921年4月23日，邓小平离开了克鲁梭的施耐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邓小平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邓小平从5月到10月的5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六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236号。

这时，在巴黎领取救济金的学生大约有500人。这些学生大都住在巴黎西郊戈隆勃的华侨协社里面。

华侨协社是一座三层的普通楼房，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这栋楼房的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一楼及地下室此时都已住满了勤工俭学的学生。由于不断地有学生拥向此地，楼内早已人满为患。有一位法国的参议员于格儒的夫人便赠送了一些帐篷，搭在房屋后面的菜园地上。后来，非但楼内，就连这些帐篷内也挤得水泄不通。学生们只有每天五六法郎的生活费用，因此每日两餐，都是自来水加面包，有时佐以粗制的巧克力糖，连蔬菜亦很难得。少数人有煤气炉还可烧点热水，而绝大多数人则只能饱饮自来水。由于缺油少肉，这些年轻的学生每日需吃一公斤半的面包，方能解饥。有时身无余钱，只好连粗巧克力也节省了。

这些千里迢迢远涉重洋而来的勤工俭学学生，已经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到了8月，邓小平已满了17岁。而他的17岁的生日，就是在这样一种既无前途，又无希望的困境之中度过的。

活泼开朗　才气横溢

邓小平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时，刚满15岁。据汪泽楷回忆：“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邓小平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于8月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那时的他生活已有着落，工作也不像在克鲁梭时那样繁重，因此大概生活得比较轻松。郑超麟和他同住一个木棚，他回忆道：“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蹦蹦跳跳，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可见，邓小平年轻时的性格相当活泼开朗。这种于困难艰苦之中尚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保持了终生。

邓小平加入团组织后，不仅思想有了提高，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他在1922年初刚到哈金森工厂时，还是一个活泼甚至有点调皮的大孩子，而入团以后，顿觉成熟了许多。当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巴黎咖啡馆

1922年6月的一天，在巴黎郊区布罗尼森林里的草地上，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中国旅欧学生向一位开咖啡店的老太太租来一些椅子，但不够坐，有的就席地而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

同年8月1日创办的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部与少共机关一起设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那个小房间里。对于这个位于意大利广场旁边的小小咖啡馆，邓小平深怀感情。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两次到过法国。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他还特意请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他去了巴黎意大利广场边上的戈德弗鲁瓦街，他对这条小街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看完后，他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邓小平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从小街上的这间咖啡店里买咖啡给他喝。没办法，他就是喜欢那种真正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而且还总爱把法国的小咖啡馆和他家乡四川的小茶馆相提并论。他还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住在这里，并经常到这里喝咖啡。

1975年5月，邓小平作为中国的第一副总理访问法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法国总统德斯坦两次与他会谈，真挚地指出，邓小平在法国生活过5年，对法国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有所了解，希望访法能引起对法国的回忆。邓小平对法国50年的变化十分感慨，他又特意去了他曾经刻蜡版的那家小咖啡馆，仍坚持让使馆人员每天为他从街上的咖啡店买咖啡。他对巴黎有特别的感情，这一次他在法国就当场拍板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法航西线直飞北京的问题，使中国到巴黎一天往返，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半小时。1978年，他会见巴黎市市长希拉克时深情地说，你那个巴黎我还想去。你们的巴黎比纽约好得多。纽约顶多住3天，巴黎住3个月都可以。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这两次去法国，邓小平还买了一些法国的牛角面包带回国，分送给曾经留法的老同志们，有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每逢有人送他好的法国葡萄酒和奶酪，他也不忘分送给这些老战友共同品尝。

1925年10月24日，邓小平还在巴黎夏尔洛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讨论了“重建旅欧中共党的组织的必要性”。无疑是由于声援五卅运动示威游行以后，法德等国政府将一批共产党员逮捕或驱逐出境，邓小平等在法国的旅欧党团负责人及时研究对策，重新组织力量，以继续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足球迷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有这样的描述：

父亲在法国时还染上一个嗜好，而且终生兴趣盎然，就是看足球。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5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至今他回忆起来还说，5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他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国际足球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解放后，他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不但他自己去看，还带着我们去看，看不懂也要去。我们小时候就大半坐在休息室中喝汽水。慢慢地大了，也都成了看足球的“瘾君子”了。有一次看球令我特别感动。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1973年的时候，父亲刚刚被解除软禁，还未出来工作，适值一个外国球队来比赛，父亲带着我们去看。本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不想他一进场，便被旁边看台的观众发现了，于是全场一万多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父亲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当时的那种场面，的确激动人心，令我多年不能忘怀。他和足球在法国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未能尽兴，而今天条件就好多了，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平时一遇世界大赛，凡有转播，他必定要看，一时没有时间，也要录下来慢慢欣赏。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时，他正好已经退休，这下有时间了，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他看了总共50场球，可算是过了瘾了。

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在莫斯科的同学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和父亲不同班，年龄也较小，当时在学校并不出名。另一个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培训的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名叫张锡瑗。”

全国政协委员徐君虎早年和邓小平、蒋经国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共读，据他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正式开学的，第一期学员共有600多人。徐君虎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邓小平虽然和他们不同班，但却在一个团小组里，还任他们的团小组组长。

在所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中，蒋经国年纪最小，是同学们的小弟弟。由于年纪小，顽皮又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个快活的小鸟。又因为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也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大伙儿都跟他开玩笑，管他叫“Paaboдй”（俄语“工人”）。

而邓小平比他们团小组里的人都大，经验也比团小组里的其他人丰富。在学校里，邓小平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则是个书呆子（曾任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3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的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是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每到夜幕降临，路灯映着白雪，直晃人眼。

徐君虎、赵可夫、左权等人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他们晚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门教堂旁边的广场、公园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

在散步的时候，他们爱开开玩笑，聊聊天。当左权、徐君虎和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和徐君虎问邓小平：“你们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邓小平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

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啊！

70多年过后，即1992年邓小平88岁生日时，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吴文华同学曾在一本书中读到，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读书、生活，曾有一段上街捡牛马粪挣零用钱的经历。那时，他时常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围巾，那是中国留学生当清洁工人佩戴的标志。该给他老人家送上这样一条围巾作纪念。小吴来到农贸市场，一位名叫王惠兰的个体户老大娘热情表示要为他帮忙。大娘从存货中找出一条洁白的长围巾，按照小吴的要求，一针一线地绣上蓝色边、三棵青松和“1992”等字样。吴文华将纪念品及信件送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邓小平收到后委托中办转达感谢和希望。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头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到，50年后，竟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呢？

后来，80多岁的邓小平回忆说蒋经国“学得不错”。

1926年底，掌握了先进的思想理论的邓小平离开了莫斯科返回了自己的祖国。他要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去战斗，去迎接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