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评价，告慰忠魂——与刘少奇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

1949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处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他们长年在一起讨论问题，共商国是，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见解。

邓小平对刘少奇很尊重，在党内注意维护刘少奇的威信。特别是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遭到党内某些人的非议，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批判，邓小平毫不顾忌地站在公正的立场，批评党内一些人针对刘少奇散布自由主义言论的倾向，驳斥流言蜚语，为刘少奇打抱不平。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49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同志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接管城市的总方针，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他于4月10日抵达天津，5月12日回到北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了许多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人士座谈，作了多次讲话和报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左”倾错误，强调不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他主张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与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刘少奇的天津之行结束不久的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也亲自在电报上写了按语，指出“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并要求各地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不满，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批评，反而对刘少奇怀恨在心。他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抄成“档案”进行散发，利用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向各大军区、各省领导人散布流言蜚语，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刘少奇，在党内制造了一场反对刘少奇的风波。邓小平认为，高岗的做法不符合组织原则，对同志也不公正。他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批驳了高岗的流言蜚语：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儿或迟一点儿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和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认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邓小平这番话，既公正又合理，是实事求是的，为刘少奇说了公道话。因为，刘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是力图贯彻毛主席的思想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之后，大家感到讲得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当时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了传达，6月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要求普遍宣传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避免重犯过去在土改中侵犯私营工商业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结束了邓小平与刘少奇之间的工作关系。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合作，伴随他们而来的是共同的坎坷遭遇。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6月上旬中央派工作组以后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并称：“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发人深省吗？”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所指是明显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向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在会上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所提“司令部”作了如下解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某几个中央领导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江青的上述讲话使多数人意识到：毛泽东炮打的恰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2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刘少奇被降至第八位，林彪列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1966年10月9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25日，林彪在会上又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他说：刘邓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毛主席，只相信他们自己，“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此后，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操纵下，“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与刘邓血战到底”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公然贴上天安门城墙，贴满北京大街小巷，乃至全国各地。诬陷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总头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诬陷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中国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随后，“造反派”几次冲击刘少奇的家和办公室，撤了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多次被“造反派”揪斗、批判。在批斗会上，不准他申辩。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发言权被完全剥夺了。

1967年1月上旬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第一次冲进刘少奇的家，在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刘少奇受到“造反派”的直接批斗。在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突然跳出来，让刘少奇背出毛主席语录本某一页的某一条。刘少奇背不出来，那伙人大声嘲笑。刘少奇镇定自若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那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那个“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一阵口号，批斗会一哄而散。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第二次冲进刘少奇的家。他们贴大字报，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并叫他们站在一张缺腿的桌子上。“造反派”攻击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

又过了两天，中南海某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刘少奇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们又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二话不说，把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断绝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

4月6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又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勒令他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还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回答，并做出交代。在斗争会上，每当刘少奇用事实进行答辩，他们就用小红书敲打刘少奇的脸和嘴，说什么“不准放毒”，不让刘少奇讲一句话，剥夺刘少奇的发言权。

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使刘少奇精神上受到了痛苦的折磨，他终于病倒了。

邓小平自1966年12月24日以后，就再未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身份在公开场合露面，露面的场合仅是批斗会。1967年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为了表示纪念，在中南海召开了“批判刘、邓、陶大会”。

邓小平被围在院子里。“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震动着整个庭院。

红卫兵大声吼道：“你交代，你和刘少奇是怎样镇压学生的？”

邓小平不慌不忙、毫不隐讳地说道：“我同意派工作组，因为当时学校很乱，没有别的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造反派”无可奈何，只是说“不准你诡辩”，然后扬长而去。

邓小平这段“交代”，一是说明了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治乱而采取的措施，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二是说明了派工作组是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三是说明了他自己和刘少奇承担主要责任，敢于负责；四是说明了并不觉得派工作组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这种大义凛然、毫不示弱、直言相对的态度，反映了邓小平的鲜明性格。不过，在更多的批斗场合，是不准他讲话的。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133人，其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59人。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除10人去世外，只有40人参加了会议。全会在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和批判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全会通过了错误的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样，此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被毛泽东制止了，但邓小平也“靠边站”了。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刘少奇从来不让别人为他祝寿，他总是在这一天加倍工作，引以为最大的欣慰和欢乐。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早上，听到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24天了，偏要在刘少奇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气愤已极，全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吐血，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 mmHg，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

1969年10月，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刘少奇被送往开封，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他们几乎同时离开了与毛泽东一起工作过多年的中南海。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与刘少奇所不同的地方，一是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作用，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保留了他的政治生命。而刘少奇却完全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捏造的罪名比邓小平更多。二是在生活出路上，邓小平没有刘少奇那么凄惨。邓小平比刘少奇小几岁，身体好于刘少奇，他幸存了下来，亲眼看到了林彪的自取灭亡，重新出来工作后又同“四人帮”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较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而刘少奇却含冤九泉，未能获得邓小平后来的幸运和欣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审查了复查结果后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过去对刘少奇同志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翻。

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如下决议：（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对刘少奇的问题，邓小平的见解是：“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讲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

他主张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儿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1980年5月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为刘少奇致悼词。

他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科学态度。”

“刘少奇同志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强调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纠正，勇于承担责任。在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无限信任的革命品质。”

“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反动统治阶级逮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说：“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所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造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对刘少奇做出这种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既告慰了忠魂，又教育了人民。

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与叶剑英

1977年底，邓小平与叶剑英在广州。

叶剑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邓小平和叶剑英战争年代共事不多。他们在八路军总指挥部曾有过几次接触。当时，叶剑英任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特殊环境中，他们俩可谓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建立了特殊的感情。

在十年动乱的年月，叶剑英同邓小平一样，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和迫害，曾流放湖南、广州，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同伙的冷遇、刁难和折磨。在叶剑英身处逆境、年老多病、需要有人在身边安慰和照料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却四处失散，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致残。

“文革”中叶剑英先于邓小平“解放”出来，参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决策。在这种条件下，叶剑英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们携手并肩，共解国难，同心协力，共振大业。

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

1月中旬，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继续肩负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就这样，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在整顿国民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的同时，对军队也开始进行切实的整顿。

1月26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说，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情况的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把西沙作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同志为常务委员。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3号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为了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一伙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问题。会议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军现状，集中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讨论了军队进行整顿的措施。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深刻阐明了整军备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任务和要求。

邓小平强调军队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并且指出，军队建设中要克服“肿、散、骄、奢、惰”的缺点，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强调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

叶剑英明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号召同志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十多人，主要是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直属院校的领导干部。到会同志完全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叶剑英深入小组听同志们发表意见，有时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有关指示精神，透露给他们。一次，叶剑英对同志们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他还严肃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同志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谁的，同时也就知道了老帅的态度。这样，上下思想沟通了，想法一致了，大家非常高兴。叶剑英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同志们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不让“四人帮”抓住辫子），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邓小平和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然而，“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极为不满，狂叫“整顿就是复辟”，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谣挑拨，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说邓小平上台后就翻案，以后又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处于即将再次被“打倒”的困难时刻，叶剑英不顾风险，直接到邓小平住处看望他。有一次，张春桥给叶剑英打电话，诬蔑邓小平。叶剑英义正词严，驳斥张春桥：“你们不是存心要害人吗！”说完，他“啪”地挂上了电话。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参加了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一个时期以来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提出疑问和批评。邓小平气愤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不服，反唇相讥，说这是对她的“围攻”和“突然袭击”。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在会上针对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作了长篇发言，对他们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他点名批评江青等人说：重大的问题你们几乎都不请示，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江青在批评的压力下，当时不得不作了“检讨”。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批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的一大批老干部。

2月，在江青一伙的策划下，病中的毛泽东听信谗言，让邓小平只管外事，停止了他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同时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应“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1976年4月，人民群众在全国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当时，叶剑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基本上停止了工作，虽然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保”邓小平，但此时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他也是“自身难保”。不过，在邓小平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是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有时自己不能亲自去，就通过子女们沟通联系。

邓小平最后一次被打倒之后，一直待在北京，观察着国家政局的事态发展变化。他心里惦记着叶剑英的处境。一天上午，王震到他的住处来看望他，过着“软禁”生活的邓小平，见老战友来家看望他，喜出望外。寒暄过后，邓小平关切地问起叶剑英的情况。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身体怎么样？”

王震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详细介绍。他告诉邓小平，毛泽东病危以后，叶剑英从西山下来，经常住在后海小翔凤。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邓小平事先连电话也没打，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所，在叶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被毛泽东称为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经过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虽然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但他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因为叶剑英毕竟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也享有众望。解决“四人帮”的重大历史责任，把叶剑英推向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和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他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共同谋划，果断决策，以快打慢，周密布置，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终于把“四人帮”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又一次为党和人民除了大害，立了大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从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开始，为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叶剑英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廉驾车到三〇一医院，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时，万分激动。邓小平长声叫道：“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不久，叶剑英又将邓小平的全家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转送文件。

与此同时，为了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他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华国锋接受。

1977年5月，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到叶剑英住地聚会，共商国是。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努力，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终于重新出来工作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定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此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叶剑英比邓小平年长几岁。邓小平非常尊敬这位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多次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的老战友。1977年4月28日，叶剑英八十寿辰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他家里为叶剑英祝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更加重视党的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工作。他以身示范，带头退位让贤，以便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使党的事业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1979年，他先后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谈话，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休的要求。1981年6月，他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改变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的名字放到邓小平之后。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都没有同意他的要求。1983年2月，叶剑英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1984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63位老同志致函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再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做出了表率。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因病去世。10月29日，邓小平主持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叶剑英同志追悼大会，为这位老战友作最后的送行。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与王震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错误打倒，悲愤异常的王震将军情难自抑，在撤销邓小平职务的文件上愤然写下了四个大字：“人才难得。”“文革”结束，王震又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奔走呼号，表现了对邓小平的无限崇敬和信赖。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了北京。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也被允许探望父母了。1972年4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五一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

已经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毛毛开始有点儿不敢相信，但对方的诚恳态度告诉她：这是真的。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站起身，绝没有将她当孩子看待的意思，一把握住她的手，十分热情地问：

“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

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几年来，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已很少有人问起她爸爸了。王震详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人的情况，然后十分郑重地告诉毛毛：“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王震顿了顿又说：

“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后来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道：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在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其实，这时的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人才不可多得。当得知中央已经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王震非常高兴。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他以其特有的胆识和魄力，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并且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这一系列整顿，迅速扭转了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在“四人帮”一伙的鼓噪下，1975年12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实际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面对此情，王震气愤万分。他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自己心中的愤怒。

由于气愤至极，王震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所有的部委都有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动向，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

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厅的简报上，把在邓小平后面的“同志”二字抹掉了，积愤已久的王震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厅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办公厅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

“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同志？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充分体现了他对邓小平的深厚感情。

中共中央“批邓”的文件下来了，王震连看都不看，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人才难得”四个字。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退回去存档的。在退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这些话语，知道有悖当时的政治气候，为了少惹麻烦，也为了王震同志好，就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商量怎么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被隔离软禁。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为敬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悲愤与不平使这位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几近失去了理智，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

“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他问一些老将军：

“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并非理智的激愤之语，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他觉得这样自己更畅快好受一些。

由此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洒下了悲痛的泪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四人帮”仍在祸国殃民，共和国大厦将倾，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所期盼的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局面还没有出现。

王震非常着急，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他就以极大的勇气，悄悄来到邓小平在西山的住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是积极的实践者。邓小平提出办特区后，王震立即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359旅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下命令。1984年初，他又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

1991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1992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治疗，他不同意，医生和家人都没有办法。无奈之际，家人只好求助于邓小平家。得知消息，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很快去医院劝慰，说：

“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

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手术顺利，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1993年2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他还和别的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的丰功伟绩，对祖国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与陶铸

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引述过陶铸一段话：“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利用其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了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发难，被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特别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允准印简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这时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待。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清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10月25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辞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保刘邓，我是对的。”

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陶铸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总是与把持“中央文革小组”大权的康生、江青一伙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

唯一没有鼓掌的人——与萧劲光

1974年邓小平复出不久，萧劲光就向他暗示：要提防张春桥和江青。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传达中央文件时唯一没有鼓掌的就是萧劲光，这在当时不难想象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勇气，充分表现了大将军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

1973年初，大地已透出春的气息。邓小平结束了“流放”江西的生活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对于邓小平回京，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打心眼儿里高兴，很快去医院看望他并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当时，正值海军“四五”会议之后，萧劲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向即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暗示说：

“你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防那两个戴眼镜的。”

萧劲光指的是江青和张春桥，邓小平立即明白了萧劲光的意思，会意地点头笑了笑。那时，萧劲光仅仅是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触犯了张春桥、江青一伙人，就被认为是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被打棍子、扣帽子。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推荐下，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主持国务院工作。萧劲光十分兴奋，感到在毛主席、周总理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大幸事。

邓小平敢想敢干，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首先卓有成效地整顿了铁路，接着又进行了工业、农业战线的整顿，并提出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了“军队要整顿”，提出了整顿军队，革除“肿、散、骄、奢、惰”，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队的整顿工作在艰难中起步了。萧劲光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对于邓小平关于整顿军队的一系列主张十分赞成，他钦佩邓小平的勇气、胆略和魄力，但又暗暗为邓小平捏一把汗。根据当时的形势，萧劲光已预感到一场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四人帮”是不会让邓小平这样干下去的。

果然，为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开始了。

1975年11月底，萧劲光和苏振华一起参加了军委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读了中央〔中发〕23号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这个打招呼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由邓小平转呈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的批示。这封信反映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于由邓小平转呈的这封信，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把矛头公开指向邓小平，把邓小平1975年以来的工作说成是翻案。军委会议除了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传达了毛泽东其他一些批评邓小平的讲话，如“小平偏袒刘冰”“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等，并要求与会人员回去以后向常委传达文件精神，分步骤地向各级领导打招呼，认真搞好“三个正确对待”，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萧劲光听了这个传达以后，觉得好似迎头一瓢冷水，心里透凉。

几个月来，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队整顿出现了大好形势，海军的工作也有了不少起色。特别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说了“海军很小，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的话以后，海军党委迅速研究了贯彻意见，苏振华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示一定要“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对此，毛泽东5月23日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在进行了多年的动乱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又对海军作了这样的批示，萧劲光感到海军建设又有可能得到一个大的发展，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很快，海军党委下发了文件，提出要重新修改拟定装备、生产、科研、工程等十年规划，常委会议首先讨论了海军装备建设的十年规划。同时，抓部队训练，抓干部培训，抓院校建设，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部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一切，与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方针是合拍的。

而此时，由于否定了邓小平1975年以来的工作，对海军的这些工作是肯定还是否定？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萧劲光想：文件说的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通过他的联络员毛远新传达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不能不令人怀疑。而且，毛主席年事已高，病势沉重，江青、张春桥他们会不会从中做手脚？

回来的路上，萧劲光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心情非常郁闷。他在替邓小平的命运捏一把汗，替中国的前途命运担忧，替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担忧。

12月中旬，中央下发〔中发〕24号文件，扩大〔中发〕23号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范围，海军也准备召开一次扩大范围的会议传达。在常委会讨论会议如何开的时候，由于此时苏振华不在京，有的同志提出要萧劲光讲一讲〔中发〕23号文件的重要性和意义。

不提还罢，这样一提，萧劲光几乎按捺不住满肚子的火，说：

“我不晓得怎样讲！一直到现在，我们连刘冰信的内容都不清楚，不知道的不能讲。还是传达中央23号和24号文件吧。”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百万群众为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纷纷涌向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4月7日晚，萧劲光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由北京市负责人吴德讲了天安门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4日会议的精神，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说：“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会上宣布了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宣布完毕，按照惯例，人们鼓掌。但是，萧劲光没有鼓掌，他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萧劲光认为，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所以，不能违心地鼓掌赞成。

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散会以后，萧劲光与海军政委苏振华走在一起，萧劲光对他说：

“刘冰的信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萧劲光对批判邓小平的抵制。

1977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切地期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良策，迅速扭转形势。然而，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障碍。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

看了这篇两报一刊的社论，萧劲光十分不赞成，和陈云谈过后，又驱车到王震、王诤、耿飙等一些老革命家的住处，倾吐衷肠。萧劲光认为，邓小平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1975年的整顿是正确的，他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他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

大家在一起经过畅谈和议论，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萧劲光等人自然十分赞同，也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他来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间大家反复酝酿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萧劲光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飙等，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上述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也来了，陈云发表了意见，说：

“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作个书面发言。”

这时，他对坐在旁边的萧劲光说：

“请劲光给大家念念吧。”

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这篇文章，体现了陈云行文简洁有力、观点鲜明的一贯风格。萧劲光念道：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旗帜鲜明的发言稿，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博得了一致赞同。

这个书面发言，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华国锋仍旧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对华国锋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陈云、王震等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唱了反调，萧劲光在会议上也唱了反调。这次会议，尽管还没有实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毕竟将这两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是进了一大步。

5月，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使萧劲光茅塞顿开，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对身边的同志谈自己的体会时说：

“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这一信条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临终遗嘱，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

我们完成了任务——与张廷发

张廷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1941年底，那是他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调师司令部任作战科长的第一天。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回忆说：“邓政委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他见到我，含笑对我说：‘你叫张廷发吧！听李达参谋长说过，你来作战科工作，以后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我久闻邓小平同志的英名，还听别人说，他是很严肃的，不苟言笑。现今第一次见面，邓政委就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使我脑子里的这个印象，一下子就转变了。我亲身感受到，邓政委讲起话来，一句是一句，待人热情诚恳，平易近人。”

从此，他就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风雪太行，转战中原，创建桐柏新区，直至新中国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后，张廷发先是任襄樊地委书记，并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51年7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并进驻东北凤凰城地区待命入朝参战。1953年2月，十一军军部转隶空军，组建空军第五军军部，从此他离开二野到空军任第一副参谋长，后又任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这时，邓小平也离开西南军区暨二野，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等领导职务。在这段时期，他和邓小平接触不多。直至1975年邓小平担任党、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张廷发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又多了起来。

张廷发后来回忆说：“1975年夏秋之交，是我们党、军队、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关系到党、军队、国家命运的严峻时刻，小平同志交给我一项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的重要任务。

“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毛泽东病重，周恩来病危。江青等人加紧进行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争夺军队，成为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

“空军有几十万人，那么多作战飞机，部队遍布全国，是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是‘四人帮’要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4年江青给空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煽动军队‘放火烧荒’，搞‘三箭齐发’，点名攻击军队领导机关。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严肃批评了他们，材料不学了，联络员撤销了。被江青指定在空军当联络员的那个人，原先就是空军司令部的干部。联络员的名分虽没有了，但这个人还在空军做业务工作。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他随时可以向江青报告。

“庆幸的是，此时小平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江青一伙的流毒和影响，特别是他和叶剑英副主席共同主持了1975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两位副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军队要整顿。小平同志以他一贯的抓本质、抓主流的作风，在整顿中抓了影响全局的中心环节。7月14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坚定地说：‘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会后，经毛主席批准，小平同志和叶帅一起迅速地调整了军队一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把一些追随江青、坚持派性的人调下去，把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人选进班子。

“8月，在空军领导班子中增加了被林彪、‘四人帮’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的余立金同志，任命余立金为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0月1日，又任命我为空军政委、第一书记。

“任命之初，小平同志把我找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队要整顿，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当年见面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我正在北京南苑机场，同部队同志一起研究机场建设和飞机噪声扰民问题。

“小平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机场找我，说：‘小平同志请你来一下。’

“当天下午，我到小平同志住处。

“在客厅里，我向小平同志敬了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军礼，深情地凝视我的老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复出后，我第一次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见他。经过那场暴风骤雨式的磨难，他身体依然那样结实，目光犀利，神采奕奕。小平同志没有客套话，这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说话谈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抓住要害。

“小平同志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我简要地汇报了空军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准备从整顿入手，对空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面貌，开创新局面。’小平同志在1975年1月总参干部会上和后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都提出军队要整顿。从1975年2月开始，他大刀阔斧地对工交战线和其他部门进行整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空军要改变面貌，也只有从整顿入手。

“小平同志听了，表示满意。他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要全面整顿好，今天我找你来，就问这件事。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简短的谈话，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时，我们参谋人员都知道邓政委的特点：办事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话。这次谈话，同当年一样，又一次体现了小平同志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根本，从战略高度把握大局的领导艺术。

“不久，我又见到叶帅，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叶帅同我谈话时，特意关上门，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得最大。他双手做了一个合围的手势，示意只有把野心家抓起来，党和国家才有安宁之日。

“归纳两位副主席说的，就是两句话：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项千斤重担般的任务。我听了两位领导人这样简短明确、严肃郑重的交代，深深感到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此时，我思绪万千。联想到1974年，江青一伙那么猖狂，那么嚣张；联想到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期，叶、邓副主席向部分大单位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并严肃指出，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强柱石的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又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稳定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部队稳定了，掌握在听党的话的可靠的人手里，就有利于中央一级领导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这一招，正是小平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住关键，高人一筹之处。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把握住这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

“1975年末和1976年初，小平同志已经很难工作了。江青一伙猖狂劲儿又上来了，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要成功了。我参加了1976年1月的那次中央打招呼会议，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要我们‘转弯子’，这是拉拢我们。拉拢不成，江青、王洪文就一再发难。时不时来个什么‘批示’，制造个什么‘事件’，扔来一大堆帽子，什么‘反党’‘反革命’‘分裂中央’等，要我们按他们的口径来‘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报告给他们。最紧张的时候，‘四人帮’公开把手伸到部队，一面派人到部队暗中‘调查’，一面由王洪文出面把空军党委常委找去‘谈话’。

“好在我们空军党委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我们始终抱定一条，军队应该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我们听党中央指挥，听中央军委指挥。我们决不按照‘四人帮’的路线来另搞一套。我们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横下一条心，对‘四人帮’批下来的材料，能顶则顶，能拖则拖，实在不行，应付几句。7月唐山大地震，空军抢险救灾任务很重，我们常委一面调动大批飞机和人员抢险救灾，一面遵照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密切注视空军部队的稳定，不断提醒部队，一切行动听中央军委的。那段时间，我们脑子绷得紧紧的，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再艰难，我们始终牢记小平同志指示：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再艰难，我自己也绝不丧失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决不屈服于江青一伙的压力。

“粉碎‘四人帮’前几天，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叶副主席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来医院打招呼，这件事，《叶剑英传》里有记载：‘叶副主席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出院。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我立即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直到军委召开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当陈锡联同志代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时，我兴奋得晕倒在地。

“1977年，在一次军委会议的餐桌上，小平同志端着酒杯来到我这一桌，小平同志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此时，我可以说：我们完成了小平同志、叶帅交给的保住党对空军领导权的任务。”

“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与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1926年1月10日生于日本长野县。1964年日本公明党成立后，他曾任副书记长、涉外局长。1967年1月他当选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同年2月当选为公明党委员长。他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著名的《竹入笔记》被载入中日友好关系的史册。他曾十多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4年8月15日上午10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

这是邓小平同竹入义胜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医生不允许他接待客人，所以委托邓小平负责接待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说：“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从各方面都听说过邓副总理的情况，同时在照片上也经常见到您。我们到北京以后，感到天气并不很热，很舒服。”

邓小平说：“按过去的情况，现在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你们有福气，也给我们带来了福气。东京是不是比这里凉快一点儿？”

竹入说：“如果北京到三十七八摄氏度，那还是请您到东京去，那里凉快一些。”

“不要把太热的天气带到你们那里，使你们吃亏。”邓小平一句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会见的气氛非常亲切。

正式会谈开始后，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儿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五十年、一百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提出，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恐怕这也是田中首相的强烈愿望。

竹入还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能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停了一会儿，邓小平继续说，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辞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

邓小平所指的是此前不久日本个别政府官员公开参加台湾的活动一事。

邓小平说：

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同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竹入义胜一行，席间双方就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最后，竹入表示：公明党决心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力，今后有机会盼望再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说：周总理对你发出的邀请是长期有效的。我们总是欢迎与你互相交换意见。

此后，竹入义胜几乎年年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

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

这是竹入义胜率领的第七次访华团。

这时距邓小平访日归来刚巧一个月。

邓小平访日期间，曾于10月24日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过礼节性拜访。在那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六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在和他们的恳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议长室里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

邓小平幽默的话语，使恳谈的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药”，气氛也变得热烈和轻松了。

竹入委员长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邓小平看着竹入，微笑地点了点头。

此次竹入一行来到中国访问，交谈中，邓小平向竹入倾吐了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还有一个心愿：“在国际事务上，就是想到华盛顿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国内问题上，还想活二十年，能够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是四个现代化有相当程度的进展，这样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还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不是要日本政府一个决心吗？下决心后一秒就解决了，中美正常化加一倍，两秒嘛！只要两国领导人站在更高的立场来处理，这个事就好办。实际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下决心了，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了却了邓小平的一个心愿。

邓小平另一个心愿就是要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也是他跟外宾谈得最多的话题。

1979年6月18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6月28日，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访华团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邓小平说：“我们日本朋友很多，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这一评价，使竹入义胜特别高兴和激动。

确实，以竹入义胜为委员长的公明党在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72年7月田中内阁成立后，公明党就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恢复邦交正常化穿针引线。田中首相上台伊始发表首相谈话时，就谈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他说：“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此时，中国的态度如何，是日本政府特别关注的。虽然当时有好几位政界要人访问过中国并同中国领导人见过面，但这些要人带来的信息都是只言片语。田中把目光投向了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这是一个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竹入义胜本人也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充当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

他计划7月下旬访华，行前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详细询问了日本政府对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条件。

7月25日，竹入义胜访华，同周恩来总理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在《竹入笔记》中写道：“我对他们说安保条约不难废除，佐藤、尼克松声明的问题（指台湾条款）却很难办。我还说台湾问题确实很难处理，自民党内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一扯这个问题，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难办了。总之，我把自民党过去说过的话全说了，共有十几条，无非是用这些试探一下反应。同廖承志、王晓云两位先生谈的时间很长，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并告诉他们，这些并不是田中首相的想法，而是我们的意见。你们如能理解，事情就好办了。应该说我们出的这些难题很棘手，但对方几乎全部接受了。与周恩来总理见了四五次，每次都谈三四个小时。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我说，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此负责。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做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

竹入义胜带回国的中国信息，对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上，竹入也竭尽全力。

当中日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三木首相征询在野党领导人的意见，并表示“不打算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时，唯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表示反对，他说：“抽掉霸权问题，日中两国的谈判就不会有结果。”

后来谈判结果也正如竹入义胜所预料的那样，三木首相任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能停滞不前。

1977年1月竹入义胜再次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竹入义胜于1月22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了解了中国方面对恢复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意图。但是福田首相仍犹豫不决。

1978年3月，为了完全摸清福田首相的想法，中国政府向日本公明党发出了访华邀请。因为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公明党一直是充当两国政府的联系人。

日本公明党决定由书记长矢野担任访华团团长。3月8日临行前，矢野书记长和竹入委员长一起来到首相官邸，向福田询问对日中条约的真实想法。福田要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希望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是与所有国家增进和平友好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希望中国予以谅解。3月11日，矢野在同中国方面会谈时转达了福田的话。14日，中国方面做出反应，由廖承志谈了四点意见。3月17日，矢野带着四点意见回国向福田汇报。福田表示：“今后决定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程序时，公明党的访华报告可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并“衷心感谢公明党的努力”。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公明党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认为此事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公明党在中日友好关系中的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所以，邓小平给予高度的评价。

竹入1979年6月28日的访华，正值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不久，这次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际上对此议论很多，纷纷猜测中国吸收外资和技术的政策可能要发生变化，实行收缩政策。日本对此极为关注。

竹入关切地问道：“现在中国正召开的人大会议将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听说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有一个十年计划，对十年计划要重新估计，重新调整。以后将出现什么结果？四个现代化将朝什么方向发展？1981年至1985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概况是什么？”

邓小平解释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本身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它可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也是加快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它不影响我们原来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既定方针和政策。国际上议论说这方面我们要收缩，这是误解。”

邓小平又说：“不是放慢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速度，而是做些调整，有个轻重缓急。至于吸收外资的方式，有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甚至于外国在中国设厂，我们都欢迎。我们的改革是开放的。”

邓小平还详细谈到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民法、经济法等等。“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会谈结束前，邓小平谈到日本一些厂家在同中国做生意时不讲信用问题：比如宝钢打桩机搞了一些旧家伙拿到这里来。我们需要的是先进技术，只从赚钱的角度，这个事情是不行的。“做生意要有一个政治基础。”并对在座的日本驻华大使说：“你刚上任几天，要管这件事情。”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同意。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达成一个协议。”

在座的人全都笑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竹入义胜又多次率公明党访华团访问中国。

邓小平在1980年和1981年会见竹入义胜时谈到：中国的改革工作刚刚开始，但取得的效果比预料的要大。这证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以及会议上所提出的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都是对头的。邓小平说，我们要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保护竞争，克服那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有力地促进技术革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

邓小平还说，我们现行的政策就是解放思想，从好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的实事求是。一个生产队、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都有实事求是的问题。在农村讲权力下放，就是让生产队、生产大队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样，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沙地种花生，盐碱地种棉花。在经营管理上，我们提倡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我们叫联产计酬，把地分到一户或者个人，规定多少产量，除了交给国家、集体的，由他自己得，这样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政策不会破坏社会主义，这是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现在看来，农村是稳定的，农业多种经营会稳步前进，稳步发展。

当竹入问到人民公社制度是不是将以这样的形式发展时，邓小平回答说：“公社制度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这个理想还是正确的，不过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此后不久，人民公社取消了，恢复了适合现今生产力发展的乡村建制。

198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竹入义胜。

这种会见显然变成了一种老朋友之间的见面。话题首先是围绕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展开的。

竹入问邓小平：“我们理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长期坚持不变的。你讲的五十年到七十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有。”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我们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平均每人800美元。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以后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打下基础。到20世纪末，还有十六年。我们要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际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便实现我们规定的本世纪达到的目标。在以后的五十年内，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现更伟大的目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说：“中国经济要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要实现对外开放。在会见出席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人士的时候，我讲了这个道理。”

这是指五天以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纪念五周岁的生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接见了与会的中外专家、企业家、学者，并着重讲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这么多国际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到北京来，体现了各位对中国改革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作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此刻，邓小平又对竹入义胜说：“还要补充一点，中国的这个政策20世纪不会变，21世纪前五十年不会变，后五十年也难以改变，中国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了，更密切了，要变也变不了了。”

邓小平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强大了，更不怕冲击了。”

谈到这里，竹入义胜又把话题转到不久前中英草签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法的程序问题上。

两周前，也就是9月24日，中英两国经过了长达两年的谈判，终于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已经指日可待了。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谈到中英联合声明，邓小平高兴地说：“有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基本法就容易产生了。它一定会体现联合声明的内容。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仅仅解决了香港问题，同时也可能对解决国际争端起到某种作用。就中国自己来说，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也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来解决台湾问题的。”

“解决台湾问题是否比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更宽一些？”竹入义胜问。

“所谓宽就是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邓小平回答道。

邓小平还一一回答了竹入义胜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朝鲜问题、中美关系等问题的提问。

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邓小平还请竹入义胜一行到深圳特区等地参观访问。

一年以后，当竹入义胜第13次访华时，邓小平问道：“你跑了不少地方，印象如何？”

竹入义胜说：“这次我们到了深圳、广州、桂林、大连，大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去年我访问了深圳，今年再去，发现蛇口地区有了很大变化。”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好的产品、能出口的产品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儿进步。”

“我参观以后也有这样的感觉。”竹入义胜说。

邓小平说：“前不久我见过一个客人。我对他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特区还是在试验，我们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要小心谨慎。”

竹入说：“经过你的说明，我有了明确的认识，听到你的话，全世界很多人都会放心。”

这次会见是在北戴河进行的。邓小平在北戴河休养，每天在大海中游泳。

竹入义胜见到邓小平时说：“你看上去满面红光，显得比去年更年轻。”

“你看到了我的成绩，这是游泳的好处，快加入非洲籍了。”邓小平风趣地说。

这次会谈共进行了70分钟。

邓小平和竹入义胜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86年9月3日。这是竹入义胜以公明党委员长身份最后一次来华。这次，邓小平和他主要谈及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说：“1980年我们提出改革，其中也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正在考虑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总的来说，我们的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要消除官僚主义，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后来他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这次会谈中，竹入义胜还问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是否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来不及了，某些方面可能涉及。我们决策要慎重，每走一步，看看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后再下决心。”邓小平说。

竹入义胜问及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总的判断是把东欧、西欧都看成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来发展同东欧国家关系的。我们与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双方都是真诚的。”

会谈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竹入不断地提问，邓小平高兴地回答。

“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与科尔

科尔，1930年4月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1947年在文理中学读书时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是路德维希港基督教青年联盟创建人之一。他曾先后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9年起当选为莱茵兰——法尔茨州议员，1973年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76年起当选联邦议员，1982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东西德国合并后任德国总理。

1974年9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会见了来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

这是科尔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他和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

科尔访华前曾告诉记者：“中国是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对我们来说，在对亚洲、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实施缓和政策的问题上，能够掌握中国领导人看法的第一手资料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中国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她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要了解中国这个东方大国。

1974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邓小平复出一年多，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当时重要的外事会见都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会谈开始后，邓小平称赞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党，曾对推动两国之间的建交做出过贡献。

科尔说：“这是一次极为有意义的访问。北京和波恩（当时的联邦德国首都）虽然相隔万里，但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我们之间有许多的共同点。”

邓小平十分赞同科尔的看法，说：“我们也有面临着的共同问题。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应当友好。我们愿意同欧洲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友好。”说到这里，邓小平提到过去欧洲同中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邓小平心中总是不忘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邓小平接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情况有了变化。”

科尔明白邓小平所指，并表示，我们有义务从历史中进行学习。

话题首先是围绕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的。

谈到中苏关系时，科尔问邓小平：“你们跟苏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将来有一个时候是可以重新达成一致，或者是更加分道扬镳？”

邓小平肯定地说：“达成一致不容易。”

双方讨论了战争危险与核武器问题。

科尔对此表示忧虑。

邓小平说，毛主席在1964年就讲过，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不相信原子弹会毁灭人类。我们认为最终还是人类毁灭原子弹。我们只有一点点，搞那么一点儿有需要。我们注意到了原子弹，但没有很大的忧虑。

谈到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时，科尔认为：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正常关系进一步发展为良好的关系。虽然我们两国之间距离相隔那么远，重要的是，在我们两国的交往中，在交换学生以及交换科学家方面应当按着正常的持续的方式积极地做一些工作。

邓小平说，我们有共同的愿望。重要的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相互了解。我们确实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彼此合作。

会谈结束前，科尔送给邓小平三个银牌，这三个银牌上面分别铸着三位欧洲人：一个是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一个是德国的阿登纳，还有一个是法国的老舒曼。他们都曾为欧洲一体化做出过贡献。

十年后的1984年10月，已经是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的科尔又一次来访中国。

中国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科尔总理的来访。

来访之前，科尔总理在联邦德国《商业报》上发表了题为《开放纲领是建设性政策的榜样》的文章，称赞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复兴了经济和动员了自身的力量，而且有利于寻找和促进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

10月1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科尔一行。

一见面，科尔说：“十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那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我长了十岁，都八十了。”邓小平笑着回答。

“你一定有长寿的秘密。”科尔说。

“我就是乐观。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邓小平幽默诙谐的话语引起了全场的笑声。“耳朵不好使了，十年前没有这个问题，要说变化，这也是变化之一。”

“我想你在十年内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些。”科尔说。

“十年中我又有一段时间靠边站。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那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我实际上代理他的职务。1975年，我主持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底就被打下去了。自那以后有一年半靠边站，1977年才重新工作。”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这十年经历。

当科尔说到中国这几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邓小平兴致勃勃。

他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底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对科尔说：“如果你1977年来中国，还看不到变化，同1974年情况差不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

邓小平向科尔介绍：“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

科尔问道，这一次改革的程度和农村改革一样吗？

“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邓小平回答说。

科尔说，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的成就和发展。我们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的文化和传统的国家正在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而且是走中国式的道路。中国毫不动摇的开放政策，对我们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愿意对你们采取开放的态度，给你们提供先进技术，不仅是提供设备，而且要利用人的灵感。他建议增加学生交流，增加互派留学生的数目，这是对未来的投资，关系到下个世纪。

双方谈到各自面临的许多问题。科尔说，现在国际形势严峻，军备竞赛在升级。我们希望在欧洲最好没有美、苏的导弹。

邓小平说，你们对面有很多导弹，我们对面也有很多导弹。我们愿意同苏联关系正常化，但我们坚持要消除三大障碍，因为这三大障碍都是实实在在对中国的威胁。

谈到两国之间的合作，邓小平说，中国很重视同西欧的合作，西欧国家中热心同中国合作的人不少。联邦德国有自己的特点，你们的技术水平确实不错。你们的政策比较开放，技术条件比较宽，比其他国家好。如果在价格问题上再灵活一点儿，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还说，美国最近有一种议论，说美国的政策应着眼于21世纪，认为21世纪在经济领域将是亚洲太平洋世纪。

对此，科尔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如果说21世纪亚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将会扩大，我们并不反对，但欧洲的作用也会更大。现在，我们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政治一体化方面正在取得进展。

科尔很关心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如果发生战争，打完了仗还要搞建设。他指出，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欧洲就是一股和平力量。我们历来希望有一个团结的、联合的、强大的欧洲，立足点就是欧洲是要和平的。欧洲的强大是和平的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是和平因素，是制止战争的因素。加强两国合作，在国际上将起到一种巨大的作用。

科尔说，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引起了欧洲的关注。

邓小平说，我们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这对于解决国际争端可能会有某种影响。

科尔问道，从长远看，台湾问题会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吗？

邓小平回答说，台湾问题也可照这样办，这对台湾不会有任何损失。台湾当局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太不现实了。现在台湾确实有不少人赞成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不过解决台湾问题毕竟要花时间，在这方面需要有耐心。

科尔说：“时间对你们有利。”

邓小平最后告诉科尔，即使我们这些人不在了，现在的方针政策也会继续下去，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谁要变，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

科尔说，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看到像你这样年长而有经验的政治家，很有收获。我们要学习你的乐观主义、你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希望下次看到你时，你还是这样充满活力。”

三年后，他们再次见面时，邓小平留给科尔的还是充满活力的印象。

1987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科尔一行。

邓小平说，将近三年没有见面了。三年来总的形势看来是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所有热点和重要的国际问题一个也没有真正解决。

双方对近几年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

科尔说，我们两国的合作有三根支柱：一是紧密的政治合作，二是保持文化方面的合作，三是经济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近几年，德中青年交流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对未来很好的投资。我们必须栽树种苗。因为前一代人种了树，我们现在才有森林。

邓小平非常赞成这个观点。他说：我们观察、考虑问题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但要看到本世纪，而且还要看到下一个世纪。

科尔完全支持两国的经济合作，希望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十分友好的关系。他这次来访，带来了联邦德国最重要的30个企业家随行，意在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他说，现在世界政治形势也开始松动，东西方之间第一次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邓小平向科尔介绍了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他说，十三大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是重申八年来的方针政策，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观点，就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政策，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相适应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阻碍许多事情。政治体制不改革，官僚主义就消除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所以，要一步一步地走，坚决地走下去。

1993年11月，科尔是第四次访问中国。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是作为德国总理来访的。他所看到的中国又是一个新的面貌。而这时的邓小平已经退休了，他没有见到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