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时间。

1966年三四月间，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到西北各地视察工作。一路上，他谈笑风生，主要的话题是如何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搞好三线建设。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的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场将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他本人也成了这场运动对立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及其爪牙便赤膊上阵。6月1日，被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有盛赞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一时间，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入被动和瘫痪状态。

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为了控制这种混乱局面，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派遣工作组的决定，对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邓小平个人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在工作组到大中学校时，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相当严重。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挑拨下，有些学校出现了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于是，江青等便借题发挥，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企图整垮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

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6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并在讲话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发表后，邓小平就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谢富治首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变了，并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同邓小平的影响不无关系。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邓小平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同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指责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直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很显然，“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是邓小平被迫检讨时所用的违心之语。在检讨时，他为了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他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当时，毛泽东还认为刘邓问题是党内问题，并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一些部门的造反派在江青等人的蛊惑下，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要求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1月8日，曾率先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纠集另外10个人一起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颠倒黑白地肆意诬称“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随后，在江青一伙的鼓动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8月，林彪一伙公然在中南海组织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夫妇。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过起了被关押隔离的生活。

从1967年9月到1969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一直被幽禁在中南海的住宅里。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这场“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林彪、江青一伙则趁机不断聚敛手中的权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被赶了下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一伙趁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之机，别有用心地发出了“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并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当时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分别被遣散到河南、江西、广东、安徽等地，并由当地省军区实行监护。名为“战备疏散”，实为政治迫害，以达到他们清除障碍、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当时，邓小平已被关押隔离了两年的时间。他虽然仍住在中南海，但家里只有他和夫人卓琳。他的几个儿女已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则被下放到河北、安徽、陕西、山西的农村劳动，接受“改造”。

1969年10月18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伯根离开中南海，乘飞机前往江西南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签署所谓“一号命令”：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对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下达实施方案。

周恩来得知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一方面告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方面给各地打电话，要他们保护这批老干部。

“一号命令”传达到邓小平家中时，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打电话。周恩来问：“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济南部队调过来的？”当周恩来得知程惠远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调来的，便具体地布置起安置、保护邓小平的任务。程惠远放下电话，立即乘吉普车赶到婺源县，向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当面汇报了这一情况。

10月20日下午，江西省革委会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程惠远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此前周总理驳回了程世清想把邓小平放置在边远山区赣州的计划，提出要安置在南昌市市郊。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布置任务：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三十岁出头的宣传干事、普通军人黄文华，被选中做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质干的是“明保暗监”任务。接受任务后，黄文华立即和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子昌赶到新建县望城岗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查看邓小平将要居住的刚刚腾出来的“将军楼”。

10月22日，邓小平、卓琳与夏伯根离开北京，举家南迁。

初下飞机，邓小平三人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一同从北京来的两名专案组成员，由江西方面陪同，查看了“将军楼”并向中央作了电话汇报，而后与邓小平谈了话。“专案组”成立一年多，这还是他们与审查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三天后，邓小平住进“将军楼”。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住进“将军楼”，他们开始了衣食住的忙碌。其中，医疗方面，除了指定到附近炮团卫生队看病，还在新建县医院开了些常用药以备用。卓琳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这些药好办，但邓小平要准备的是安眠药，黄文华不免一惊！为此黄文华专程驱车赶回省革委会，请示程惠远：“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万一想不开，多吃了怎么办？”程惠远考虑了一番后交代：“可以给他吃。你每天晚上送一次，看到他在临睡前吞服后再下楼。”

邓小平被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新建县委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有黄文华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

从县里开会回来的罗朋，立即布置成立了七人安全保卫小组，布置全厂一天之内将所有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全部撕掉、洗净。邓、卓被安排在修理车间劳动，保卫工作由陶端缙这位靠得住的支委负责。其他车间工人一律不准进修理车间，不准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遇到外单位人员冲击喊口号，及时制止，随时打电话报告省革委会。

四五天后，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陪护下，由“将军楼”走出，来到二里外的拖拉机修配厂。罗朋在向他们介绍厂里情况时，巧妙地传达出厂里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分的工人等信息。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同邓家一起生活了好几天，他总在为一件事犯愁：该如何称呼邓小平。一天，邓小平走过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不要叫别的，这样还自然。”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厂里厂外叫开了。

为安排邓小平劳动，陶端缙犯了难，开始是清洗零件，而卓琳则和程红杏、卢凤英等女工在电工班修理马达上的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但约莫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缙又安排邓小平干画线的技术活，后考虑到他的眼睛看图纸吃力，又商量让他干起了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

工作台安置在车间的一角。看着这个工作台，记忆浮现在邓小平眼前：他十六岁那年，从重庆一所专科学校随92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他就学会了这门手艺，没料到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修理厂派上了用场。

看到邓小平如此熟练钳工活，陶端缙十分惊奇。邓小平干得满头大汗，有人开玩笑说：“老邓，今天要多吃一碗饭啦。”邓小平一笑：“我一个月8斤米。”

黄文华一愣，这些日子，只顾忙邓小平的学习、劳动，却把这件大事忘了。于是，此后每个月给邓小平供应的8斤米，增至20斤。

邓小平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绕一个大弯，又是在公路上走，容易招引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和陶端缙爬上围墙勘查，准备开辟一条近道。他们发现，只要在工厂的围墙上开个小门，对着“将军楼”开条小道，既减少路程，又可避免接触外人。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黄文华。黄文华也正为每天的护送发愁，于是，一条小道在工人们的手中修成了。此后，邓小平、卓琳每天就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1969年悄然过去，1970年静静走来。南方的冬天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无以缓解的冷。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

1月他们收到的工资只有120元，卓琳请黄文华问问是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2月9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去一封信，围绕着钱不够用算了笔细账，同时提到希望能照顾大女儿邓林，“如能将她分配得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信送走，没有得到答复。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状况，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节约开支：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节省到连碗馊了的菜汤也舍不得倒掉。

转眼到了夏天，省革委会不断催促黄文华督促邓小平写劳动学习的心得体会。这天，黄文华瞅着邓小平心情尚佳，在看报纸，他绕了个弯儿问：“老邓，毛主席语录你有没有？”卓琳回答说：“没有。”黄文华继续问：“我们要不要搞一本来？”邓小平丢开报纸，说：“毛主席著作我们学习过多少遍了，天天读。在北京组织上曾规定我改为天天听，语录本字小看不见，以后可以到工厂跟工人师傅一起学。”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有些著作还是我们集体讨论写成的。”

黄文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最后想了个招，隔三岔五地送语录，每次两条，压在邓小平的饭桌上。

程惠远后来听了汇报，认为这事做得太过了，便吩咐黄文华停止再送语录。

为了邓小平的安全，陶端缙在车间的左边修了一个小便池，一方面是为了不让邓小平走太远的路，另一方面是防止造反派的纠缠。陶端缙每天都要提前20分钟来，晚20分钟走，在邓小平工作台的周围检查一遍。他说：“万一有人安放炸弹，就先炸死我。”快下班时，工人张瑞龙会主动给邓小平送来半桶热水和肥皂，泡泡手，解解疲乏。黄文华总跟着邓小平，劳动时也不离开。罗朋他们便想法子，开展“学习活动”，请黄文华搜集学习材料，谈学习心得，尽可能地将他从邓小平的身边支走。

监管着加起来超过二百岁的三位老人，由于各自身份的不同，压抑的气氛令黄文华感到沮丧。他鼓起勇气，与邓小平作了次交谈。邓小平严肃地告诉他：“我们下定了决心，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黄文华表态：“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窃听器没有装，那台随时向省革委会汇报邓小平一切情况的电话，也用得不多。

这里给了邓小平一种安全感。邓小平主动提出，不再服用安眠药！

每天清晨，邓小平在开垦出的菜地施肥、浇水、除草。看着蔬菜在长，他喜在心头。一次，邓小平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了！”正在厨房忙着的卓琳快步走来，看见他那高兴劲儿，问：“老头子，你高兴什么呀？”“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啦！”

5月的一天，程世清在陈昌奉的陪同下，来到“将军楼”。这是他第一次来见邓小平，连邓小平的意见也没征求，就直接向楼上走去。邓小平扫了他一眼，坐在那没动，是黄文华圆场，邓小平才招手叫他坐了下来。程世清坐定后问：“你来江西劳动七八个月了，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体会？”邓小平回敬了一句：“我昨天给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全部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

被一句话就挡了回来的程世清，马上改变话题，大吹起自己来江西工作三年的成绩。邓小平一声不吭，使得他很尴尬，便又转拉家常问道：“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解决，你尽管讲好了。”邓小平说：“我的意见在昨天的信中已经通过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说罢，自顾凝思养神，不再搭理程世清。

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迎来了第一个端午节。和卓琳一起劳动的程红杏大包大揽：你家过节的准备工作由我包了！买糯米、粽叶，包粽子，程红杏手把手教着卓琳。卓琳第二天用盛开的栀子花编了个花环，送给小程。邓小平的脸盆漏了，陶端缙给他焊好，油漆工人还给涂了点儿漆。诸如补脚盆、修剪刀、教邓家自己酿糯米酒……长期相处，工人们和邓小平一家感情更靠近了。

邓小平精心喂养的几只鸡，开始下蛋了。有一天晚上喂食时，发现有只母鸡还没进窝，邓小平、卓琳找了好久，黄文华也帮着满院找，直到深夜才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原来被黄鼠狼吃得只剩下些鸡毛、骨头，全家觉得十分可惜。

邓小平还自己动手做豆瓣酱，闲时，就自己一个人玩桥牌。

除了劳动，邓小平还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圈五千余步。他说：“先做第一个五年计划，改造五年，不行再加五年，估计我这条件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年9月13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表了个态，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时还另给汪东兴本人写了一封信，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

汪东兴把前封信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10月初，邓小平接到通知，决定由护理人员送邓朴方来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

儿子病情是否好转？三位老人如何有能力照顾？最重要的是，如果朴方出院来昌，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便将丧失！

邓小平用写信的方式维持着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着节制和分寸，一般是没什么事发生，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在刚送出上两封信后的10月17日，不得不又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信送走了，三位老人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

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一事暂作罢，三位老人才松了一口气。

秋天又来临了，农闲的时节到了。插队的毛毛和飞飞，回到江西的家。过了新年，又是春节，二女儿邓楠带着张勤也回来了。

在这种年月，还有人敢爱他的女儿，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安慰。

邓家为邓楠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把厂里的工人请来了。黄文华也吃了喜糖。他给小夫妇送了两本毛主席的“老五篇”，还在扉页上写了行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北京，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时，邓朴方被人从三〇一医院弄出，丢进清河社会救济院。

大年初一，邓朴方的小姑和姑父到三〇一医院看望他，才知道朴方已被转走。赶到清河，那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于是急忙给江西的哥嫂写信。

邓小平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当天便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决定自己照顾残疾的儿子。

信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失望了。江西的人让邓小平以后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6月，北京终于决定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三位老人开始了艰难的护理。毛毛也从陕西回来帮忙。

一家人想尽了办法护理和激励着邓朴方顽强地生活下去！读书、玩哑铃、练拉力器，毛毛还发明了和坐在轮椅上的哥哥打乒乓球的绝招……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有所降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着手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落实党的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和全体职工一起，再一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报告的传达。算来，这次已是第四次听这样的传达了。听完传达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由于周恩来的关心，这封信很快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后做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给邓小平的复出带来了很大希望。周恩来看到了这个希望。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在毛泽东做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同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实行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书记制）黄知真亲自到新建县看望邓小平，并当面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通知。

邓小平向江西省委提出：请示一下中央，我能否在江西省内，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及赣南等地老区看一看、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邓小平这一请求。中共江西省委遂对邓小平的行程进行安排。首先安排邓小平去的是井冈山，然后又去了赣南。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做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

在“将军楼”，邓家度过了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春节。

经中办同意，邓小平见到了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并把他接到“将军楼”住了两天。

要走了，要离开待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带领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居住三年的小楼，登上列车，向北京进发。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而采取石油提价措施后召开的，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届联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届联大，并在会上详尽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的将。

1974年，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在外交和国际活动经验方面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总理身染重病，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一点，极力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席。197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并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挠。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四人帮”：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四人帮”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江青收敛了气焰。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了，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诉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的形象。邓小平受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

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稿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请示后，他立即首肯。

毛泽东最早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1973年。这年的6月22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发言稿的初稿写成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当时，邓小平已达七十岁的高龄，他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加班加点，而且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还不时地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这种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挥，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讨论的作风，令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大为感动。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台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

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顺利通过。随后，报送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

与此同时，世界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从容不迫地摊开讲稿，面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

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庄严声明：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全面阐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这一次联合国之行，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4月19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回国。这一天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点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

四届人大

全国四届人大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召开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在我国党、政、军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的最大成果是确立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此后不久，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就为不久后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这一年的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继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及组织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新一届国务院及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使命。

要召开四届人大，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对于江青一伙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党内，他们都已攫取高位，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江青和姚文元也都进了政治局。但他们以“文革”功臣自居，还要进一步争夺在国家、政府和军队里的权力。召开人大，在他们眼里，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由于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便把眼睛盯住了“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10月6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但在周恩来那里，江青碰了壁。

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江青等人置若罔闻，他们继续加紧图谋“组阁”的步骤。为了达到“组阁”、夺权的目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江青一伙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1974年初试航，5月远航欧洲，9月远航归来。担任轮船副政委和政治干事的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文广协助完成了这次远航欧洲的任务。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成了江青一伙用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筹码。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当即要求大力宣传此事，试图通过宣传“风庆轮”，给周恩来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所做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早在1970年，周恩来就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在1975年基本结束我国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这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正确方针。但江青等人置这一事实于不顾，他们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风庆轮”的远航成绩归功于己，把造船和租船、买船完全对立起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正在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而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根本不予理睬，与他们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大段批语形成鲜明对照，他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来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对此，江青一伙当然大为不满。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此当场表态。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挑衅：“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

江青见邓小平这样对答，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已多次见识过江青一伙这种惯用的伎俩，他通常都是以沉默来“表态”。但这一次不同，面对江青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架势，邓小平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对邓小平这当众的反击，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接着，她便大叫大闹，撒起泼来，并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看到江青如此撒泼，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等人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儿名堂，不想在邓小平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内紧急密谋。江青说，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之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辞，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江青一伙经过一番精心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私自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还借机在毛泽东面前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更是一番吹捧，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说服毛泽东，让江青等人进行“组阁”。同时在毛泽东面前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虽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做法一再提出批评，但野心膨胀的江青等人并不善罢甘休。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后，又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江青夸张地对她们说，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江青还诬陷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说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添油加醋地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并把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比作“二月逆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感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于是在江青同她们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她们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因为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风庆轮”问题，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他让王、唐10月20日到长沙后向毛泽东汇报。

10月20日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异常气愤。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让王、唐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对邓小平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和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听后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11月12日，邓小平陪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完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并谈到了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和做法。

毛泽东说：“她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啊，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

关于自己的工作，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儿。”

毛泽东则风趣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就在周恩来、邓小平等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加紧了活动。他们错误地认为，有王洪文在前台和周恩来一起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在“组阁”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大做文章。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势。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立即回信，明确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以“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这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

看到江青的信后，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对她进行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但江青把毛泽东的多次劝诫当作耳旁风，她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这个“意见”时，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在重大的人事安排基本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毛泽东提出报告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

11月下旬，邓小平开始组织班子，抓紧起草报告。其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此时，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有许多工作和问题需要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仅用五千字就把这些工作和问题讲清楚，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最后确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第一段一千多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他在报告中郑重写下了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重申了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12月20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恩来总理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包括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的确，在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邓小平经常去周恩来那里商量工作。到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等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和张春桥等人在会上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当部长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974年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相当虚弱了，但他以国事为重，并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2月23日至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联系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

毛泽东还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邓小平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他除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

12月27日，周恩来回京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两周后的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这时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次会议产生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为不久后进行的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

旧地重游

1975年5月12日上午，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国和法国国歌。邓小平副总理和希拉克总理，由巴黎军区司令让·福罗将军陪同，检阅了法兰西共和国卫队组成的仪仗队。接着，邓小平副总理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走进贵宾室，同前来机场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希拉克总理在贵宾室致欢迎词，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法国政府名义，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说：“您的访问是中国和法国互相表示关心的证明，这次访问是我们友好关系的证明，为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我们为您这次访问感到高兴，为您在今后几天内同共和国总统先生和我举行的会谈感到高兴。这些会谈使人们可以就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和同我们两国有关的事情交换意见。我个人深信，这些会谈将是有用的和有成果的。”

邓小平副总理在致答词时说：“我很高兴应法国政府的邀请，有机会来贵国进行正式访问，会见贵国领导人，接触法国人民。法国是我青年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国家，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我特别高兴的是，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这次，我是带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来贵国访问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会谈，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邓小平副总理在希拉克总理的陪同下，乘坐汽车前往法国国宾馆马里涅大厦。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到这个国家。

一年前，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4月17日途经巴黎作了停留。4月18日下午，法国总理梅斯内尔在总理府会见了邓小平，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邓小平对法国的感情很深。他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这个位于意大利广场旁边的小小咖啡店，父亲深怀感情，念念不忘。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大会议途经巴黎时，他告诉随行的同志，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住在意大利广场那里，并时常去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他请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人带他去意大利广场那里看了一下，看完后，他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喝不上原来那家小咖啡馆的咖啡了，父亲就叫使馆的人每天早晨从街上的咖啡馆中买咖啡送去给他喝。没办法，他就是喜欢那种真正的法国小咖啡馆里的咖啡。而且还总爱把法国的小咖啡馆和他家乡四川的小茶馆相提并论。”

他喜爱法国的咖啡，对这个国家情有独钟，这里是孕育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在这里生活了五年之久，而且是不同寻常的五年！

1975年5月12日下午3点半，邓小平与法国总理希拉克在总理府会议室举行会谈。

会谈从双边关系开始。希拉克首先谈到经济交流问题。他说，我们对经济交流的重视，不仅仅是从经济和财政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政治关系。他列出了一个经济合作的清单：中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有一些成就，双方可以合作；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帮中国建造年发电量为60万千瓦的热电站项目应加速进行；还有航空领域的合作，彩色电视设备、电讯器材等方面的合作，等等。他特别谈到了双方怎么样才能达到贸易平衡问题。

邓小平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我们经济建设来讲，我们希望从一些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技术、产品，但我们自己受支付能力和条件的限制。这是我们两国间经济交流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他强调，这是“暂时现象，我们同法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原则是同等优先”，就是说，在同其他国家同等条件下，我们首先考虑法国，这也是出于政治上考虑的。

双方在北京——巴黎直航问题上达成一致。

希拉克还提出，双方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每年进行磋商的工作机制，由两国外长加上外交部或其他部的有关技术人员参加，共同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两国政治关系和国际问题；二、两国经济交流；三、文化科技交流定期交换意见，每年一次，在北京和巴黎轮流举行。

邓小平原则上表示同意。他认为，应该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经济上可用国际上常用的混合委员会；政治上采取不定期磋商的办法。

最后双方同意：

在经济方面成立一个经济混合委员会，每年开一次会，在巴黎和北京轮流举行，讨论两国经济交流问题，中法双方各派一名司长参加。

两国外长的政治会晤，可根据需要不定期举行。

关于文化、科技、经济方面的交流问题，双方也基本达成一致。

接着双方就欧洲问题、亚洲局势等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不太平。欧洲如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御能力总是危险的，美国一家的力量对付苏联不够，至少还要加上欧洲和日本的力量，不只美国保护欧洲，欧洲也保护了美国。美国必须认识到只有平等才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希拉克强调法国要推动欧洲建设，使欧洲成为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实体。

关于亚洲局势，邓小平特别讲到了中国的统一问题。

他说，中国的统一问题，这是个民族问题，最终总要解决。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跟美国人说了，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有三条：废约、断交、撤军。没有这三条，我们不会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第二句话我们告诉他，如果美国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机，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希拉克总理在方便的时候到中国去访问。

5月12日晚上，法国总理希拉克和夫人在外交宫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希拉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欢迎宴会上发表了讲话。

希拉克总理在讲话中说：“您选择了巴黎作为您对国外的首次正式访问，从而为我们的良好关系和中国对法国的关心提供了新的证据。副总理先生，请您相信，共和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和法国政府都赞扬伟大中国人民的这一行动，他们充分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并对有这次机会就世界主要问题交换我们的看法和加强与我们的合作感到高兴。

“您的来访和1973年9月乔治·蓬皮杜先生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我们之间多次的正式访问，充分证明了我们关系的性质。我们的关系在最近十年中，在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更加密切。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本着充分尊重彼此的主权精神，不论就双边问题，还是就当代世界动荡的变化所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彼此都进行了对话。

“我认为，我们友好关系的这种卓越的发展表明了两国人民有着共同性的特点，这是经过痛苦教训之后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进行相同分析的结果。

“在我们看来，共同性的特点是一国人民的主要优点，这就是我们彼此都热爱民族独立，在经历挫折、辛酸和胜利的悠久历史中，我们两国都很早就完全成熟了。我们拥有十分悠久的文化遗产，都为自己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两国都理所当然地关心在国际生活中维护自己的特点。我们都懂得，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国家，不管他多么强大，来决定自己的事务。因此，我们对一切涉及我们国防的事情要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独立的愿望，即维护自己决定事务能力的愿望，并不排除对协商和国际合作的关心，对于这些，我们彼此都是重视的。”

希拉克总理说：“法国密切注视着现代中国逐渐的然而是明显的复兴。本世纪末期是重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的世纪。我们懂得这个事件的十分伟大的意义。自从中国改变了面貌和获得了它今天向我们表明的力量以来，世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毫不含糊地对新欧洲的这种必要的和辛勤的建设表示了同情，对此，我们是感激的。我们今天在困难和面临考验的时刻重申我们的决心和信心。在这方面，我们已满意地注意到周恩来先生1973年9月11日对蓬皮杜先生所讲的充满好意的话。最后，我们对贵国政府最近决定向欧洲共同体指派一位大使感到高兴，因为它表明你们对这个伟大事业的重视。”

接着，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讲话。

他说：“你们对我们的热情接待体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确，自从196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政治往来日益频繁。我们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增加。1973年蓬皮杜总统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早已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将军，因为正是他和毛泽东主席亲自奠定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新的基础。我们也满意地看到，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多次表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我要说，这也是中国的愿望，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愿望。今天，我来到贵国，有机会同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探讨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的途径。

“展望两国关系的前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两国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尽管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不少问题的立场和做法也不可能一致，但我们都不企图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对方，更不会彼此求助于武力或武力威胁。所以，我们之间可以交朋友，我们的关系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认为，中法两国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但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正在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而艰苦奋斗。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而且从经济方面来讲，我们国家原来的底子很薄，要使我们的工农业和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要做长时间的努力。我们的方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走自己的道路。同时，我们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加强往来，学习别人有用的经验。”

谈到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当前总的国际形势是令人鼓舞的。世界在前进，人民在进步。全世界不愿受超级大国侵略、控制和干涉的国家都在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奋斗。超级大国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许多事实表明，坚持正义斗争的小国可以打败侵略和欺负他们的超级大国。这种趋势今后还会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宁。超级大国利用各种手段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在欧洲的争夺，愈演愈烈，使得战争的因素不断增长。这一点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面对世界和欧洲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何处，人们也是清楚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民希望和平与安全，中国人民对此完全能够理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较有利的国际条件，以便进行我们的建设事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争取较好的国际条件的同时，我们要对形势的突变作足够的估计，并且要做好切实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最后举杯，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为中法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为德斯坦总统阁下的健康，为希拉克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为在座的所有法国朋友的健康，干杯！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5月13日下午，邓小平到总统府和德斯坦总统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邓小平首先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对德斯坦总统的问候，并转达了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邀请德斯坦总统在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愿望。

德斯坦总统表示感谢。

德斯坦总统对邓小平说，法国政府和人民非常高兴您来访问，不仅因为您从中国来，同时也因为您过去在法国生活过，您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讨论问题的方式有所了解，您过去在法国时，您的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我希望您这次在法国的逗留能引起您对过去法国生活的回忆。

会谈主要围绕着国际问题展开。

关于国际形势和美、苏的战略，德斯坦总统说，现在世界局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一些大国。现在美、苏之间似乎存在着战略平衡，总体上看美国仍比苏联强些。

德斯坦问道：中国经常提到近期内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根据是什么？

邓小平说，人们都称中国人是“好战分子”，说我们总是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其实我们打仗打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也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我们自己的建设事业，我们国内事情一大堆，很需要时间搞我们自己的事，发展我们国家。中国军队不会走出自己国门一步。你们没有发动战争的资格，你们不喜欢打仗，我们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资格，我们也不喜欢打仗。

邓小平说，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现在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采取进攻的姿态。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来自苏联。从现在战略形势看，美国不敢打，苏联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谈到欧洲问题和欧美关系，德斯坦总统表示，欧洲处于分裂状态，首先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其次要实现防务方面的统一。法国希望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但美国还是以超级大国自居，总要把决定强加于欧洲。

邓小平认为，欧洲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作用和力量，包括军事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欧洲自己要团结起来，才能强大起来。美国和欧洲是互有需要，只有建立了平等伙伴关系才可靠。

邓小平对德斯坦总统不久前说过的法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军事力量表示赞赏。

双方还就印度支那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和德斯坦总统的第二次会谈是在5月14日下午4时。

这次会谈双方主要讨论了国际经济和能源问题、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问题。

邓小平说，总的来讲，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这是合理的。

这个立场在去年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作过阐述。

邓小平非常欣赏法国主张用对话的方式同生产国解决能源问题的立场，并表示支持法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会谈结束时，德斯坦总统请邓小平转达对毛泽东主席的敬意。他说，我没有见过毛主席，我本人对他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的领导才干非常钦佩，希望在下次访问时能见到他。

双方一致认为这次接触和交换意见，对发展两国关系极为有益。

5月13日晚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招待邓小平副总理。

德斯坦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德斯坦总统在讲话中，对邓小平副总理正式访问法国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次访问特别表明了法中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同时也突出表明了在当前形势下的重大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又表明了对世界问题一定的看法。”

德斯坦总统回顾了中法两国对话的发展历程，说：“这种对话，就是十一年前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建立我们的外交关系而恢复的传统的对话。这个决定为我们从那时候起的多次接近开辟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法国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操纵下，对中国采取一种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1958年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他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国方面也有相同的愿望。但法国有些人希望中国先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因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正进行殖民战争。1961年法国参议员密特朗访华时表示，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方面表示：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为中法关系的发展扫除了一个障碍。

1963年10月，戴高乐将军授权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一封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法国方面表示：像中法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做出决定。中国方面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共同点。双方都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建交的具体做法上双方采取了灵活态度，最后取得了一致。

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

双方代表经过在瑞士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两国终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突破，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后，中法两国加强对话。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

德斯坦总统接着说：“副总理先生，请允许我表示相信，您和您周围的高级人士的访问在这方面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并将使我们能够为法中友谊开辟新的道路。”

“我们欢迎您，您是一个对国际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十分伟大的民族的代表。因此，法国接待中国代表时不能不讨论当代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副总理在讲话中对德斯坦总统的热情款待表示诚挚的谢意。他说：“十一年前，我们两国在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中法关系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事实证明，我们两国的建交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的。1973年蓬皮杜总统正式访问了我国，对此，我们仍然记忆犹新。我在这里还必须提到，一年多来，德斯坦总统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努力。同样，我愿意告诉总统阁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我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在国际上，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德斯坦总统曾经说过，要坚持法国政策的独立性，要维护‘对大国而言的做出决定的主权’。我们赞赏总统先生的这个决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别国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彼此的关系中都能遵循这个原则，这个世界就安宁得多了。但是不幸的是，世界人民所面临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当今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天下大乱。如果形象地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有病。现在有那么一两个国家，它们总是要干涉别人的独立，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它们为了争霸世界，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从欧洲、地中海、中东、波斯湾到印度洋、亚洲甚至太平洋。

“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而欧洲则是它们争夺的重点。现在，谁都知道，那个把和平与安全的调子唱得最高的人，正是把它的军事威胁露骨地强加到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身上的人。超级大国这样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导致战争。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能不予正视，否则要吃亏。我们相信法国人民、欧洲人民是不会忘记这种历史教训的。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世界总是走向进步，走向光明的。我们对世界前途满怀信心。超级大国正在衰落，而且还要进一步衰落下去，因为它们脱离本国人民，欺负其他国家。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正在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欧人民也日益清楚地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情况。他们要求加强联合的呼声日益增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中国是坚决支持西欧联合的。我们认为，西欧国家为维护独立和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联合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这有利于世界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任何人如果不是对西欧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不必害怕西欧的联合。我们高兴地看到，法国政府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领导下，继续为推动西欧联合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法国和欧洲人民可以相信，在他们维护独立和加强联合事业中，总是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最近中国政府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关系。我们希望联合的欧洲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最后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人民正在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方针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是为了防御。很明显，地道不管挖多深，侵犯不到别的国家。‘广积粮’是为了备战备荒。‘不称霸’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当超级大国。想当超人一等、到处横行霸道的超级大国，就是把自己置于世界人民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就是自掘坟墓。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点。”

5月15日，邓小平在法国国务部长兼内政部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巴黎到达法国著名的工业城市里昂进行友好访问。

里昂市有着2 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16世纪，中国和里昂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有了往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同里昂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中国曾参加过著名的里昂国际博览会。里昂曾接待过中国文艺、体育团体和中国考察团的访问。

邓小平对里昂并不陌生。

五十年前的一个春天，邓小平曾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往里昂地区工作，曾经先后担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中共旅欧支部在里昂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在这里，他曾领导旅欧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当时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人”。

今天，邓小平来到里昂访问，受到了里昂人民的热烈欢迎。

里昂市市长路易·普拉代尔在市政厅为邓小平访问里昂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里昂市各界代表出席了招待会。路易·普拉代尔市长在招待会上致欢迎词，对邓小平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邓小平在答词中，请市长转达中国人民对里昂市人民的敬意和友好问候。

邓小平在留言簿上写道：“向里昂人民致敬！”

招待会后，邓小平在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国务部长兼内政部长的陪同下前往罗纳省省政府。皮埃尔·杜埃伊省省长在省政府举行午宴，招待邓小平一行。

波尼亚托夫斯基部长和邓小平副总理在友好的气氛中先后祝酒，祝愿两国之间良好关系不断发展、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日益增强。

邓小平还用法语说：“中法人民友谊万岁！”

邓小平的这次访问，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法航西线直飞北京的问题，使北京到巴黎一天往返，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半小时。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希拉克时深情地说：“你那个巴黎我还想去，你们巴黎比纽约好得多，纽约顶多住3天。巴黎住3个月都可以。”

邓小平5月17日下午离开法国时，在专机上致电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感谢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所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

山西大寨之行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已经肆虐了近十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对几近瘫痪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整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年的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建设大寨式的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等问题。

实际上，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早在1972年就提出来了。1972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向农业部部长沙风布置：今年要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要把“农业六十条”修改出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议被一再延期。1974年7月，农林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预备会议，研究了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准备工作，确定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会议的主题。1975年8月13日，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陈永贵领导的会议筹备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报告》，确定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式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问题。同时，交流农业机械化经验和讨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8月16日，邓小平批准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对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各省、地、县负责人，农业、科技、财贸等许多单位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中共中央在山西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会议分两段进行：9月15日至28日在昔阳，参观大寨等先进单位，听取经验介绍；9月29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继续开会。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

邓小平是在9月15日会议开幕的当天赶到大寨的。他先从石家庄乘火车到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的有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大寨。两年前，他曾陪同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参观过大寨。

今天，邓小平走下火车，环顾一下阳泉车站，感叹地对陈永贵说：“这里太古旧、太古旧了！”他转身又对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江青怀着她个人的目的，于9月8日提前到了大寨。她带了50多名随行人员，还从北京运来四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昔阳县委和大寨大队不得不兴师动众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礼堂接见大寨全体干部、社员，并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水浒》报告。她在讲话中对评论《水浒》的意义任意发挥。她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

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她恶狠狠地叫喊：“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

她还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此番讲话的要害，是说在《水浒》这本书中，新上梁山的宋江架空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首领晁盖。江青的用意一看即知，她讲的宋江，指的就是邓小平。讲宋江架空晁盖，就是说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江青的这个讲话在大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郭凤莲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出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会议还没开，就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

9月15日上午9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新厂房正式开幕。华国锋主持会议，陈永贵致开幕词，江青、姚文元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事先知道邓小平要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报告，出席会议的3700多位代表怀着急切的心情，想好好聆听邓小平的讲话。当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热烈。不少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如此热烈、动情的场面使饱受磨难的邓小平也非常激动。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他干脆推开讲稿，开始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二十五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他进而指出，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可能争取到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加强我们国内的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加强我们的国防。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600多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儿，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我们说在形势大好下面，形势逼人。二十五年，从明年起，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总之，形势大好，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二十五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不能算快。中央要求从现在起，从明年新的五年计划起，速度要比过去快，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二十年以内，一步一步更要加快。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速度加快了，也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军队要整顿，是毛主席指示的。这是毛主席提出的纲。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有好多方面嘛。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的讲话，在广大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拥护。邓小平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干脆站起来高举双手鼓掌不止。

对此，“四人帮”一伙自然是心怀不满。江青是最憋不住的。在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冷言冷语地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

邓小平讲话一开始，江青就无理干扰，寻衅滋事，胡乱插话，引起与会代表的义愤，当然也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反击。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江青插话：“内容不一样。”

邓小平说：“重要性一样。仅次于七千人大会。”

江青说：“相当于。”

全场哗然。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时，江青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邓小平提高了嗓音严肃地说，“就是个别的也值得很好注意呀！据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社员有的还欠债。”

邓小平还没有说完，江青又抢着说：“有些债要取消了。”

邓小平当即指出：“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邓小平接着说：“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

江青说：“8000万人口。”

邓小平：“9000多万喽！”他故意把“喽”字的发音拖得既高又长。他接着说：“类似四川100元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面对邓小平义正词严的陈述，江青无言以对。

邓小平强调：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关键在领导。

邓小平还力图打破“左”的帮派用人体系。他向在座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儿什么错误。从省里到地、县、公社、队，层层都要选好人，选好人就有希望。天天空喊学大寨，是没有希望的。

这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锋的战场。会上各讲各的，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全体与会的各级干部，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邓小平的求真务实，江青的无理取闹，给每一位代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江青干扰邓小平讲话的企图没有得逞，自然不甘心处于下风。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江青便不顾会议没有安排她讲话的程序，声称要在会上“讲几句”，并摆出非讲不可的架势。无奈之下，只好让她讲话。

江青拉开她那特有的大嗓门开始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中央定的，却借题发挥，胡乱指责各省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了一个内蒙古的尤太忠”。

邓小平当即指出：“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接着江青又扯了几句农业问题，然后调子一转，把话题转到了评《水浒》问题上。她说：“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

江青还提出无理要求，要在大会上播放她9月12日的讲话录音。对此要求，没有人理睬。但她并不罢休，会议一结束，她又立即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于江青的无理取闹，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并没有给她正式答复，而是将她的要求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知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表现后，毛泽东十分气愤。他曾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交代、嘱咐和批评，但江青就是听而不闻，屡犯不改。毛泽东生气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这三个“不要”，又一次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华国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并指示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不要在山西播发江青的讲话。

开幕式后，邓小平应陈永贵的邀请到了大寨，午饭后上虎头山看了看，当天回到北京。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这场较量，邓小平占了上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在同“四人帮”的不断斗争中艰难地向前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75年的整顿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可以说，1975年的整顿，是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后来曾经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

1975年1月25日，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明确提出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他强调，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由此拉开了军队全面整顿的序幕。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等严重问题。军队整顿什么？就是上面讲的那五个字。他强调，军队要坚决反对派性，恢复优良传统。他说，有人讲，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很值得注意。军队要听党的指挥，不能散。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精神经过短时间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的主要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果断地进行了调整；二是落实了干部政策，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

在进行军队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开始思考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在此期间，毛泽东发出了三项指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虽然仍旧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也再次表明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支持。这三项指示，成为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高举的旗帜。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抓的首要工作。1975年2月10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便由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就要整顿国民经济。而要整顿国民经济，按照当时的状况，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怎么进行整顿？下决心整顿，就不能只整顿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必须进行全面整顿。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是：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1973年增长14%。钢和原煤总产量下降，国家出现财政赤字。不仅如此，江青一伙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还造成了新的政治混乱，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了动乱的局面，一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再一次陷入瘫痪，使得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形势又受到破坏。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加动乱的烂摊子，整顿从哪里入手呢？

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来都是冷静分析，抓住要害，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明确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首要的，是要抓住干部问题，也就是班子问题，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对那些有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必须作坚决的斗争，该批的批，该调的调。在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恢复所有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只有重建规章制度，才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这就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选择的突破口。

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铁路问题尤为突出。因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担当着为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输送物资的巨大任务，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就会全部被打乱。因此，邓小平认为，只有首先整顿铁路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标确定了，邓小平说干就干。

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召见刚刚上任10天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向他了解铁路系统的生产情况。万里如实地向邓小平介绍了当时铁路系统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复杂。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从1965年的日装车5万辆下降到目前的4万辆左右。二是事故惊人，1974年重大事故、大事故数量是1965年的9倍。三是车辆损坏严重，机车完好率已降至60%。四是一些铁路枢纽如郑州、徐州，堵塞尤为严重，影响大部分干线不能正常运行。听了万里的汇报，邓小平的心情可想而知。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走进会议室，便愤慨地说，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解决铁路问题。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这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与会代表们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急切地盼望邓小平到会讲话。他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能有起色，期待着有一个大的改观。

邓小平提前几分钟快步走进会议厅，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这时，几个省、市的领导人走上前来，要与邓小平握手。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摇，对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大家深受震撼，都怔怔地望着他。只见邓小平走近几步，站住脚，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句话，虽然声音不高，却使绝大多数人感受到了其中包含的分量，感受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面对在场工业战线的干部，明确指出：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停了停，又提高嗓门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接着，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他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明确提出：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邓小平最后强调：“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3月5日，邓小平授意万里主持起草、经邓小平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发〔1975〕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文件开宗明义：铁路运输仍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这个文件不长，但立场鲜明、措施有力，关键问题说得明白，鲜明地带有邓小平的特点。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9号文件，如同赋予铁道部的“尚方宝剑”。文件发出的第二天，万里便对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并亲自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反复宣讲9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铁路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各级组织的配合下，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到4月，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铁路局全部疏通，当时全国二十几个铁路局除个别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

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领导下，在铁道部部长万里等人的组织实施下，长期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铁路这一大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铁路问题的解决，不但解决了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障碍，而且在全党、全国树立了全面整顿的一个鲜明而富有成效的标杆。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

这年4月，邓小平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17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11个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开会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铁道部部长万里介绍铁路整顿的经验。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讲了话。

29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毛主席最近的三项重要指示，即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总纲。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要求去做，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

他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问题，是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领导班子是作战指挥部。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地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对派性的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烦琐，应该改革。

在这次座谈会期间，邓小平先后三次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钢铁工业要上去，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并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不要怕个人被打倒。他风趣地说：“不要怕被人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13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开始好转。6月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这一年的夏天，整顿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又把整顿引向了“文革”的重灾区科技教育领域。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为此，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必须对科技教育领域进行整顿。

自5月起，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按照他们的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讲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周荣鑫的这些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迫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5月下旬，邓小平针对七机部派性斗争严重的问题，严肃指出：这不要说是社会主义，就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

6月3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张爱萍率工作组进驻七机部，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与派性作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杨乐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从7月到9月，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大部分科技人员心情苦闷，不敢钻研科学技术，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建议尽快落实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并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提纲，并亲自进行修改。

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多次插话，对“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说：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的禁区，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对于这个“汇报提纲”非常重视，认为它“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因此，他想尽快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下发全国。

然而，邓小平没有想到，这个提纲在报呈毛泽东后，一直没能获得他的同意。“汇报提纲”最终也未能获准下发，甚至一度受到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汇报提纲”仍功不可没，它为今后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和改革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

文化领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的“领地”，被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难度可想而知。

邓小平知难而进。7月9日，他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他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有所觉察。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儿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做出了书面谈话。他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根据毛泽东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邓小平抓住时机，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斗争，解禁了一批被禁演的电影和戏剧，恢复了一些杂志的出版发行。

7月18日，江青指责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且罗列了该片的十大罪状，下令停演。

《创业》的导演张天民上书邓小平，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上映这部影片。邓小平很快将张天民的信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即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十分不满。她私下散布谣言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过《创业》，是“有人逼着主席批”的，意指邓小平是“黑后台”。

但不管江青如何无理阻挠，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支持下，《创业》最后得以公开上映。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进行调整。

电影《海霞》的命运也几经波折。这部影片于1975年初摄制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并肯定了该片，建议上演。但在江青一伙的授意下，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给该片扣上了“黑线回潮的代表作”的帽子。该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先后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揭露江青等人的无理行径。7月29日，毛泽东在谢、钱二人的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该片。邓小平、李先念等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立即决定此片在全国上映。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恢复出版。这一时期，还举办了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一小批被江青等人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公映。一批禁演的戏剧节目如《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得以重新公演。

1975年夏季前后，文化领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

随着各行各业整顿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整顿要以整党为中心。必须对党的领导、思想、组织和党的作风加以整顿。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班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他明确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省一级的领导”，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他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干部问题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措施。这年的4月底，中央做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受审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的8月，邓小平又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个文件，明确提出，整顿的核心是整顿党的组织、整顿党的思想。

全面整顿、层层深入，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魄力和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能，也一次次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于是，他们便使出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干扰全面整顿的正常进行。

江青一伙耍出的第一招是“反经验主义”。1975年4月，张春桥借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经验主义”的歪风。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整顿是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邓小平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做法，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

6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邓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肃批评，迫使江青等人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承认“四人帮”是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江青等人看到这一招不行，又生一计。他们借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次谈话，发起了一场别有用心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对整顿工作施加压力。

对于江青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邓小平反复向各地区、各部门主持整顿工作的同志打招呼。他说：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认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哪里来的！你怕什么？你又不是宋江、投降派。到9月、10月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

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于9月27日和10月4日先后两次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提出要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全面整顿艰难曲折，成绩显著辉煌。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创造了“文革”期间的最高水平。

随着全面整顿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1975年的冬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邓小平再一次受到批判，他领导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的极力压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最多的一个冤假错案，也是导致邓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难的直接原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地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四人帮”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但是，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切身体验到了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的危害性，因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抵制这场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们不准人们佩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声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正是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天。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从1月9日至15日追悼大会前的6天当中，新华社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在讨论谁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才只得作罢。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十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1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被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再次陷入动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混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周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

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途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上。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传统的祭奠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成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2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一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就拟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当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诗词挽联时，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也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10时，在天安门广场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说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事实上，“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正住在位于宽街的家里，已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后来邓小平在1977年9月明确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当时，虽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并未提到邓小平，“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竟然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同“四人帮”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邓小平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邓小平一再叮嘱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因为当时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邓小平的家人知道，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所以他们都服从大局，遵从邓小平的嘱咐，不去天安门广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记者到那里去，要记者通过内线，搞到所谓深层情况，以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是写了情况，并用“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有关系。

4月4日晚，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说。”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晚9时30分，10000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文章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个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扬扬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也趁着酒兴恶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对于“四人帮”说的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经讨论，决定让汪东兴去问邓小平。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的事情。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毛主席。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同意了。

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完这些事赶回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问他，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如实回答。张春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满，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间，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告诉过任何人，才使邓小平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冲击。

4月7日，就在邓小平住进东交民巷那天晚上的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虽然已回到宽街的家里，但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给华国锋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地高兴和坚决地支持。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积极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不表态。

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的待遇。当时，邓小平正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帅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也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符合华国锋等人的意思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所以华国锋才这样推三阻四、讳莫如深。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年4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中央终于做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员、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