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平汉战役

1945年8月15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历经十三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欢庆胜利，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

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

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

8月中旬，阎锡山部主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太原及其附近地区。8月16日，阎锡山按蒋介石的密令，命令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心腹地带上党地区，下旬占领了我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我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

上党，是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控太行，西据太岳，自古就是军事要地。因那里地势高，所以称为上党。

阎锡山进占上党，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从整个战局看，当时蒋介石正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集大军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陆续开进。蒋介石率先在华北的行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占据东北。阎锡山的这一步是蒋介石实现“抢占华北，争夺东北”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局部看，阎锡山企图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两根据地，进而占领整个晋东南，然后把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兵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恢复其在山西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在一个月内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企图用假“和平”手段，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这时的美国政府也改变了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家气度，准备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战争已经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门口打响了。

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东抵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区相接；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依；南至黄河，黄河以南有中原解放区。这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它堵着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上党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军情急如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如何消灭侵入上党的阎锡山部做了部署。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组成了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的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和4个军区。

当时，在上党前线的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率晋冀鲁豫军区指挥员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人，乘坐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回到了太行根据地。当时，美军并不知道我方的意图，也不知道乘坐人员的身份。

刘邓一行此前是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邓小平去得晚一些，他是在“七大”结束后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紧急赶到延安的。在党的“七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

刘、邓等人一下飞机就上了前线，那里的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

8月29日，刘、邓作出了晋冀鲁豫地区的整个战略部署，并电报中央军委。

部署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刘、邓、张会合李达参谋长，指挥上党战役；滕代远、薄一波即赴冀鲁豫平原地区指挥那里的部队行动，并准备平汉线上的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在进行战前动员时，首先向集结待命的干部、战士传达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讲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打好上党战役的决心。邓小平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在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毛主席在赴重庆之前说过“只有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邓小平向参战将士发出了“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刘伯承说，蒋介石的军队沿5条铁路开进，5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区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6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

“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的口号激励着广大指战员。他们纷纷宣誓坚决歼灭敌人，争取战役胜利，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了战前练兵。

9月7日，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10日，战役正式发起。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战役开始后，9天内连克襄垣、潞城、壶关、屯留、长子5城，歼敌7 000人。驻守长治的阎锡山部队完全陷入孤立。

从9月20日起，开始合围长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守敌是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所辖的3个师，1万余人。

9月24日，我围城部队正式攻城。

阎锡山为了救援长治孤军被围，派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第八十三两个军的6个师和省防军两个师，共2万多人，于28日进抵沁县以南；同时急电长治守军军长史泽波：“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以稳住阵脚。

由于连日阴雨，给我攻城部队带来一定的困难。敌援军将至，我又久攻不下，在此紧急关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变攻城为围城打援。除留一部继续佯攻长治，吸引援军继续南下，并准备歼灭由长治出城接应之敌外，我部队主力兼程北上，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将阎军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垴至榆林地区，经过数昼夜激战，于10月6日敌除2 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被俘。

敌援军被歼，守城阎军顿成瓮中之鳖、惊弓之鸟。史泽波于10月8日夜趁大雨浓雾弃城西窜，企图横穿太岳山，逃回临汾、浮山和翼城。我野战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部队在“拼命抓住敌人”的口号鼓舞下，忍受饥饿疲劳，日夜追击，于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之将军岭及桃川地区全歼逃敌，包括史泽波在内的近万名官兵当了俘虏。至此，历时30余天，共歼敌12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人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除沁县外，晋东南地区全部解放。

上党战役的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不仅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而且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原指望在重庆谈判桌上以此为筹码，没想到全副武装、趾高气扬、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竟会一败涂地。

蒋介石又恼又恨又无可奈何，只好在谈判桌上乖乖地签订了《双十协定》。

败军之将史泽波对陈赓这样说：“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

上党战役的胜利为我军主力在漳河以北组织歼灭战，为全力歼击平汉线北犯的国民党军开辟了广阔的有利战场，在军事上为我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经过这次战役，我军大量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10月14日，也就是在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写出了《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刘伯承、邓小平将战役经验电报了中央军委。

在谈到上党战役的经验时，刘伯承、邓小平说：“我们上党作战是经过夺城打援、围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的三种形式与过程。”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上党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的讲话中说：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万8千人，我们出动3万1千人。他们的3万8千人被消灭了3万5千人，逃掉2千人，散掉1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又受命指挥平汉战役。

国共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毛泽东认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估计蒋介石会进一步扩大进攻解放区的规模。毛泽东强调：“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事态的发展和毛泽东预料的一样。

蒋介石进攻华北、抢占东北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在平汉路上展开了。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刘伯承，指示：“山东、华东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个月，各部队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至三个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除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进的敌军外，集中主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的敌人。

10月17日，上党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给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发来一份电报。电报中说：“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晋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中央要求“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晋冀鲁豫两区力量，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部队，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央还指示，应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动，予以各个歼灭。

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10月10日，在上党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时，刘伯承、邓小平即从前线赶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部署平汉战役。

刘、邓指示：为适应组织平汉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山在平汉线上的部队均归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以加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洛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之先头部队第三军、第十六军，沿同蒲路经榆次转正太路开抵石家庄，侵入华北解放区腹地；孙连仲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等部4万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由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后续4个军亦在向新乡开进；伪军孙殿英部随孙连仲部一同北犯，乘机侵占我已解放的汤阴县城。

平汉战役也叫邯郸战役。

邯郸，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它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扼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西峙太行、太岳，东展冀鲁大平原，南临黄河，北界正太，四周被同蒲、正太、津浦、陇海铁路所环绕，平汉线贯穿其中。

刘伯承说，邯郸这座城市，战国时代被称为“四战之国”，现在仍然是“四战之地”：东要配合山东，西要配合陕北，南要配合中原，北要配合晋察冀。由于它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了邯郸战役的重要性。

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了平汉战役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洛关铁路两侧，以优势兵力歼灭沿平汉路北进的敌军。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的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途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任务。

刘邓命令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杜义德、陈锡联、秦基伟所部组成路西军，由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兵团一部组成路东军，由张廷发指挥所属三个团为独立支队，各按部署集结到各自的目的地带，待机作战。

这一部署，后来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口袋战术”。

10月17日，刘邓又发出了《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具体地分析了敌军的特点，规定了我军战术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特种兵战斗的具体战术，还规定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与协同动作时的纪律和注意事项。

10月22日，战斗开始，且异常激烈。

几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说：

“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

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加之兵力足、火力强，刘邓当即决定待机总攻，采用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来疲惫、挫折和消耗敌人，等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另一方面分化瓦解敌军，积极策动争取高树勋的新八军起义。

邓小平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的伤亡会很大。”

邓小平非常重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

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又多次布置这项工作。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高树勋于10月30日起义，这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赓在评论平汉战役时说：“日本投降以后，刘邓首长指挥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取得我党建军以来战果最大的胜利。不到一个月，又在平汉路歼敌3个军，打破了他们自己创造的纪录。这两个战役制胜之道很多，最关键的一条，是刘邓首长敢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战场。如果把部队分散，到处零打碎敲，决不会有这样的胜利。因为现在是对蒋介石了，同打日本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战略上的变化。”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上党、平汉战役时说：“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上党、平汉“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丢掉和平幻想　准备严酷斗争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华北的一座历史名城。战国时期，它是赵国的国都，自从赵敬侯由晋阳移都到此地以来，这个城市已有2 3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城内仍保留不少战国时期的古迹遗址，如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蔺相如的“回车巷”，还有坐落在城西的古丛台等，这些都默默无闻地记录着当年赵国的历史。

近代以来，由于邯郸地处平汉线北段，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抗战时期，侵占华北的日军第一混成旅团即以邯郸为旅团部的所在地，并以邯郸为据点，向太行根据地多次进行空前的大“扫荡”和经济封锁。同时，他们大肆掠夺邯郸周围武安、磁山、上党等地区的铁矿、粮食与山货，在邯郸集中、装车，运往各地。抗战胜利后，据守邯郸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并凭险负隅顽抗。1945年10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在指挥上党战役的同时，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向邯郸守敌发起进攻，经数日激战，于10月4日解放邯郸。

在战国时期，由于赵国“数距四方之敌”，故邯郸曾被称为“四战之国”。现在，它仍然是“四战之地”，东要协同山东、苏北作战，西要配合陕甘宁的斗争，北与晋察冀相呼应，南要支援中原解放军。正因为邯郸具有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刘伯承、邓小平才决定把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迁到此地，以便领导全区部队，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

自从邓小平、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移驻邯郸后，邯郸便成为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连日来，这个古老的小城突然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城里郊外，大街小巷，到处是满载物资的大车和身着灰色军装的干部、战士。邓小平也不断地四处走走，到各机关检查了解情况，以便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停战命令发布以来，表面上看，国民党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些主要地区的军事冲突也有所缓和，国共两党正在就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改组政府等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边沿区的蚕食和进攻也从未停止过。在东北，国民党不承认解放军在东北的地位，命令部队继续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在中原，国民党一边同中原军区进行谈判，一边加紧对中原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在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不断派出部队，沿交通线侵占晋冀鲁豫解放区边沿城镇，并利用大量的伪军和地方团队，袭击、骚扰解放区边沿村庄。从1月14日到4月底，国民党军对该区的军事进攻已达到920次，其中万人以上的进攻有4次，千人以上的进攻有40次，百人以上的进攻有110多次。

鉴于国民党军不断向晋冀鲁豫区发动进攻，1946年3月3日，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飞抵新乡，召集驻该区的国共双方军队最高指挥官，就关于执行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参加了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没有诚意，谈判未获任何实质性结果。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军仍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在解放区边沿区制造军事冲突。一系列事实和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停战、谈判是假，而利用谈判时机部署、发动内战是真。事实上，内战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内战的危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全区的干部、战士充分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正确解决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松懈意志、和平幻想、居功自傲和厌战情绪；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反内战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将来的自卫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面临的首要问题。

早在平汉战役结束不久，邓小平便于1945年11月10日，在峰峰煤矿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区的工作做了初步的安排。会议决定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在全区展开大规模的减租、生产运动。同时，统一全区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居功自傲倾向和厌战情绪，号召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做好应付长期战争的准备。

停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1946年3月1日—17日中旬，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否定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不久，国民党又召开“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决议的议案，并声称要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在检查直属队练兵情况时说：“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企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因此，大规模的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练兵，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歼灭一切敢于进犯解放区的敌人。”

4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滕代远、薄一波等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4月25日和5月8日，又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这些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提醒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揭露敌人破坏停战的阴谋，利用停战时机抓紧练兵，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减租和生产，做好应付全面战争的各种准备。

在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下，晋冀鲁豫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租和生产高潮。许多地区开展了反奸清霸运动，在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立即转入减租减息运动。在一些老解放区，则进行查减运动，对减租减息不彻底的村庄，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复查。通过减租减息，在经济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地富剥削。不少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耕牛、农具，激发了其生产热情，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调动了农民支持长期战争的积极性。

在领导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邓小平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方面。

1945年12月，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各解放区的民兵基干团通过整编，正式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野战军辖6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后王维纲）；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后王近山），政委段君毅（后杜义德）；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到停战命令发布时，晋冀鲁豫全区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31万余人，多数纵队用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部队，还建立了炮兵营。野战军的正式成立，部队人数的增加和装备的改善，为进一步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军队人数的发展和装备武器的改进，固然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但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优劣，则更能体现部队的综合战斗能力，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他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不仅重视部队人数、装备的发展，而且还十分注重培养和锻炼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他一向认为，只有素质优良的部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不断地适应战争的变化，保证赢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从抗战胜利到全面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部队作战的环境、作战的任务和对象，以及作战的方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部队正处在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时期。如何带领部队迅速实现这种战略转变，如何使部队尽快地、彻底地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建军，提高部队政治、军事素质的重要内容。

在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中，部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那是靠八年抗战小米加步枪的精神，靠战士们死打硬拼的顽强战斗作风换来的，是付出了很大牺牲和代价才争取来的。今后，更大、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光靠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死打硬拼是不够的，还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努力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充分认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从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同时，利用停战时机，训练和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改变战术，掌握攻坚、野战技术，培养和锻炼一支打不垮、过得硬、素质优良的军队。为此，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高层会议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的决定，指示首先在各纵队和旅建立党的委员会，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此后，又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加强了团以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轮训了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并吸收了大批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战士入党，普遍进行党的教育，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在部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停战期间，邓小平指示部队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和人民军队本质的教育。各部队通过列举国民党军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向东北、华北和中原解放区进攻，积极准备内战的大量事实，教育指战员，使之认识到全面内战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消除了麻痹倾向、和平幻想，提高了斗志，进一步做好了应付内战的思想准备。

为了更好地配合部队的政治教育，邓小平授意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一本进行人民军队本质教育的小册子，阐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本质教育和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教材。不久，《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书出版并发到各个部队。这本书对提高部队政治觉悟和军事战术水平、增强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工作中，邓小平逐渐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他讲究实际，注重效率，反对浮夸拖拉，空话连篇；主张深入基层，“一竿子插到底”，反对层层下达，延时误事。正因为如此，他时常到连以上的干部会上讲话、作报告，以便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一下子传达到基层，迅速贯彻落实。他还十分欣赏报纸在政治工作中的特殊作用，认为这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工具。

正因为报纸能够尽快地将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基层，让全体指战员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又能及时反映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和生活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了机关报《人民的军队》，发到各个连队，让战士们互相传阅、学习，以配合正在进行的时势教育和政治教育。

1946年3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机关报《人民的军队》创刊了，邓小平欣然提笔，作了如下题词：

“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的经济向上，逐渐恢复八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

在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各地在接此指示后，应“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5月中旬，晋冀鲁豫区召开了训练会议，颁发了3个月的练兵指示，要求全区部队和各地方武装立即掀起大规模的练兵运动，通过练习射击、爆炸、投弹、参战演习等，提高部队的战术和技术水平。6月中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邯郸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严肃指出，全面内战危机已十分严重，部队必须加紧练兵，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全面战争的爆发。他严厉地批评了忽视练兵的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指出练兵运动不只是战士们的事，各级指挥员要亲自动手，具体指导练兵运动，不要只委之于训练部门，自己当“阅兵大臣”。这天散会后，邓小平、刘伯承、李达、张际春等带领各纵队、旅首长来到打靶场上，亲自指导练兵，为全军做出了表率作用。

通过几个月的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全区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已有显著提高。他们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打消了和平幻想，从各方面做好了应付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

6月中下旬，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和中原，国民党军重兵压境，内战危机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经邓小平、刘伯承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讨论确定了战争爆发后全区的工作方针：第一，争取战争的胜利；第二，任何时候不放松对发动群众和生产的领导；第三，在战争中，部队应坚持利用一切空隙练兵，提高技术和战术。

6月23日，邓小平签发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迅速完成一切做战准备工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一出陇海

1946年7月1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正式组成，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乘吉普车从邯郸出发，率指挥部开赴冀鲁豫前线。

汽车沿着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冒着酷暑烈日一直向东驶去。穿越一座座绿荫掩映的村庄，绕过一片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7月下旬来到鲁西南地区的菏泽县。

这时候，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已全部撤离豫鄂边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豫陕、鄂西北方向突围。而原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30多个旅，全部被李先念的突围部队牵引到豫西、陕南、鄂西北一带。这就造成陇海路开封、徐州之间，以及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以北广大地区的空虚。只有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八、第五十五师6个旅及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其中整编第六十八师3个旅分布于长垣、开封、杞县地区，整编第五十五师3个旅分布于考城、兰封至商丘一线，主力在商丘地区。虞城、刘堤圈及其以东的铁路沿线和徐汴段以南的10多个县城的守备部队全是地方团队。这一形势表明，执行中央军委原定的豫东作战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8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菏泽野战军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于8月10日发起陇海路战役，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攻取黄口、砀山、虞城，右路军攻取民权、兰封，然后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攻占豫东各县，以策应华东主力和中原解放军作战。

邓小平在会上充满信心地说：“陇海路是蒋介石向华北、华东、西北、东北运送兵力和物资的生命线，也是他的致命伤。只要我们在这条大动脉上打得好，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全部计划就会乱了套，这就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

8月6日，刘邓再次电告中央军委，表示出击陇海路的时间和计划不变。

毛泽东接到刘邓的电报后，即于9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回电，表示同意8月10日开始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告诉刘邓，目前程潜、刘峙、胡宗南及重庆所属的30多个旅“全部用于对付我中原军，故我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他要求刘邓军在发起陇海路作战的一个月内，“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县，并歼敌二至三个旅”，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掉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毛泽东欣慰地指出，如果刘邓、陈粟两军能在苏中、淮北、豫东地区取得胜利，并调动围攻中原军的数个旅回援，使我中原军能在陕西、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的一大胜利。

8月10日，陇海路战役开始。这天夜里，月色朦胧，星光闪烁，各纵队一路急行军，悄悄穿过陇海路北侧据点密布的30公里纵深地区，向正在沉睡的陇海路徐（州）汴（开封）间的敌人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11日拂晓，第六纵队攻克兰封城，第七纵队攻克砀山城。到12日，各部队又先后攻克李家集、杨集、刘堤圈、柳河集等10余处车站，歼敌5 000余人，控制与破坏铁路150公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8月13日，敌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由商丘向西增援，进抵柳河集以西地区；敌整编第六十八师4个团由开封东援，进到罗王以西地区。同时，蒋介石被迫从追击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整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师回援开封。

中央军委指示，乘敌援军尚未到达时，越陇海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敌人将豫、陕调动的援军向新黄河布防，使其不能集中于开封一处向我进攻，以争取时间，各个歼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研究确定了第二步作战计划：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钳制敌整编第六十八师并继续围困民权之敌；第三纵队攻歼敌第一八一旅，而后南下夺宁陵、睢县；第六纵队主力南下夺取杞县、通许；第七纵队主力西进夺取虞城、马牧集后，南下夺取亳县、柘城、鹿邑、淮阳等城。

14日，各纵队按计划投入战斗。

15日，第六纵队主力攻克杞县，冀鲁豫六分区部队攻克通许，敌夏（邑）永（城）虞（城）联合指挥部指挥长蒋嘉宾率4 000余人在虞城起义。

17日，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被敌人截获，刘邓军夺取豫东10余县的作战意图完全暴露。而这时，敌人的援军正向豫东逼近。西面，豫陕来援之敌先头3个旅，除1个旅向新黄河以南布防外，2个旅已到达开封、阳武、封丘地区，后续4个旅正继续开进。东面，徐州敌人也开始西援。邓小平、刘伯承当机立断，迅速改变作战部署，放弃攻城计划，集中第三、第七纵队主力全力围歼敌第一八一旅，同时以第六纵队1个旅集结兰封待机，其罗王附近部队以运动防御迟滞东援之敌，调第二纵队到东明地区，掩护主力侧背安全。

21日，全歼敌第一八一旅和第二十九旅1个团。这时，敌人西路援军整编第三、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师已全部到达开封、长垣、新乡地区；东路援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第八十八师进至砀山、夏邑以东地区，企图夹击刘邓主力。邓小平、刘伯承遂决定结束战斗，将主力转移到陇海路以北休整。陇海路战役于8月22日结束。

这次战役共作战13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个旅和5个保安团，计1.6万余人，解放砀山、虞城、兰封、杞县、通许5座县城，占领车站10余处，破坏铁路150公里，截断了敌人东西交通线。刘邓军进行陇海路战役的结果，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之一：迫使蒋介石从围堵中原解放军的部队中抽调3个整编师回援开封，又从华北战场调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到冀鲁豫战场。这就减轻了中原解放军的压力，使其能在豫西、陕南、鄂西北等地站稳脚跟，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配合了华东战场的作战。但由于战局变化，敌人增援迅速，原定乘胜出击豫东并占领10余县的计划却未实现。

按照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部署，在邓小平、刘伯承率部发起陇海路战役的同时，山东野战军在东部发起了朝阳集战役和泗县战斗，以策应刘邓军向豫东出击。7月下旬，山东野战军发起朝阳集战役，歼敌5 000余人。8月7日，又发起泗县战斗。由于攻城兵力分散，主攻方向不清，加之连日大雨，进攻受阻，泗县城久攻不克，而部队伤亡较大，山东野战军遂于9日主动撤出战斗，8月底撤至泗阳东北地区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失利，山东野战军主力向东撤退，豫东战场失去了东面的有力配合。而这时，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城的失守已成定局，敌人必然在得手淮阴后全力对付刘邓军，豫陕方向来的援军正步步逼近。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刘伯承不得不忍痛放弃豫东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陇海路以北撤退。

晋冀鲁豫野战军撤至陇海路以北，山东野战军撤至苏北，表明徐州、豫东方向作战的结束。这次作战，虽因泗县战斗失利而未能完全实现预定计划，但它却成为实现毛泽东外线出击，向南作战战略的一次探索，邓小平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探路”。他在随后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曾颇为含蓄地暗示：“一出陇海，只是一次探路！”

所谓“探路”，就是探明将来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道路，实际上也是探明出击中原的道路。一出陇海，执行豫东作战任务，可以说是探索向南作战道路的第一次尝试。而第一次“探路”的结果表明，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来势凶猛，咄咄逼人，而我军装备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暂时还不宜采取远离解放区进行外线作战和攻坚战，而应依托老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在内线打运动战，创造条件，待时机更为成熟时再向外线出击。

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战争爆发不久，便根据敌情变化，对预定的战略计划做了及时的调整。

7月4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局：“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徐州、豫东作战结束后，党中央、毛泽东于9月总结了3个月的作战情况，确定了“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外线出击，向南作战，首先就要大量歼灭进攻之敌，开辟逐步向南的道路。而暂时的内线作战，诱敌深入正是大量歼敌的最好手段，它是实现将来向南作战的过渡。因此，他曾致电华东局，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至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邓小平在指挥部队向陇海路以南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也看到，敌人在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诸方面的强大优势是不容忽视的，我军要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立即实现外线作战，向南发展实有困难。所以，他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先内线再转至外线的计划。他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地表明了这一态度：

“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出陇海

1947年1月18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和刘伯承乘胜展开攻势，将陇海路北、陇海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吸引郑州、徐州两绥署敌人主力来援并歼灭之，继续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1月19日，毛泽东又发来一份电报：“路北局面业已打开，形势极好。为着歼敌大批有生力量、壮大地方兵团、创造战场、孤立敌人主力，以利最后歼击之目的，利用王敬久、王仲廉、孙震三部均在黄河以北及张岚峰被我俘虏之机会，请考虑休整数天后，大举向路南行动一次，以四五星期时期，攻占豫东、淮北大批可能攻克之城镇，收复大批失地。”

当时，蒋介石正在加紧部署“鲁南会战”。他调集53个旅，约30万人，从陇海铁路的徐海段、津浦铁路的徐济段和胶济铁路中段向鲁南进攻，同时调王敬久集团到徐州地区增强其鲁南作战的力量，企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再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由于王敬久集团的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远在豫北，一时难以调回，而陇海路南北的广大地区只有刘汝明的第八十八师、方先觉的残部和地方团队守备，如果乘此有利时机进行豫皖边战役，一定会在陇海路南北打开局面。夺取这一胜利不仅能有力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而且对于探索将来向南作战的道路意义重大。所以，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部队休整几天后，立即发起豫皖边战役，深入陇海路以南，解放豫东广大地区。

在野战军指挥部，邓小平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和刘伯承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

“看来，这一次，部队必须分作两个集团作战了。这样吧，你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夺取定陶、单县、曹县等广大地区，我率第六、第七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为鲁南作战集团，直捣张岚峰的老巢柘城，在豫东一带展开。你看如何？”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

“这主意不错，正合我意，就这么定了。”刘伯承和他一拍即合，颇为赞同地答道。

1月24日，寒风刺骨，雪花漫天。冀鲁豫平原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邓小平指挥南线集团的第六、第七纵队正顶风冒雪向陇海路以南方向急进。

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而这一天可能是这一年中最冷的一天。

邓小平穿着解放区自制的灰色棉军衣，外面套了一件褐色羊皮短外套。每逢行军，他总喜欢随前卫纵队行动，以便随时了解发生的新情况。此刻，他正走在第七纵队的行列中。雪地里，留下了他那坚定的、深深的脚印。

第七纵队的底子是原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1945年11月，升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是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是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霖之。这支部队久经考验，能打善拼，作风顽强，在创建与巩固冀鲁豫解放区的斗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改编为第七纵队后，他们继续发扬过去英勇拼搏的优良作风，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最能打仗的纵队之一。

白茫茫的旷野里，一条长长的灰色巨龙急速地蠕动着向南延伸。

一辆被雪花裹得严严实实的轿车与灰色的巨龙相伴而行，里面坐的是国民党河南暂编第四纵队司令张岚峰。由于天气寒冷，这会儿，他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头和脖子都缩在大衣的领子里。

张岚峰是河南柘城县人，早年在西北军做事，后来一直以他的老家柘城为大本营经营他的势力。这次，邓小平指挥部队直捣柘城县城，其守军便是张岚峰的部下。而张在十几天前的巨金鱼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由于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劝说他在柘城的旧部弃城投降，所以，邓小平特别命令野直特派员张之轩带了一个班，用轿车把他护送到豫东，利用他做劝降工作。

雪还在下着，天越来越冷。敌人已经发现了刘邓军南进的意图，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几架飞机突然出现在行进的队伍上空。随着一声声轰响，银白色的大地被翻开了一个个的弹坑，硝烟裹着雪花扑面而来，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邓小平一会儿卧倒隐蔽，一会儿又敏捷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花，指挥部队继续前进。

过了陇海路，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

当天，大军云集柘城之下。张岚峰给守城的叔叔张映臣写了一封信，劝他率部弃城投奔解放军，但未能奏效。原来，蒋介石得知张岚峰被俘的消息后，料到情况有变，已经在解放军攻打柘城前从商丘第六绥靖区派了一个军统连，进驻柘城县城，严密控制了柘城张岚峰的司令部。所以，张岚峰的劝降信没有生效。

劝降不成，只有强打硬攻了。30日，部队发起了总攻。经过激战，守军两个团全部被歼，张映臣和团长被俘，解放军很快占领了柘城。

接着，部队向鹿邑守敌发起进攻。在鹿邑前线，邓小平亲临指挥。他找到担任这次作战主攻任务的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严肃地说：“攻城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做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考虑周到。要尽量减少部队伤亡，发扬你们敢打敢拼的精神，坚决夺下鹿邑城。”

攻城的战斗于拂晓打响，到第二天结束，全歼鹿邑城守敌，夺取了南线作战集团的第二个胜利。

为了扩大战果，调动更多的敌人来援，邓小平命令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向鹿邑以东的亳州方向前进。

攻城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指挥部设在亳州城外一个小村子里。敌机不断地来轰炸，老百姓早跑得精光，村里的民房倒塌一片。邓小平独自坐在这个临时指挥部里，他在等待杨勇、张霖之和第七纵队参谋长潘焱一起来研究攻打亳州城的具体部署。

潘焱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把拽住邓小平的胳膊就往门外跑：“政委，敌机正在轰炸，还是先到村外隐蔽一下吧……”

“杨勇、张霖之他们可能还在路上，派人去看看吧。”邓小平一边走，一边还在惦念着他的两员大将。

“政委您放心，他俩可能现在还在二十旅，不会有事的。”潘焱一边保护着邓小平，一边派人去接应杨勇和张霖之。可邓小平还是不放心，直到杨勇、张霖之站到了他的面前，他才宽心地露出了笑容。

经过连日来的紧张战斗，指挥员们都感到十分疲乏，个个满脸灰尘，深陷的眼窝透着丝丝倦意。可大战在即，他们谁也顾不得休息。

“抓紧时间谈谈情况和研究一下攻城的行动吧。”邓小平从潘焱手中接过一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能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偷闲抽支香烟，对他来说真是件快事。

研究完了工作，邓小平笑着说：“抽支烟真解乏。要说抽烟，杨勇可有个绝招呢，行军骑在马上，刮大风照样可以划火柴点烟，这绝招我们可谁也学不来哟。”

邓小平的话把屋里的人都逗乐了，笑声驱散了连日来的紧张和疲劳。说实在的，平日里邓小平十分严肃，不多言笑，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似乎他都在保持着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的尊严，让人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并不孤僻，有时还随和得很，他也常跟战士们谈天说笑。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他那张严肃的面孔里领略到他的风趣和幽默的。

2月1日，亳州守敌在我第六、第七纵队主力的攻击下全部被歼，亳州解放。

亳州位于豫皖两省边界，是皖北的一座历史名城。这里商业繁华，经济发达，向有商埠之称。邓小平在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的陪同下，漫步来到亳州城北门城楼下。大战后的亳州，硝烟弥漫，瓦砾遍地，战士们正在忙着打扫战场。邓小平仔细地观察着这座古城的城楼建筑，好像要从中发现些与众不同的风格似的。

“这座城市的确不同凡响，这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故乡，名医华佗也出生在这里。告诉战士们，要好好保护这座城市，爱护这里的古迹。”他一边看，一边嘱咐着身旁的杜义德。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可亳州城却死一样的沉寂，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都丝毫寻不出一点过年的迹象。有的家门上贴着“一年苦中苦，三月都捐完”的对联。邓小平看了，感到有说不出的凄苦悲凉之情。他转过头来对杜义德说：“国统区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苦啊！明天就要过年了，可群众连白面都吃不上。赶快通知部队，打开粮仓，拿出一部分粮食救济群众，一定要想办法让群众过个好年。”

涡河北岸的粮库周围，人声嘈杂，一片沸腾，亳州城的老百姓手拿口袋，正在分粮。领到粮食的群众热泪盈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声喊道：

“解放军来了，分白面、大米过年了，还是解放军好啊！”

“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军队打人抢人，解放军救人济贫。”

看着群众背着粮袋，喜气洋洋，激动兴奋的情景，邓小平脸上情不自禁地绽开了笑容。这笑容包含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也流露出大战后胜利者的轻松和自信。

在邓小平指挥南线集团攻克柘城、鹿邑、太康、杞县、亳州的同时，刘伯承率领北线集团也打下了定陶、曹县、单县等县城。刘邓军在陇海路南北的胜利又一次震动了蒋介石。他急忙调进占大名、南乐等地的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及武汉地区的第七十二师驰援陇海路，企图与先期到达的整编第七十五师合击刘邓军，而后参加“鲁南会战”。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拖住王敬久主力，阻止其东调，保障华东野战军作战。

2月11日夜，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陇海路南北两作战集团，不顾连日来作战的疲劳，向民权以西郑庄砦地区的敌整编第八十八师发起进攻，紧紧拖住了王敬久集团，打破了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的计划。

豫皖边战役取得了歼敌1.6万余人的辉煌胜利。

在豫皖边战役中，邓小平亲自率领部队深入陇海路以南，在豫东广大地区胜利展开的结果表明，二出陇海与一出陇海的形势已大不相同。经过半年的内线作战，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受到严重挫折，兵力锐减，特别是由于战线不断延长，守备任务不断加重，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和机动兵力更不敷调用。以豫东地区的情形来看，守备该区的力量多是地方部队和地方团队，而正规军多被牵制在西北、华北、华东战场。邓小平率领部队深入陇海路以南，在豫东、皖北广大地区纵横驰骋，攻城略地，胜利发展，表明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已经明显减弱，而解放军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豫东地区是刘邓大军将来兵出中原的必经之地，所以，邓小平对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变化尤为关注，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一直没有忘记他所肩负的使命——探路。后来，刘伯承在一次讲话中说，邓政委说我们一出陇海和二出陇海，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探路”。二出陇海探路的结果表明，向南作战，兵出中原的时机正在成熟，而且为时不远了。

夜渡黄河口　兵出鲁西南

滔滔黄河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凭借黄河天险，自恃它可以抵得上40万大军，所以，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两个重要战场，而在连接两个战场的黄河这一漫长的战线上，只以少数兵力设防。当时，蒋介石在黄河南岸东阿到开封200多公里的黄河防线上，部署了郑州绥靖公署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集团的2个整编师。其中，整编第五十五师守肖皮口、郓城、鄄城、临濮集地区，整编第六十八师守菏泽、东明、开封地区。另外，又派整编第七十师位于嘉祥、济宁地区，准备机动应援。敌人认为，这一带河面宽、水位深、水浪急，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所以，只在黄河南岸构筑了简单的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这样，所谓可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便成了不设防的防线。

邓小平当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这就是所谓“哑铃战略”。针对这一战略，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把突破黄河防线的渡河点选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计划在张秋镇到临濮集150公里间分8个地段强渡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乘胜直出大别山。

1947年6月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式向部队下达《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我军为达到越过黄河反攻敌人之目的，决定实施鲁西南作战。命令规定了各部第一步作战任务：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于27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围住肖皮口之敌，使其无法缩回郓城固守；独二旅应于27日同时围住或歼击皇姑庵之敌；独三旅于27日夜秘密渡河，驱逐河岸之敌，首先割裂陶楼、张庄、郓城之敌，不使缩集鄄城，俟六纵赶到歼灭之。野战军第一纵队于25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8日夜进至旧范县至孙口段（以一个旅进到旧城集至旧范县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29日夜渡河完毕，而后即直扑肖皮口、郓城之敌，并指挥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二旅各个歼灭之。第六纵队于25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8日进至甘露集至旧城集一段（可以一个旅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自行掩护渡河，务使先行梯队于29日夜渡河完毕，而后即直扑鄄城及其附近之敌，并指挥军区独三旅各个歼灭之。第二纵队于26日由现地出发，经指定路线限29日进至白衣阁以西地区。30日进至旧城集至旧范县段，借第一纵队之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而后即直扑定陶之敌而歼灭之。第三纵队于26日由现地出动，经指定路线限29日夜进至八公桥以西南地区。30日夜进至坝头至甘露集段黄河北岸地带，借第六纵队对敌牵制，自行掩护实施渡河，而后直扑曹县之敌而歼灭之。

6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对鲁西南作战各军渡河及作战任务重新调整：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的一部，应于6月30日拂晓秘密前往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渡河点，掩护第一纵队渡河，原在黄河南岸的独立第二旅及所在军分区武装一部，应于6月30日拂晓秘密前往旧城集至临濮集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黄昏时确实到达渡河点，掩护第六纵队渡河。野战军主力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组成，第三纵队作为第二梯队。渡河时间统一改为6月30日夜，各渡口同时行动。命令规定了各纵队渡河的具体地点。

为了保障渡河的胜利，邓小平和刘伯承巧妙地运用了著名的“暗度陈仓”的战术：命令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造成敌人的错觉；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转移敌人的视线，而主力却隐蔽地从豫北开赴黄河北岸，待机渡河。

当一切部署完毕，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从安阳出发，向黄河北岸移动。指挥部设在山东省寿张县（今阳谷县）沙河崖村一所农民的房子里。这是三间草屋，黄泥坯墙，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壁钉满了地图，中央摆着4张方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这几天，邓小平常坐在桌旁，一边看着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面前的小瓷碟里堆满了烟蒂。

6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发出命令，要求把所有船只运下水，分别集中到8个渡口，并在每个渡口设立指挥部，专门负责部队渡河事宜，同时命令部队隐蔽地进入各渡河点。

6月30日晚9点整，邓小平、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共12.4万余人，分别从8个渡口同时行动，开始了强渡黄河的伟大壮举。

150公里长的黄河上，波涛汹涌，大浪滔滔，滚滚浊流载着大小船只在夜幕中向对岸驶去。由于这次强渡黄河的行动是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敌人又自恃黄河水流湍急、河床宽阔等自然条件麻痹大意，所以对黄河北岸多日来我军准备强渡的行动毫无察觉。直到渡河部队到达南岸，冲向河岸工事时，敌人才仓促开枪射击。这时，渡河部队在北岸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进敌人的防御工事，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岸滩头阵地，迫使敌人向南溃逃。当夜，刘邓大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打开了蒋介石中原防御体系的大缺口。

第二天，主力部队全部渡过黄河，开始向各自预定的目标前进。

7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来到台前县孙口渡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仲夏之夜，黄河岸边是那样静谧，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奔腾不息的河水在悄悄地向东流去。偶尔，从河面上刮来一阵凉风，把黄河湾处那片芦苇吹得窸窣作响。邓小平站在黄河岸边，掀开衣襟，任夏风吹着。

一只渡船从岸边的芦苇中撑了出来，划到邓小平的面前。

“该上船了。”刘伯承在邓小平身边轻声提醒道。

“是啊，该上船了。”看着警卫人员扶刘伯承上了船头，坐稳了，邓小平才敏捷地一跳，坐在刘伯承的身边。

河面上静悄悄的，河水轻轻地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悦耳的声响。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敌人的两架飞机投下几颗照明弹，把蒙蒙的黄河景色照得通亮。离岸边越来越近了，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和炮声，渡过黄河的部队正在向盘踞在郓城、菏泽、曹县一带的敌人发动进攻，鲁西南战役已经打响了。

鲁西南一带是刘邓大军向南作战略进攻的必经之地。它处在国民党陕北、山东两个重要战场的中间，敌人守备力量薄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后，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山东，如果刘邓大军渡河后向鲁西南地区守敌发动攻势，必然调动进攻山东的敌人来援，这就可以支援华东野战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其二，开辟鲁西南战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配合华东野战军的内线作战，有利于华东野战军主力早日出鲁西南挺进中原。其三，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将是追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主要部队。如能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可以减轻对刘邓军尾追的压力，同时还可造成敌人的错觉，摸不清刘邓军的战略意图。而刘邓军则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乘胜向南前进，经豫皖苏向大别山跃进。

这时，蒋介石看到刘邓大军突破了黄河防线，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在津浦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山东战场的左翼和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便急忙调兵遣将，开赴鲁西南，以堵住这个刚被冲开的缺口，确保徐州、郑州这两个战略要地的安全。蒋介石命令刘汝明集团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和整编第六十八师守菏泽，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守郓城，从砀山调来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以地方团队守营县等城，牵制刘邓野战军。另外，从豫皖苏区抽调整编第五十八师，从豫北抽调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在陇海线黄口至砀山段北上至金乡以北地区，和嘉祥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师结成重点，增援鲁西南，并把在山东泗水的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调来统一指挥，逼迫刘邓军背水作战。企图把刘邓军歼灭在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者重新逼回黄河以北。

根据这一敌情，刘邓决定采取“攻敌一点（攻郓城），吸敌来援，打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乘敌援军主力尚未到达之际，首先攻歼郓城、定陶、曹县之敌，而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的王敬久集团主力。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4个旅攻歼郓城之敌，第六纵队和第二纵队各一个旅攻歼定陶之敌，第二纵队主力围攻曹县之敌，第三纵队主力进至定陶东南之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进至郓城、巨野之间地区待机。

郓城是蒋介石在鲁西南的一个军事重镇，防守该城的是国民党军曹福林的整编第五十五师，约1万余人。7月3日到6日，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一纵队肃清郓城外围之敌，7日夜晚发起总攻。8日拂晓，全歼守敌，郓城解放。

在第一纵队围攻郓城的同时，陈再道、王维纲率领第二纵队直逼曹县。曹县守敌均是地方团队，闻刘邓大军临近曹县，连夜弃城逃跑。7月6日，曹县解放。

7月7日，第六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五旅，肃清了定陶外围之敌，10日傍晚向定陶守敌发起总攻。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第六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奋勇冲破城门，占领了定陶县城。

这时，王敬久率领援军已分别到达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谢家集和金乡地区。

7月10日，刘邓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如能歼灭（第）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灭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路作战实属有利。我军愈多在内线歼敌，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了敌情，认为王敬久集团刚进入鲁西南地区，正在行进中，且兵力分散，如能分割包围起来，然后集中兵力，必能各个歼灭。故决定围歼兵力较弱的六营集守敌第七十师，而后再消灭独山集和羊山集的敌人。

7月13日拂晓，各纵队按部署迅速到达指定位置，分别完成了对六营集、谢家集、羊山集的包围。14日，第一、第六纵队向六营集守敌发起猛攻，歼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师一个旅。接着，向羊山集守敌发动攻势。

羊山位于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全长仅2.5公里，形状很像一只羊。紧靠山脚下，有一个镇，居住有七八百户人家，这就是羊山集。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已赶到这里，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刘邓野战军主力包围了羊山集后，蒋介石命令王敬久亲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第六十六师的第一九九旅由金乡北援羊山集。7月22日，第三纵队第九旅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向渡过万福河的国民党军第一九九旅发动进攻，全歼该敌。27日夜，对被包围的羊山集守敌发起总攻，激战至28日晚，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盛夏的鲁西南，大雨滂沱，战壕里的水足有齐腰深，仗打得很苦。经过28天日夜激战，共歼灭敌人9个半旅，约5.6万人，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这一仗，粉碎了敌人的黄河战略，迫使敌人从山东、陕北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共17个旅向鲁西南增援，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挺进大别山

当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时，1947年7月23日，中央指示：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还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

刘邓遵照中央指示，准备全军休整半个月，然后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原来我们过陇海路后，准备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恢复体力。捉到那么多俘虏、缴获那么多装备，整理了以后再走，走还是要走的。另一个是看情况，有机会的话依托根据地再打一仗。毛主席以个人名义给邓政委发了一个秘密电报，说陕北的情况非常紧张，意思是希望我们进大别山，在中途再也不能犹豫了，要赶紧走。

这是毛泽东7月29日的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的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刘邓接到这封万分火急的绝密电报后，十分焦急，他们当即致电中央军委：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之势，准备无后方作战。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

7月30日，中央军委指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等。同时，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信心。

8月1日，刘邓召集纵队主要首长开会。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的电报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做了具体的行动部署。邓小平接着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举措估计的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会后，各纵队首长立即赶回部队召集会议，传达刘邓首长指示，准备在8月间大举进击。

军情紧急，水情更为严重。由于连日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炸开黄河大堤，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刘伯承说他“忧心如焚”，邓小平也感到这一时刻是他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候，“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原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起义将领郭汝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正判断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下一步会怎样，攻不攻徐州，退不退回去，到底怎么办呢？大家都认为他们要退回黄河北岸居多，也有人认为会在鲁西南、黄泛区之间推磨打圈，谁也没有判断他们要进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

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大家热烈发言，设想了几个方案，讨论各个方案的利弊条件。会开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下午接着开。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周密思考，刘伯承终于作出了决断，他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快，就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接着，他又进一步阐明下定这个决心的理由，对部队的行动做了具体部署。最后强调说：我们在进军途中，要坚定、沉着、勇敢、果断，披荆斩棘，夺路前进，一把钢刀直插大别山。

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邓小平又强调了三点：

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其光荣的、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斗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作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前堵后追，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时，军委连续来电，虽然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到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前敌情、水情，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机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中央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8月7日，刘邓大军兵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敌人未及形成的包围圈，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

刘邓行动10余天后，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的战略意图，反而认为我军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直到我军突破沙河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此时，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拦截封锁已为时太晚，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的错误判断也深感失望。

8月23日，刘邓大军到达汝河时，前面敌人的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只有30里。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路。”邓小平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过去。

到了淮河时，邓小平提出，刘司令员指挥先行渡河，他负责率部阻击尾追之敌。刘邓大军冒险渡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多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不料河水暴涨，可谓天助，数10万国民党军队只好望河兴叹。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

也就是在这一天，邓小平亲自起草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号召大家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在军事上，邓小平提出，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

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我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军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刘邓大军要在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面临重重困难：无后方作战；北方战士到南方生活不习惯；连续作战部队已成疲惫之师；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等等。

邓小平在向中原局和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通报目前形势与任务时，号召大家克服一切困难，重建鄂豫皖解放区。

他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反复向部队讲纪律问题，他针对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来的疲惫和纪律松弛现象说，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

在光山县王大湾召开的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指出：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

10月的大别山，气候已转寒冷。刘邓大军12万将士，依旧穿着浸透了盛夏南征汗渍和雨露的单衣在山区转战。刘邓决心发动全体将士自己动手解决冬装。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和新区取给”的指示，刘邓大军采取战略行动，把部队展开在长江边上比较富庶的地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解决布匹和棉花的来源，并把弄来的布匹和棉花分到各部队。各部队还派出采购人员，根据规定的政策，向商家和群众商购布匹和棉花。他们用树枝代替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在刘邓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一齐动手做棉衣。

不过十几天，刘邓大军都穿上了自己做的新棉衣。当某纵队首长送来几件机制的布棉衣给刘邓等首长时，邓小平笑着说：“你落后啦！你看我们身上的棉衣怎么样？合不合身？这可比你那里的被服厂还要高级呀！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手工艺品’。”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陈谢集团挺进豫陕鄂地区，陈粟大军也进至豫皖苏地区。这样，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国民党南线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面对中原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蒋介石改变战略，决心全力与我军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是大别山。蒋介石纠合33个旅的兵力，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邓小平敏锐地分析了形势，他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同时，我们跃进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得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鼓励全军将士：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刘、邓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以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在内线进行小的斗争和游击战，牵住敌人；以总部机关带一部分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向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邓小平率部坚持内线斗争，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队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由于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相互的战略配合，积极作战，我军把南线敌军的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牢牢地吸引在中原战场，并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指挥三军　逐鹿中原

1948年春，中原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正在密云不雨中。

1月、2月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其中原防御，将中原战场重新划分为第四（菏泽）、第五（信阳）、第六（商丘）、第八（合肥）、第十三（南阳）、第十四（阜阳）、第十五（襄阳）、第二十一（宜昌）8个绥靖区，组成邱清泉、胡琏、孙元良、张轸、裴昌会、张淦6个兵团，总兵力有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这些兵力分属徐州司令部司令官顾祝同、九江指挥部主任白崇禧、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目的是重点摧毁大别山根据地，巩固长江防线，确保江南统治区的安全。

4月，刘邓大军主力从大别山转到平汉路西后，蒋介石对他在中原的兵力部署又做了调整：以十几个旅继续“清剿”大别山；以整编第四十七军，胡琏兵团的整编第十八军及整编第九师分别位于郑州、漯河、南阳地区，监视进入豫陕鄂地区的解放军主力；以张轸兵团的整编第十、第二十、第五十八和第八十五师等部“扫荡”桐柏、江汉地区；以整编第五十六师守备襄阳、樊城地区；邱清泉兵团的整编第五军等部在鲁西南地区监视正在濮阳一带休整的粟裕兵团。

解放军方面，洛阳战役后，刘邓大军主力、陈谢兵团、华野的陈唐兵团三支大军在豫西地区胜利会师。经过短期的整训和补充，正在寻求新的战机，而华野粟裕兵团也正在积极完成休整，准备加入中原作战。

当时的中原战场，就像布局严密的棋盘，牵一发而动全局，一着走对，步步皆胜；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4月16日，中央军委分析了中原战场的形势后致电刘邓：平汉路敌人比较集中，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即将结束休整准备机动，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并指示，到豫西南及汉水流域去的兵力不宜太大，在补充了新兵、弹药、夏衣之后，即可“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4县，然后出汉水”。

宛西4县指南阳以西的镇平、邓县、内乡、淅川。该区为豫陕鄂三省要冲，北通武关，南傍汉水，唐河、白河、潦河、赵河诸河流流贯其间，是河南省主要产粮区之一。这里的封建势力、地主武装很强大，全区有28个保安团，是蒋介石亲手扶植的“模范区”。由于宛西处在豫陕鄂和桐柏解放区之间，是解放军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所以，刘邓决定，发起宛西战役，首先摧毁解放区中心的这一封建堡垒，巩固中原的后方，控制汉水中段，使豫陕鄂区与桐柏区连成一片。

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刘邓在叶县以东的郭店镇召集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等将领开会，研究部署宛西战役。确定由陈赓统一指挥这次战役。

邓小平对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陈赓说：

“这次战役，是我们三军会师、逐鹿中原的第一步棋，一定要出奇制胜，掌握中原战场的主动权。打下宛西4县，我们的后方就有了可靠的依托。今后，我们主力在中原机动作战，就无后顾之忧了。”

他思忖了片刻，又接着说：

“南阳地区是别廷芳的老巢，别廷芳在此实行‘宛西自治’多年，对人民很有欺骗性。至今，那里的群众对他仍颇有好感。部队进入南阳后，在宣传和执行政策上一定要讲究策略，坚决执行新区政策和纪律，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极少数反动武装头子和地主恶霸身上，避免打击一大片，逐步争取群众。”

战役从5月2日开始，到17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队2.1万余人，解放了宛西城镇10余座。从此，中原解放军有了更深远的后方，既可向西、西南机动，威胁国民党长江中游和大巴山防线，又便于向东作战，可寻机大量歼灭敌人。

宛西战役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休整完毕暂不向江南作战略行动，先加入中原作战，以集中力量歼灭中原之敌，粉碎中原敌人防御体系。同时指示刘邓，牵制临颍地区的国民党整编第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为粟裕兵团渡黄河南下创造良机。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邓决定以围城打援的办法组织宛东战役。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组成东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佯攻确山，吸引敌整编第十八军南下增援，以利于粟兵团南下。以第二、第四纵队、华野第十纵队和桐柏军区部队主力、豫西第七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由陈赓指挥，协同东集团，在羊册以东地区对由南阳东援的敌张轸兵团实施夹击围歼。

5月25日，东集团佯攻确山，敌整编第十八军南下增援，张轸亦率3个整编师由南阳东援。当张轸兵团主力行至赊旗镇以南的埠口时，遇到第四纵队的阻击。刘邓遂令东集团主力离开确山，兼程西进，参加围歼张轸兵团的作战，同时令华野陈唐兵团和中野第九纵队阻击敌整编第十八军。

这时，西集团的指挥陈赓鉴于东集团尚未赶到，而敌人队形过于密集不易割裂，所以于29日命令第四纵队主力稍向北撤，纵敌东进，准备在东集团赶到后，夹击该敌。但这一意图很快被敌人察觉。狡猾的白崇禧让他的参谋长在电话中故意对张轸说：“确山形势危急，你们明天拂晓必须东进，以解确山之围。”张轸回答：“我们坚决东进。”然后，白崇禧的参谋长又用日语说：“确山敌人主力一部已向西前进，宛西敌主力全部东进，你们立即回南阳。”张轸也用日语说：“我们立即回南阳。”当时，陈赓的监听人员不懂日语，只将对话的前半部分报告陈赓，而用日语对话的情形却未向陈赓报告，致使陈赓作出敌人要继续东进的错误判断。

31日凌晨，当陈赓命令部队东进的时候，敌张轸兵团却突然掉头向南阳逃跑。西集团猝不及防，又未能按计划在南阳、赊旗镇之间切断张轸兵团与南阳的联系，结果造成张轸兵团向南阳逃跑时无人阻击的局面。

当时，中野司令部有人懂日语，发现敌人回逃南阳的企图后，立即报告刘邓，但陈赓指挥部已开始向东行动，电台撤收，无法联系。

6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亲自赶到陈赓的指挥部——南阳附近的彰新庄。刘伯承一进门便火冒三丈地说：

“怎么搞的吗？部署得好好的，全乱套了！”

邓小平看着陈赓一语未发，但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对没有组织好这次战役也十分生气。

当刘伯承了解到陈赓在发现张轸西逃后，已采取了应急措施，将敌人后卫部队分割包围在南阳以东的马刘营地区时，他的火气才平息了些。

6月2日，退回南阳的张轸兵团全力回援，遭到第四纵队坚决阻击。3日，全歼被围于马刘营地区的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战役遂告结束。

宛东战役历时10天，歼敌1万余人，虽完成了掩护粟兵团渡河南下的任务，但未达到全歼张轸兵团的预定目的。事后，陈赓主动承担了责任。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指出，西集团迷于敌人表面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也没有照顾到我东面有东集团，于30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

宛东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南下，进入鲁西南、豫东地区，参加中原作战。

中央军委分析了中原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确定中原地区夏季作战的重点是各方协助粟裕兵团歼灭敌第五军。中央军委估计，只要第五军被歼，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敌第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

据此，刘邓令华野陈唐兵团归建，向豫东急进，以加强粟裕兵团在鲁西南寻歼敌第五军的力量。同时，为吸引张轸兵团及胡琏兵团向西、向南，以减轻粟裕兵团在鲁西南行动之顾虑，刘邓商议决定，发动老（河口）襄（樊）战役。邓小平对当时中原战场的这一形势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

“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团，然后我们乘敌不备，出‘边车’袭取襄阳！”

6月5日，刘伯承在南阳彰新庄召开了中原军区高干会议，初步提出了进行老襄战役的意见。此时，邓小平正在北张庄起草《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治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当刘伯承通过电话告诉他会议已经统一了进行老襄作战的意见时，邓小平高兴地说：

“既然大家已经统一了思想，就请师长先进行一些部署。待您回到宝丰后，再详细研究具体部署。”

6月9日，刘伯承和李达回到宝丰北张庄中野司令部。邓小平也完成了“六六指示”并已上报中央，可以全力以赴指挥老襄战役了。

13日，刘邓下达了老襄战役基本命令。

14日，陈毅、邓子恢抵达北张庄，并一同参与战役指挥。

这时，粟裕来电，鉴于邱清泉兵团队形密集，难以分割歼灭，而陈唐兵团已到达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仅一天路程，开封守敌又弱，故改变了原定在鲁西歼灭敌第五军的计划，决定先攻取开封，调动邱兵团来援，再于运动中歼灭援敌。

看了电报，刘、陈、邓从全局出发，决定暂停进行老襄战役，并急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华野第十纵队全力阻击敌第十八军及第二十八师等部，集中兵力保证开封作战的胜利。

开封是中原战略要点，河南省省会。守敌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第十三旅、河南省保安第一、第二旅等部，共3万余人。陈唐兵团于6月17日发起总攻后，至22日，全歼守敌，击毙敌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攻占开封。

开封是解放军在全国攻克的第一个国民党的省会。蒋介石闻讯，惊慌万分，急令邱清泉兵团由兰封西进，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重占开封，寻求决战。据此情况，粟裕决定放弃开封，以一部兵力牵制邱清泉兵团，以一部兵力割断邱、区联系，而主力则集中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围歼区寿年兵团。粟裕将此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并希望刘、陈、邓派兵阻击北上之敌。

当时，刘伯承、陈毅正在襄城西北第四纵队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夏季中野各部的作战任务。邓小平在北张庄接到粟裕电报后，速与刘陈电话联系，主张中野各纵全力阻击南线之敌，确保华野在睢杞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

27日，邓小平以刘、陈、邓名义给粟裕发了电报，同意粟裕的作战方案，中野以一部监视敌第十八军，并主动攻击北追之敌吴绍周兵团，以吸引第十八军回援。当晚，刘伯承、陈毅返回北张庄，与邓小平一起研究配合华野作战，牵制和阻击沿平汉路北援之敌的行动方案。

29日，刘、陈、邓组成临时指挥所，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中野各纵队。成功阻击了张轸、胡琏、吴绍周3个兵团，有力地保证了粟裕兵团的作战。

这时，睢杞战场正打得难解难分。华野主力于6月27日晚发起总攻后，至29日晨，将区寿年兵团包围在龙王店及周围地区。战至7月2日，区兵团大部被歼，区寿年和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被俘。

开封、睢杞战役是敌我主力在中原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华野在20天作战中，共歼敌10万余人，给中原战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在睢杞战役即将结束时，刘、陈、邓见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主力都被蒋介石调至豫东，而汉水中游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敌则势孤力薄，遂令一直监视襄樊之敌的第六纵队。于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夹水相望，城南及西南是一片山区，有万山、真武山、凤凰山、铁帽山、扁山等，是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因此，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

7月8日黄昏，刘、陈、邓率指挥部回到北张庄，全力指挥襄樊战役。

担任主攻襄樊任务的是中野第六纵队。在讨论攻占襄阳的方案时，邓小平对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说：

“打襄阳要综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

刘伯承嘱咐王近山要多动脑筋。他说，在一定条件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拿下这一点，全盘就好解决了。选择何处下手，要靠自己动脑筋判断了。

王近山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依据刘邓的指示，仔细观察了襄阳的敌情、地形，制定了“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固守襄阳的敌人企图依托设防坚固的南山，坚守襄阳，等待援军，但王近山指挥部队于10日攻占了万山、琵琶山、真武山、铁帽山之后，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以一部兵力牵制南山之敌，主力则从东、西两面突然攻城，迫使南山之敌仓促撤至襄阳城内。15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16日攻克襄城，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襄樊之役，歼敌2万余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捷报传来，从不轻易表扬人，特别是不表扬高级干部的邓小平，兴奋地称赞道：

“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襄樊战役是逐鹿中原全局中的一着好棋，无论是从战场的选择、战机的捕捉，还是战役的部署与指挥上，都充分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综观全局、注重谋略、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攻襄阳，作战方法不循规蹈矩，不墨守成规，而是因时、因地、因敌而制胜，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朱德总司令曾赞誉襄樊战役为“小型模范战役”。

后来，邓小平在总结部队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时指出：“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以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战役即其一例。”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作用。襄樊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军事重镇，自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在襄樊战役中，襄阳城一夜间变成一片瓦砾，蒋介石派去坐镇指挥的“王牌将军”、国民党中央常委康泽兵败襄阳，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响。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国军能不能打败解放军？将来，个人的归宿在哪里？这一连串的疑问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发现，由于襄樊战役失利，在他的最高决策圈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和裂痕。

襄樊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俘，在全国人民中也引起了强烈震动。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黄埔第三期学生。他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四大金刚”之一，先后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三青团组织处处长，控制着蒋介石集团许多部门和地方的实权，是反共、屠杀人民的大刽子手。康泽落入解放军之手，使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拍手称快。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祝贺襄樊大捷的电文说：

“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兴奋。”

邓小平在评价襄樊战役的作用时说：

“襄樊战役的胜利，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军事意义！”

经过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几次作战，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分区防御体系也被粉碎。敌人虽然还能集中一些兵力与解放军作战，但只有郑州、开封、南阳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在上述战役期间，中原各战略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鄂豫、皖西两区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不断粉碎敌人的“清剿”，开始由山地转向平原作战；陕南区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坚决打击最反动的恶霸土匪头子，发动了群众，巩固了政权；桐柏、江汉两区因野战军主力一直在该区活动，除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外，乘机大量消灭了地方团队，扩大了解放区；豫皖苏、豫西两区比较巩固，入夏以后，以保麦、剿匪为中心，共剿灭地方团队4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

中原战局的胜利发展，预示着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参加西柏坡“九月会议”

从全国战局来看，至1948年8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两年战争中，国民党军共损失兵力264.14万人，其军事防线进一步动摇，政治、经济形势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决定召开“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以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经过一番准备，8月3日，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召开，蒋介石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彻底检查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具体地说，就是“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在蒋介石忙着召开军事检讨会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九月会议”。会议通过全面检查两年来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与方针，为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准备。

8月28日至9月7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九月会议”的文件和有关事项，决定于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一时期，邓小平正在河南宝丰县的皂角树村，接到参加这次会议的通知后，他便于7月25日早晨出发，前往西柏坡。

当时在中原局工作的杨志宏正好要去中央军委办事，便随同邓小平一道前往西柏坡。7月25日，天还没有亮，杨志宏就来到了邓小平的住处，等候启程。

邓小平还在和刘伯承商谈着工作，天快亮时，他俩的谈话才结束。

握手道别后，邓小平坐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杨志宏和其他几位同路去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办事的人，则同乘一辆军用大卡车。

两辆汽车离开宝丰后，便一路向洛阳方向驶去。从河南宝丰到河北西柏坡，相隔数千里，加上当时的路极不好走，一路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中午时分，汽车到达洛阳，邓小平这才决定下车吃饭，休息一下。原计划下午继续赶路，后因邓小平需要到驻洛阳的部队中了解情况，所以临时决定在洛阳住一宿。第二天拂晓，邓小平一行又上路了，向黄河北岸的渡口北坡前进。

刚过了黄河北岸，头顶上突然出现了一架敌机。在毫无隐蔽的沙滩上，人和车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家十分担心，一旦敌机俯冲过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汽车继续前行，到达山西晋城时，已是深夜。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忙着休息，而是找来晋城的干部谈工作。由于他这次前往西柏坡既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参谋，不得不找杨志宏和同路去中央军委办事的张有年帮忙联系。

离开晋城以后，邓小平一行经过高平、长治、潞城，向太谷方向前进。到达太谷县时，刚被敌机轰炸过的县城还在冒着滚滚浓烟。为免遭敌机袭击，邓小平一行准备等到天黑再前进。可是，一打听才知道，从太谷经榆次去石家庄的公路，在抗日战争时已被破坏，至今仍没有修复。大卡车无法通行，必须返回潞城，改经黎城、涉县、邯郸等地去石家庄，再到西柏坡。为了尽快赶到西柏坡，邓小平决定和杨志宏他们分道而行，独自乘坐吉普车经榆次沿正太铁路去石家庄。杨志宏十分担心邓小平的安全，但又拗不过他，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他离开这硝烟弥漫的太谷县城。

当杨志宏乘坐的大卡车赶到石家庄时，邓小平早已平安到达了石家庄，正在和聂荣臻交谈着问题。

到了石家庄，离西柏坡已不远了。

自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经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终于在西柏坡会面。从此以后，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当邓小平赶到西柏坡村口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出来迎接他。自1945年8月25日邓小平离开延安，3年时间过去了，今天重逢，大家都非常高兴。邓小平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不停地问候。毛泽东注视着邓小平消瘦的脸，很有感情地说：“邓小平啊邓小平，你都快瘦成邓小猴了！”

从硝烟弥漫的中原前线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邓小平感到无比的轻松、惬意。在西柏坡，他不仅见到了中央五大书记，还见到了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等老战友和各战略区的负责人。大家高兴地交谈着，无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兴奋。

在西柏坡，由于住房不多，邓小平便住在叶剑英家。

离“九月会议”正式召开还有10多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几次话。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中原战局的发展以及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还不时地提问有关问题。通过交谈，毛泽东要邓小平把进军中原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于是，邓小平伏案，将中原解放区的情况写成报告。

这份书面报告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是邓小平从理论上对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的艰苦斗争所作的一次总结，为今后各部队开辟和巩固新解放区提供了一套完整而有益的经验。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到达西柏坡后送给毛泽东的第一个“见面礼”。

9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准备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解放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问题，形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计划》（草案），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九月会议”通过。在这次准备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发言，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敌人的兵员要比第一年充实。我们估计，今后一年，敌人补充兵员数目不止100万，因为敌人抓兵厉害，如敌第五军等部就有一套抓兵机构，兵员补充得很快。我们还应估计到蒋介石最后还可能学习阎锡山那一套抓兵办法——兵农合一。这是值得注意的。因此，对敌人今后补充兵员问题的估计，尚需考虑。

第二，在外线作战，我们的方针主要采取的是取之于敌，这是很对的，但军委应考虑到外线作战是否能完全自给？根据两年的经验，第二年的弹药缴获少于第一年的缴获。现在战争的特点是消耗大，如豫东战役三个纵队攻击，而九个纵队打牵制战，单我们牵制敌张轸兵团的几十天作战，就消耗了一万发子弹，因此弹药发生很大困难。再有，就是人员补充跟不上的问题……

第三，中央军委提出集中统一正是时机。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统一起来，希望军委要有计划地统一计算与分配，这就好办事了。比如供应制度与标准需要统一，否则部队待遇不一，相互影响甚大。建议野战军战士的生活标准稍微提高一点——野战军战士虽然吃5分钱的菜，但尚赶不上地方军3分钱的菜吃得好，因为野战军每到一地，物价高涨，故钱多反而吃得不好。

第四，对明年渡江的准备，我们在政策方面可以说大体上有些准备与经验，但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尚待准备，如思想准备、干部准备问题都是重要问题。干部怕过长江，即使是江南干部也不一定到过长江。

关于我军的纵队组成计划，邓小平认为，由50个纵队发展到70个纵队就够了。目前主要是充实现在的50个，如果每个纵队保持3万人就很好了。我野战军就有150万人，这就可以打遍天下了。在老兵没有充实前，不宜组成新的纵队。

最后，邓小平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须在此说明，邓子恢同志来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求调一批干部的意见，包括财经、党的宣传、政权、保卫及办荣校和伤员归队等各种干部，其中有向华东提名要求调去的，有请中央军委考虑从各地抽派的，希望雨季后，这批干部能够南下。

9月8日，“九月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正式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7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14人，他们是：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0人列席了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分为8个部分：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解放全国后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整个报告贯穿一个主题思想，这就是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邓小平也发了言，在他发言时，毛泽东还经常插话。邓小平在发言中说：

对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形势的估计和今后的计划我完全同意。

两年歼灭敌人200个旅，按这一标准推算，再有3年是可以打倒蒋介石的（毛泽东：加“根本上”）。即使蒋介石能补充一些兵力，也弱得多了。他占的地方多，恢复元气的可能就少了。这种估计在党内、在人民中宣传是可以的，要估计到人民中的厌战情绪。宣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使人民兴奋，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过去也说过五六年的问题，但未引起重视。

对所提的任务也无意见，特别在加强纪律性是中心环节方面。无纪律状态，最近两年来是有发展的。因为到处打到外线去，客观上有这种发展的条件。自定政策、口号，报告不忠实等，如任其发展，会造成损失（毛泽东：不听是没有的，不报告是有的，如晋绥地委一书记，两年不报告。军队的情报灵通，地方就不灵通了）。军队的报告如不忠实，就会浪费很多。军队的打仗方面做得还比较好，但也还有缺点和错误。对把加强纪律性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过去中原局的认识不够。如克服“左”是毛主席向我们提出六大问题时问醒了的。我们特别体验到在关键问题上得到中央指示之重要。

我们对下面采取了原谅态度、自由主义（毛泽东：一是抓，一是紧，又抓又紧。我们许多事，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提高纪律性，同时要提高民主生活，否则就会造成家长制，反而不能提高纪律性。根据部队经验，提高纪律性，重要是在高级领导机关。如善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增加力量。有些事情，做错了，如经批准的领导要背起来；做对了是下级的。

谈五年之第三、第四年问题。前两年打胜仗是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战争到了第三年是关键，因为这时敌人比我们更大，我们的困难从整体来说，比第二年更大了。我们的兵力有了削弱，敌人有了经验。我们的弹药可以补给，但兵员的补充就困难了。我们第一、第二年各动员9万人左右，第三年就无此条件了。第三年最好能保持原来的兵力，减员2万人是最好的情况。分配给我们歼灭敌人14个旅的任务，问题并不大，应该能完成，但也有困难。困难还不在财政上，过去华东、华北在这方面是尽了力量的，应该感谢。弹药也不成问题，最近补了不少。最大的困难是兵员问题，动员太多与“生产长一寸”有矛盾。设想还有减员，要求干部去得及时一点（毛泽东：干部不向前进，军队的前进不能解决任务）。华东野战军在中原确有困难，应预为准备。前方开销不宜过大，后方保障需要及时，这样对前后方团结好一些。

对于这些困难，要在胜利中解决。节约一点，俘虏工作做好一点。外线作战，俘虏的巩固是困难的。

第三年以外，还要准备第四年，这里面问题更多。如兵力减到10万人，但要有十六七万人才能过长江，没有5万人的补充就困难了，中原本身扩兵没有把握。第四年要决定胜利，明年上半年就要有大扩兵，否则要取得胜利就会困难。第四年的准备，政策是基础，思想准备要努力，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南方干部不一定愿意回南方。干部的准备，3万人的计划大体差不多了。计划300多个县、60个分区、10个区党委，我们占二分之一，我们40个团，一分区要一个营，一军区要一个团，我们的力量一分（毛泽东：原则上要分，开头要集中打，消灭区域性地方蒋军，搞它半年），估计到敌人就会挤来打。华东野战军的干部也是不足，以50万人南进（毛泽东：20万，分两支）。如20万兵力南进，准备300万白洋，票子印好一些。

此外，医院以三分之一计算，就要47所，以二分之一计算要更多。自己可以解决三分之一，还要三分之二，这是全国性的大困难。通信，一个军区得有3个电台，每纵也得有3个电台，每旅有1个，还不要求到团，请准备43套，包括机要报务人员。服装是军容、军威所系。武器的配备，924步炮由东北调来，用之于南线最适当。宣传机关、通讯社、剧团，中原一套不能拿走。第三年的工作现在就要准备，时间并不长。

“走向统一”非常重要，既能解决很多问题，又可增加效率。

在西柏坡，邓小平还时常惦记着中原解放区的工作。他经常发电报给刘伯承、邓子恢，一方面给他们报告“九月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对中原局的工作提出新的意见。9月6日，邓小平给中原局连发了两份电报。在第二份电报中，邓小平对中原局如何加强纪律性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说：“我们正在开会，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加强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项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服务。”邓小平最后说：“会议不日可结束，会毕即归来。”

9月13日，“九月会议”结束了，邓小平没有在西柏坡多停留。送别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

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刘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10月上旬，邓小平从西柏坡回到了河南宝丰县北张庄。

在邓小平赴西柏坡期间，9月4日，中原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问题。9月6日，又作出《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并根据邓小平电报中的建议，首先检讨了自身的问题，认为过去“没有把各级不作报告以及其他方面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提到原则的高度，没有把它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相反地，采取自由主义的容忍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在中原局的带动下，中原各区党委都先后召开了会议，认真学习，对照检查，深刻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各种表现。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则开展了以检查团以上干部作风为重点的运动。

就在“九月会议”结束的当天，豫西区党委便在鲁山县程村召开了全区各地、县委干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党。邓小平回到宝丰的时候，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已经开了近一个月。邓小平决定到鲁山去参加这次会议，以便尽快地把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

10月14日，邓小平来到程村，受到正在这里参加会议的各级干部及农民代表近500人的热烈欢迎。

在一片掌声中，邓小平走到桌子前，向大家摆了摆手，就开始了他的讲话：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形势，根据自卫战争的成就，提出了下列战略任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歼灭敌人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保证我们战略任务的完成，中心环节是提高纪律性。过去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已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一年来，我们基本上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拿中原来说，即要把提高纪律性作为一个中心，中原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均要掌握这一中心，八九个月内要解决此一环节。全党的意志、思想、行动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要消灭党内怪头怪脑的违犯纪律的现象。”

接着，邓小平讲到了建立报告制度与提高纪律性的关系。在讲到写书面报告的时候，邓小平谈起了这次在西柏坡开会的一件事。他说：“毛主席要书面报告、综合报告。我去开会时想偷懒，口头报告就算了，但毛主席说不行，还要补书面报告，这是欠了债的。一年多前的也要补，不但要补，而且还要作自我批评。”

邓小平在回顾总结中原局的工作时说：“准备全国胜利，一个是军队向前进，一个是准备干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便是军队向前进。第二年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即由于军队向前进。战略之所以发生根本变化，是因为我们转入进攻。我们进攻中原，进攻大别山，突击方向选择对了。我不止一次听到毛主席赞扬中原，有些人说中原路线错误或成绩不大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也犯了急性病，但这不过是‘伟大胜利的主流之浪花’。”

邓小平还展望未来，讲起打过长江去的问题。他说：“军队向前进是必要的，不过长江能不能打倒蒋介石呢？不能！一定要过长江。要不断讲，部队干部里都要讲，地方干部里也要讲，即使有些人不过长江，也要讲可能会过，要天天讲。”“今天不是动员大家过江，但是总有一天要过长江的，遵守纪律而过江是好的。但是，还要懂得为什么要去。有两个月的时间即讲两个月，有五个月就讲五个月，几十万干部要过长江。华北是怎样解放的？是南方人到北方去解放的。北方人为什么不应该到南方去？这是礼尚往来嘛！”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

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九月会议”，指出了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歼灭了国民党许多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至11月初，随着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整个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此时，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各个集团已经不能构成完整战线，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共75万人被孤立在徐州、武汉及其周围。中原地区的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已经控制了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的苏鲁豫皖地区、大别山地区，平汉路以西的郑州、洛阳地区，以及南阳、郧阳、襄阳、荆州等地区。在中原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淮海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共约60万人。

对于这次战略决战，国共双方都非常关注。

蒋介石说，徐淮会战实为我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且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举行淮海战役，最初是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的。9月25日，中央军委同意粟裕的建议，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1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告中野和华野，指示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执行淮海战役的计划。

毛泽东说，两支野战军在一起，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几倍的力量。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5人总前委，成员有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

在淮海战役之初，中原野战军的任务是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配合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

早在1948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就曾电示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攻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埠段铁路。”陈毅、邓小平根据整个敌我态势，经过认真、反复的研究，当天急电中央军委，建议把中野集结地改为永城、亳县、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南出宿县—蚌埠线，或东出徐州—宿县线均较方便；尤其后者，对配合华野作战，更加直接、有力。中央军委当即同意了这个建议。

11月3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向中央军委建议：“陈邓主力应力求首先斩断徐州、宿县铁路，造成隔断孙元良兵团，会攻徐州的形势。”中央军委电示陈邓，同意这一建议，令陈邓：“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

徐州位于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中心，是中原战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那里集结重兵，以刘峙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在徐州西边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东边是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北边驻有第五、第十三、第十四等3个绥靖区部队；南边到蚌埠铁路两侧，西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东有李延年的第六兵团。

11月5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邓小平命令徐州以西的中野主力及华野一部共6个纵队，在徐州西侧陇海线上的商丘、砀山段70公里处发起猛攻，并控制了由此至郑州的300公里铁路线，直逼徐州。

华野主力在粟裕的指挥下，在徐州以东对黄百韬兵团发起猛攻，将第七兵团合围在碾庄。

11月10日，邓小平在临涣集文昌宫召集杨勇、陈赓、陈锡联、秦基伟等纵队司令员开会。

邓小平说明了攻占宿县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此次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从正面扑向津浦线，夺取宿县，控制徐州、蚌埠段，对直接配合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对防止徐州敌重兵集团南逃，特别是对阻止由平汉线确山东进急援徐州之敌黄维兵团，都有重大意义。我们占领了宿县城，控制了徐蚌两侧广大地区，就有了战场，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黄维兵团。

最后，邓小平指出：淮海战役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大胆地去夺取战役的胜利。“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宿县是一座古城，在徐州以南，蚌埠以北，扼南北交通要冲，有“南徐州”之称。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在宿县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等军需物资，是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宿县城是永久设防的城市，守敌有1.3万余人。它有高厚的城墙、坚固的工事，环城有宽约3丈、水深没顶的护城河，易守难攻。

会后，各纵队司令员连夜召开会议，传达首长指示和野司部署，认真讨论了作战方案。兵分三路，以急行军速度向宿县地区开进。经过连日激战，终于在11月16日胜利攻占宿县城。

攻占宿县，吸引了徐州之敌南顾，减轻了东援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华野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

邓小平后来在回忆中野攻占宿县时多次说：“宿县是关键，占领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11月21日，粟裕接总前委电令，组织部队强攻碾庄。11月22日攻克碾庄。我军以歼敌正规军18个师的战绩结束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

11月23日，毛泽东在给刘、陈、邓等祝贺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和第一阶段伟大胜利的电报中，对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给予很高评价。毛泽东说：“你们消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18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3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4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陷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做这种估计。”

也就是在这一天，总前委和中野指挥部驻进宿县小李家村。指挥部设在一个大院子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3个人住在村边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3个人住着一个里外间，邓小平和陈毅住在外间，年龄最大的刘伯承住在里间。3个人中，邓小平年龄最小，身体也好。在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他主动担负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邓小平对刘伯承、陈毅说：“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他还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首长。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是打敌黄维兵团，或是打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抑或是进攻徐州地区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总前委常委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原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回忆说：“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一看到这个情况，认为只有把黄维兵团歼灭，因为黄维兵团已经走得精疲力竭了。同时，他也离蚌埠比较近，那边南京的部队逼近。把南京和徐州拉开，所以决定先打黄维兵团，然后再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消灭杜聿明集团。”

刘、陈、邓是11月1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上策”的。19日，他们再次向中央军委建议：“下一步作战以在南线打黄维、李延年为上策。”21日，毛泽东、中央军委电示同意。24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又复电总前委：“（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士榘）张（震）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精锐兵团之一，下辖12万余人，其中第十八军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且全副美式装备。中原野战军开始参战的总兵力也不过12万余人，且装备处于劣势，要啃黄维这块硬骨头，是相当吃力的。但是，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进程，对解放全中原有重要作用。中野指战员遵照总前委指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在华东野战军的协同下，与黄维兵团进行决战。

黄维兵团18日进至蒙城地区后，即遭中野部队的顽强阻击。24日上午，黄维兵团强渡浍河，进入了我军预设的袋形阵地。黄维发觉自己处于不利态势，仓皇掉头南撤。中野部队于当日黄昏全线猛烈出击，25日晨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一带地区，开始进入“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及对付敌人攻击”的第二阶段。

11月26日5时，刘、陈、邓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去合围黄维兵团的第一封捷报。当天晚上8时，毛泽东回电：“25日11时、26日5时两电均悉。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为欣慰。”

黄维被围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先是精心挑选了4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向东南方向突围，被中野第六纵队和陕南独立旅击退。

恰在此时，敌4个主力师中的一一〇师趁突围之机率部起义。

这个师早在1946年就在邓小平的精心策划下，秘密建立了以地下党员、师长廖运周为书记的中共地下组织。淮海战役开始后，邓小平指示他们相继举行起义。一一〇师的起义，在敌人内部引起极大震动。

黄维见突围无望，即调整部署，就地固守。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构筑了大量土木工事和永久工事，将近千辆战车围成一座围墙，形成了一道强固的防御体系，等待南北增援。

蒋介石见形势危急，急令徐州杜聿明部增援黄维。

杜聿明率30万之众，撤离徐州，企图救出黄维后南撤，却被华野部队全部合围于陈官庄一带。

在围歼黄维的日子里，邓小平整天守在作战室，每天工作到深夜。

为了尽快歼灭黄维兵团，刘、陈、邓把部队分成东、西、南三大突击集团，从三个方向向黄维发动猛攻。12月5日召开了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总前委会议，下达《总攻黄维兵团命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决心是拿出拼老命的精神，在双堆集消灭他的土木系一十八军，坚决搞掉‘总统’王冠上的这颗红宝石！”

12月6日，陈赓率东集团，陈锡联率西集团，王近山率南集团，向黄维兵团发动了空前激烈的总攻。激战至15日12时，歼灭黄维兵团10万余人，俘虏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兼第八十五军军长）等人，圆满地完成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任务。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总前委及华野、中野领导和全体参战军民，热烈祝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伟大胜利。歼灭黄维兵团后，总前委在华野指挥部蔡洼村召开了一次总前委会。这是总前委5位成员第一次聚在一起。会上主要研究了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的整编问题。会后，在华野指挥部的小屋前，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个人合影留念，为世人留下了一张永载史册的照片。然后，刘伯承、陈毅奉命前往西柏坡开会，邓小平返回小李家村主持总前委的工作。

12月30日，邓小平率总前委经宿县、徐州至商丘，次日到达张菜园，在这里度过1949年元旦，并且指挥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

1949年1月6日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

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据说，斯大林知道后，连声说：“奇迹，真是奇迹！”

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南线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还在1948年的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向全国人民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和谈声明，企图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所谓南北分割的局面，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两周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骗局，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声明”同时指出：“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月29日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指示，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还研究了部队整编等工作。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2月9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上报了《在华野中原高干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经过情形》的报告。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总前委，照旧在渡江作战中统一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作战。

2月9日，总前委又召开了专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准备及支前等问题。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请中央军委考虑速示。此后，全军进行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3月14日，在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华东管辖的范围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央部署，由总前委率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

邓小平带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嘱托，和陈毅一起回到了前线，进一步落实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部队加紧了战前的动员。实际上，在1月初的时候，邓小平就签发了《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后来，他又亲自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个政治教材，发给全军。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指出：新解放区的一切工作干部，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要求军队必须着重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学会管理城市，准备接收并管理城市。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全军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的教育，并采纳中原解放区的经验，在部队中组织了一些城市接收机构，为进入江南新区、接管城市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3月26日，邓小平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月底，总前委进驻肥东瑶岗。31日，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

关于这份“纲要”的起草过程，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回忆说：“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总结，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日，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他也不太熟悉，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有原则性一些，要给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了《京沪抗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

敌人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3个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法。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毛泽东于4月1日复电批准了这个“纲要”。

第二、三野战军开始进入渡江战役的全面准备。

关于渡江作战日期的选择，总前委和中央军委之间进行了反复的商讨。总前委在2月9日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3月底为渡江日期的建议。后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配合国共和谈以能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于3月17日“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之后，陈毅、谭震林提出，要完成军委提出的渡江前需夺取浦口、浦镇及攻占江北敌人据点的任务最少需要一周时间的准备，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应延至16日为宜。”中央军委重新决定：“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但是，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又认为：“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九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写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上旬，国共和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如《和平协定》于4月15日左右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

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月、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坚持这是政治斗争所必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并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总前委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

总前委这一指示，中央军委认为“甚好”。

因为中共和谈代表团提出4月20日为《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所以中央军委提出“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

总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4月17日提出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同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到齐。因为全长1 000余公里的战线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开始。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西、中、东三路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江防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

接管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4月24日，邓小平向军委报告：“我们遵命于明有（25日）夜到南京，并与刘伯承商量，二野亦于明有（25日）夜移动，宥（26日）夜可达南京。”但总前委离开肥东时，突然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交通受阻，由此耽误了行程。4月26日午时，总前委就此电报军委并告已到南京的宋任穷等人。邓小平与陈毅是27日夜到南京，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二野机关则是29日到南京的。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会合的当天，3人到总统府参观，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看他还有什么威风，还想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说：蒋先生的台历还是4月22日，“安全转移”还不慢哪！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地下党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开始达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以便步调一致争取胜利。

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南京秘密市委陈修良商定于5月1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干部大会，主要领导人都出席讲话，目的是“统一思想与行动”。

5月1日，在华东局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会师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到会的南下干部2 000多人，地下党干部700多人，共约3 000人。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主持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常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周兴、陈士榘等6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为正副书记。会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刘晓、饶漱石先后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在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后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尽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斗士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10万。经过22年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根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他还说：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

邓小平强调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南京解放后，党的会师是第一关键的工作，一定要搞好。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做出新贡献！

刘伯承、陈毅也先后即席讲话，他们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真正做到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

南下的同志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与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了一些不够协调的情况。邓小平根据历史上几次会师的经验教训指出：首先要在领导层中求得一致，然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耐心贯彻，通过此关键，达到整个队伍的团结。为进一步贯彻华东局关于会师工作的指示，南京市委常委于5月7日专门讨论而作出了统一步调的四项具体规定，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看到5月23日南京市委关于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当天即电告华中局、东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在以后的工作中，南京的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之间团结加强，相互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机器，需要接管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位有700多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7万多人，怎么办？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嘛！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侮辱。这些人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南京的接管工作比较顺利，经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就大体完成。

除了会师、接管，邓小平还抓了外事工作。

从5月23日到26日，4天内即发生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6起，其中以误入司徒雷登住宅和电报局不给外国记者发报较为突出。

事情是这样的：5月25日清晨，我第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为安排部队食宿，误入西康路美国大使馆。他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这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他见两个解放军进来，不知所措，便指着二人哇哇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教导员跟了进来，为缓和事态的发展，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就走！”三人当即离开那里。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为此，毛主席致电总前委，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邓小平查明情况后一面派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与美方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加强外交政策与外事纪律的教育，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关于外国使馆和外侨问题，黄华与周兴（市公安局局长）给总前委、华东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对在南京的32个国家的238名外交官及其114名眷属的政策是：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统统按一般侨民处理，不承认其外交特权，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对帝国主义资产采取“压下来，挤出去”的办法，迫其退出，逐步接管。邓小平和刘伯承非常重视，立即转报中央。几天后，中央回电表示同意。

渡江战役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不断被解放军歼灭，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邓小平随即从上海回到南京，对进军大西南做了一系列的准备。邓小平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为准备支援战争、开辟和接管西南的干部，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研究了随军干部的筹调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陈毅的支持。会议将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

由南京市军管会负责筹建的南京西南服务团（后称二团）于6月25日招收学员，7月28日与上海一团会合，苏南分团于8月31日也到了南京。还有二野军大、华北革大、华东革大的学员队伍，北平中央直属机关及东北局派来的干部队伍。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共约1.7万人。这样，1949年8月、9月间，就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局面。

邓小平按照1949年6月11日《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的决定，充分利用京、沪、杭地区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人才优势，大量吸收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人达万人，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而组成干部工作团，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干部建设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期间，南京这个火炉正好升温。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为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的干部、团员作了5场报告。应南京市市委邀请，邓小平还到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为南京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党课，动员整党。另外，他在南京准备了稿子，8月初还到北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报告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大城市的工作。

邓小平在南京所作的这些报告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结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等大城市的经验。邓小平对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等工作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28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总结了华东解放后采取三步走的做法供西南工作参考。

第二，正确估量形势与采取对策。邓小平认为对胜利一般容易看到，但应多看一些困难，找出根源和克服办法，这样才能继续前进。他分析当时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巨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所以，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加强农村工作，精兵简政，团结大多数。他指出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工作和办法”。

第三，进军西南的意义、办法和态度。邓小平说：解放和建设川、康、滇、贵4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 000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还说，西南有7 000万人口，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上蒋介石11年的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邓小平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一是搞好内部团结，搞好会师；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要团结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到最后打倒敌人。以上三个法宝掌握得好，就可以减少困难，克服困难。

进军西南的正确态度应是：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向周围同志学，向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学。

第四，学习革命理论重在实效。邓小平强调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要把革命理论学好，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的文章看起来很通俗，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很难看出奥妙来。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纲领，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和中国共产党28年来的经验总结。它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力量、敌人、方法、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对照才能学懂弄通。他一再提示：学习理论是为了“站稳立场”“学会思想方法”“理论要在实际当中好好运用”。

第五，做合格党员和革命的好青年。邓小平把党的“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概括为：努力学习、遵守决议、联系群众、模范作用。他分析党的状况，从总体上讲党是可以信赖的，但从个别地方和分开来说，从一个个党员来说，水准不够的、不合格的党员是存在的。怎样使不合格的党员成为合格的？邓小平说：方法就是整党、教育，党员要接受教育，开展批评，只要言行一致、忠诚与老实，就很容易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教育青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不老实的人迟早要跌跤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他勉励青年，要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许多听过邓小平报告的老同志说：邓小平报告的精髓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我们的头脑，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终生难忘。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教育、带领下的西南服务团以后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邓小平在南京时，争取一切机会和干部、战士、工人、学生、各界人士接近，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老同志对邓小平在南京的一些“小事”难以忘怀。

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总统府，有的战士出于阶级仇恨，竟用刺刀向挂在总统府厢房里的蒋介石绣像的头、眼、胸部各捅一刀。这幅全身绣像高3米多、宽2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据说是浙江省省主席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邓小平知道后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愚蠢的事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和纪律，这是一种损坏文物的行为。”邓小平、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加强政策和纪律教育。南京市军管会两次发出通知，贴出告示，要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以后，在南京的部队和各级领导都倍加爱护历史文物，有的还对文物进行了初步修理，受到南京人民和一些外国通讯社的称赞。

邓小平几次出席数千人的报告会都轻车简从，一般只有两人，一人主持，一人报告。他每次作报告都要了解对象，掌握动态，研究难点，自己厘清思路，不读稿子，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在南京大学操场上讲“论老实”的那次会议中间休息时，听报告的青年一拥而上，围住邓小平要求签名留念。他都一一签名，并亲切地回答了学员提出的问题。

一个星期天，在玄武湖草坪上，邓小平、卓琳带着孩子和解放军干部、战士在做“击鼓传花”的游戏。当手帕传到邓小平手中时，他敏捷地把手帕传给紧挨他的同志，鼓点正好停顿，于是一阵掌声，欢迎那位同志表演节目，大家又欢笑起来。

第二野战军离南京赴西南前夕，邓小平指示机关干部撤离所在地时要爱护公物，秋毫无犯。有个卫生检查组来到二野首长和各部处领导的住处，邓小平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小组的同志向他报告来意，他微笑地说：“那好，你们负的责任不小啊！”邓小平所住的那个楼总的来说比较干净，室内用具也完好无损，但通过检查，发现灯罩不太干净，厕所里有块玻璃有裂缝。邓小平表扬了检查组认真负责的作风，并喊来公务员擦洗灯罩、更换玻璃。他还说：这不仅是卫生、文明的检查，也是纪律的检查。纪律是军队的荣誉，没有纪律就要脱离人民群众。我们解放了城市，更要爱护和建设城市。我们要走了，就要走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这是解放军的好传统。

在南京解放初期的日子里，邓小平以其果断而又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总结经验，化解矛盾，开拓前进，为解放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丹阳到上海

南京解放后不久，为便于指挥上海战役和加速训练接管上海的干部，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县城。

总前委驻地位于县城新北门内宝塔弄的戴家花园。这是一处有门楼的住宅，其主要建筑是一栋楼房和几间平房。布局合理，庭院里有宽阔的空地，绿树成荫，有一口水质颇好的水井，一条可通吉普车的石板路直通门前。我佩服打前站同志的好眼力，选到一处好地方。它与华东局机关离得不远，来去也方便。

当时，我是华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四科的管理员，为搞好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日常饮食，我在这庭院里办了一个小厨房。

5月3日，陈毅司令员从南京来到丹阳。他巡视了庭院里的每个角落，楼里楼外都看了个仔细，对这里的环境表示满意，指示我们立即铺开摊子工作。同时顺便告诉我们，两天后邓小平政委将来丹阳，要我们预做准备。

5月6日，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邓政委的到来。连一向沉得住气的陈司令员也显出某些不安，几次三番地看表，不住地朝门楼外的小街上张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从南京到丹阳的公路里程计算，他们的汽车早该到了，加之南京解放不过10来天，杭州刚刚解放，上海还有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大军守着，分散在各地的散兵游勇一时不可能肃清，所以大家都有些担心。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夜幕降临，四处已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依旧没有半点消息。

夜深了，忽然听到马达声，大伙的心禁不住提了起来。直到汽车开近了，看见安然无恙的邓政委从汽车里钻出来，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的汽车差点儿开到杭州方向去了，后来看见路边歪着、翻着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汽车、大炮，才掉转头来。

正在高兴之际，转眼之间却不见了陈邓首长。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能到哪里去呢？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两位首长同华东局财委干部骆耕漠同志（与邓政委同车来丹阳）一起上街找饮食去了。半夜三更，店家早已关门，只碰到一个正打点回家的挑馄饨担子的小贩。因为只剩了很少一点馅子、皮子和碎面条，三个人只凑合各吃了一碗连皮子带面条的糊“抄手”（四川把馄饨叫“抄手”）。从首长方面说，虽然他们是出于一番好意，不想让我们多劳累，可我们细想起来既内疚又后怕。假如我们事先准备一些点心，这事不就可以避免吗？再说，社会秩序尚不安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随着陈邓首长的先后到来，戴家花园一改平日的冷冷清清，变得生气勃勃了。

上海作战的序幕即将拉开。三野主力正向上海周围的军事要地集中。数千名接管干部陆续来到丹阳。这些人能否通过训练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则直接关系到未来接管上海的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由于丹阳人数骤增，许多祠堂、庙宇都住满了人。一个又一个紧急而迫切的问题提到了总前委和华东局的面前。

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同志，肩头上担子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而此时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二野、三野的主要领导成员，除陈邓首长在丹阳外，其余大都在外地。南京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留南京主持二野前委的工作，并任南京市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三野谭震林副政委率领第七兵团从芜湖强渡长江以后进军浙江，解放杭州后留杭州主持工作，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三野粟裕副司令员率领三野主力强渡长江以后，即同张震参谋长率领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并挥师直指上海。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国民党集团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斗，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我们多次听到陈邓首长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次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京、沪、杭战役中最紧要的一仗，陈邓首长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同志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做出新的决策。我还看见宋任穷、叶飞、曾山、宋时轮、张震、舒同等首长也来开过会。他们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每当这时，我们的小厨房常常要准备10多个人的饭，还要加点菜，特别忙。

邓政委经常找人到住处来谈话。来人有穿黄军装的，也有穿西装或长衫的，有的像有钱的阔老板。赶上吃饭的时候，邓政委总请他们一同入席吃饭。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上海的地下党，有的是上海经济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非常熟悉上海内情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香港等地来的。

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首长们的伙食标准并不高，我们必须变着法儿给首长们改善伙食。蚕豆、豌豆、杨花萝卜等，首长们都喜欢吃，特别是带酸辣的菜。我们尽量做得合他们的口味。看见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就感到极大安慰。

陈邓首长平时工作节奏紧张，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我们吸取了邓政委来丹阳时没吃上饭的教训，自做一些点心随时预备着，每逢他们熬夜，就及时送一点去。邓政委有时来到我们中间，看见我们忙碌，就给予种种鼓励，说我们工作很辛苦，要注意休息，挤时间多学些文化，多学些科学常识。

江南的春夜温暖而柔美。有时天气格外好，无风无雨，繁星满天，我们就在小庭院的草坪上拉起白布放映电影。陈邓首长总请来一些准备去上海接管的干部一起观看，还关照我们要给警卫员、汽车司机和小厨房的大师傅们留出位置。

一次，我往首长们住的楼上送饭，听见邓政委同几位首长议论最近部队纪律状况不好，说丹阳城里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的。陈司令员也在场，情绪比较激动，对军纪松弛的现象很不满意。

我摆好饭，他们边吃饭边议论。当有人说到我们有些领导人放弃领导责任，不严格管理部队，有些没有戏票的军人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时候，邓政委重重地放下碗筷，激愤地说：

“这像什么话！我们的领导同志是怎么当的？！那些没有戏票硬要闯进戏院看戏的人，是谁给他们的权力？！我们当领导的要抓军队纪律，如不好好抓一抓，进上海以后肯定会天下大乱的！”

“太不像话！是哪些人干的，要查个一清二楚！”陈司令员也很生气，大有一查到底的气概。

在丹阳热闹的街道上，尤其在光明戏院一带的繁华地界，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但没想到性质如此严重。现在经首长们一提醒，才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

邓政委一连几天都抓严肃军纪的问题。

5月10日，陈司令员向在丹阳训练的接管干部和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大报告，着重强调加强革命纪律的重要性。

陈邓首长还不断找人研究打下上海以后随之而来的接管问题，亲自过问接管计划，过问“入城守则”和有关规定，提出军队“不入民宅”，连许多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

5月12日，我军对上海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相继肃清上海外围的敌军，部分地突进敌军主阵地。

5月23日晚，我军发起总攻击，迅速占领除苏州河以北一带地区的全部上海市区和高桥、吴淞等地。在丹阳的大批接管干部军纪严整，英姿焕发，随时准备开赴上海投入接管工作。

5月25日，细雨蒙蒙。陈司令员冒雨从丹阳乘火车经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到达上海南翔镇，就近掌握上海战局。邓政委继续留在丹阳担负全局性的领导工作。

陈邓首长分开行动以后，原先的管理、勤务人员也一分为二，我随陈司令员行动。5月25日来到南翔镇以后，在南翔中学休息了一阵，傍晚后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同志的陪同下，我们随同陈司令员乘汽车来到沪西中山公园后面的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校园宽阔，校舍完好无损，许多教职员工已离校，空房很多，进驻数千人也绰绰有余，是建立指挥机构的理想所在。陈司令员对此十分满意，一再感谢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出色工作。

在前往圣约翰大学的路上，沿途战斗痕迹依然可见，还看见几支在夜色中行进的队伍和露宿街头的部队，他们显示了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秩序井然。我看到了加强革命纪律的无比威力，看到了丹阳整肃军纪的巨大作用。

5月26日，邓政委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陈司令员和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

由于陈邓首长和大批接管干部进驻圣约翰大学，这里成了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陈邓首长下达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

我军对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负隅顽抗的敌军发起了坚决攻击。敌军纷纷缴械投降。5月27日，我军终于歼灭了上海市区最后一股敌军，迎来了上海灿烂的曙光。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有效地指挥接管和恢复工作，指挥部不待秩序完全恢复，就决定将指挥机构迁入市区中心区域。同时，将丹阳来的数千名接管干部立即分往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个重要单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5月28日，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现为上海瑞金宾馆）办公，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也陆续来到，其他接管干部则按计划分往各处。这里有两幢法式楼房，设施齐全，庭院宽阔，虽然在国民党逃跑时遭到部分破坏，到处搞得一团糟，但经过大家一齐动手整理，很快面目改观，各项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具有权威的最高指挥机关。陈司令员就是从这里走出去，到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那里接管了全部工作，就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从进驻三井花园起，陈邓首长更加繁忙，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政委总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对上海的恢复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此时，陈邓首长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安安稳稳地用餐了。邓政委常常忙得不回住处。陈司令员有时啃两块烧饼就当一餐饭。我们的小厨房不得不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寻找“战机”，尽量让他们吃上一餐可口的热饭。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得。

来上海以后，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听邓政委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指示越来越被人所理解，越来越显示出无比正确和极端重要。试想一下，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人要吃饭，工业要原料，假如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不出乱子才是怪事。邓政委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在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我听到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陈邓首长经常是这样做的。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善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通过这些干部去带领广大群众一道前进。

不久，陈邓首长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原周佛海的公馆，我也一同前往。这是一处花园别墅，一幢小型楼房掩映在浓荫丛中，两位首长分住楼上和楼下。

或许这就是临别纪念吧。7月中旬，邓政委离开我们去南京。不久，他和刘伯承司令员为了完成解放祖国大西南地区的崇高使命，又不辞劳苦地率领第二野战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一次到北京

从1938年走上抗日战场，到1945年打响与国民党之战的第一枪，再到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行淮海战役，举行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南京，解放上海，已经11年了。这11年的岁月中，邓小平栉风沐雨，历尽艰难，却从未病倒过。他虽不强壮，但却健康，为了战争，为了胜利，他也必须保持健康。抗日战争以来，邓小平一直坚持每日洗冷水浴，无论春夏秋冬，每日清晨，他都用一桶冷水，从头到脚一冲而下。就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也从未间断。

可是，到了上海，在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邓小平却病倒了。

他头痛，痛得卧床不能起身。

他太累了，实在太累了。

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

9月的一天，邓小平、卓琳带着3个孩子到北平了。

在北平，邓小平一边治病养病，一边还在向中央报告工作和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闲暇之间，他还带孩子去北平西郊的颐和园，在秋水潋滟的昆明湖上兴致勃勃地泛舟畅游了一番。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北平。

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

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杰出代表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欢聚一堂。人人脸上挂着喜庆的笑容，个个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万般憧憬的激情。

在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后，为了祭奠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挥锹撒土，庄严肃穆地为将要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这些开国元勋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广场上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阳光照耀下冉冉上升，倾听着雄壮有力的《义勇军进行曲》那震撼人心的鸣奏，俯瞰着广场上30万欢呼沸腾的人民群众和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在他们的心中，领略的是一派胜利的豪情壮志，感受的是对未来新的国家、新的天地、新的事业的充满信心的渴望和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不是历史上帝皇王侯的换代改朝，也不是新旧军阀的轮番替取，而是人民，是中国人民翻身做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那具有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翻开了完全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