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难度最大的。邓小平知难而进，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模式。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十年动乱的大悲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且指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篇实际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已有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对此，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还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主要有：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充分地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从而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到1980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有了越来越痛切的感受，表示出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当时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即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当时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讲话对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例如，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确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铺开。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发轫。同时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要取得一致需要一定的时日。

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仅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已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由于中国过去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紧紧捆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自然地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使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6年起，到召开党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谈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

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焦点。这一年中有近20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九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

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汇报党风工作情况后，邓小平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由权力下放问题，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9月3日，他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月7日，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从改革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的评论不无道理：“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

1986年，距离党的十三大只有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充分讨论、酝酿，理出头绪，以便能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一个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所以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1986年9月3日，他会见竹入义胜，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总目标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更富有新意的是关于近期目标或者叫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以11月9日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表述最为完整，他提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主要涉及党政不分；“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提高效率和调动积极性的基础和保证。

增强领导层的活力，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讲过这个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为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他认为，七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几步，但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了1986年，他不但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地表达自己退休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

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11月1日，他又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与我同龄的人有一批，我们在酝酿让位的问题，这一步非走不行。

在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力主领导层要年轻化，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10月24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中，当日本朋友谈起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领导人在年龄上、对问题看法上的差别时，邓小平干脆地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条，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11月3日，他同美籍华人陈省身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他明确提出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几天后，即11月9日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他进一步作了具体设想：“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党的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党的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

萦绕在邓小平脑海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等等。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从具体内容到原则方法，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把这个时期他的阐述与他1986年前后的有关阐述作个比较的话，完全算得上是完整、准确了。这意味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我们党不仅开始重新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将其摆上议事日程，而且拥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方向。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论述，还在全国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第一，实行党政分开。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第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第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第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很显然，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方案，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中共十二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近四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促进了我国由“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转变。各项事业、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思想解放，使各条战线焕发出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调整了国民经济，改革开放起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经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消除其帮派势力和思想残余，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逐步调整、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把一批优秀人才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党的组织逐步健全，党的威信不断提高。

这一切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确定继续前进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等问题，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1.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2.审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3.按照新党章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回顾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阐明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对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和党的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

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的开幕词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听后给人以力量，使人振奋。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我们党在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全部理论思考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致开幕词后，紧接着，胡耀邦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报告在回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报告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报告在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共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

9月10日和11日上午，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保留了邓小平等6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新成立了党史上没有过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的产生，尤其是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设立三个委员会、进一步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的设想，顺利实现了党的领导班子的新老干部交替。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这是中共十二大的一个重要功绩。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映了到1982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并根据这一认识水平，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提出了实现这一蓝图所必须执行的大政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真正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创的阶段。

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根据我们党的实际需要而倡导的一种史无前例的过渡性的组织形式，是我们党实现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离退休，最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央顾问委员会始于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终于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共存在了十年的时间。

完成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党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彻底从领导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果断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文革”期间混入干部队伍的帮派分子被清理出去，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老干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有丰富的治党、治国和治军的经验，是我们党和国家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老干部复出时，大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无法适应新的工作要求，致使干部队伍的活力减退、效率下降，这是当时摆在我们党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早在1977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年的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对在座的老同志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接班人问题时，再次提出：“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强调：“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提出，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着他们成长起来。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又说：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

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邓小平一再倡导和呼吁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在废除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得更高，并适时地提出了老干部离退休的问题。他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他提出，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限制。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并提出，要把这个事情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完成。

邓小平在倡导和推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妥善解决老干部的离职问题。

由于当时老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在领导班子中是骨干力量，工作热情很高，马上让他们退出工作岗位，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加之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干部经验少，压不住阵脚。

从我们党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来看，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短时间内全面实行退休制度有一定的难度，也是不现实的。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向中央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以使老同志适时地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增强活力，提高战斗力；又可以使老干部在第二线过渡一段时间，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起一个传帮带的作用。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他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党的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些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这次会议之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开始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如何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问题时，引用了聂荣臻提出的一个建议。他说：“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

198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中共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1982年9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决定并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

党的十二大闭幕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于9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出24名常务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原因和目的时，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其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日就郑重宣布，不久的将来要取消它，并紧紧抓住它的过渡性这一性质和特点，来规定它存在期间应起的作用。这就为顾问委员会开展工作定下了基调，明确了工作方向和行动准则。

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形式，稳妥地解决好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然后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他说：“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

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么起作用？邓小平说：“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他指出：

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

他告诫道：到省里去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要注意起传帮带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讲话是有人听的，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要求“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到联系的单位还可以做一个报告员，把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党在每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国际情况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及时地给群众讲讲，可以讲现在，也可以讲历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他还提出：顾问委员会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样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理得很好。

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老同志们在为党发挥余热的同时，也逐步地开始淡出，到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先后有141位老同志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180万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有330万年轻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1987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年又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凭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率先垂范的作用，顺利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取得了预期的进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和充实，明显增强了活力。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基本确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任务。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党的十四大决定，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正如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初的那篇讲话中所设想的那样，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中央顾问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光荣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下苏杭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他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和杭州。

选择苏州和杭州，邓小平有他的考虑。

中共十二大开过以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中心话题。这个目标切不切合实际，到底能不能达到，会不会成为一个空的口号，人们都在议论，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主任。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号召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学习各地的实际经验，深入了解情况，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主要在农村。

邓小平最关注的就是农村。他说：“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1982年12月1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宋平谈话时曾说，本世纪“翻两番”的目标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邓小平心中装着“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在北京坐不住了。春节将至，他想到实际生活中去获取“翻两番”的第一手资料。此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背靠上海，历来比较富庶，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800美元，像这样的地方能不能在2000年再翻两番？如果能，到那时的社会又将会是什么样？

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第一站就直奔苏州。

2月6日下午2时31分，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驶进古城苏州，来到位于城南的南园宾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下榻在宾馆的新平房。

2月的江南，春意盎然，宾馆的庭院内垂柳已经吐芽，迎春花含苞欲放。邓小平的到来又给这里增添了新的融融春意。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苏州。

二十多年前，他曾来过这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时过境迁，苏州已今非昔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喜气洋洋的人群，再加上新春佳节前的祥和气氛，这一切确实令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心旷神怡。

原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回忆说：“小平同志到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那个时候，苏州和全国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那个时候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小平同志对苏州这个地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翻两番，什么时候能够奔上小康。他问，现在苏州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对翻两番有没有信心？因为当时有一种议论，好像基础差的地方翻番比较容易，因为基数低，翻番比较容易。基础好的地方，好像块头大，翻番比较难。当时江苏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苏州市呀、地区呀，我们的一致看法，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基础好的地方翻番比较快，因此当时我们就估计，苏州这个地方翻两番肯定不要到2000年。”

邓小平一到苏州，便急于了解当地的情况。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的领导和苏州地委的领导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

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熊猫牌香烟，听取江苏同志的汇报。

邓小平首先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六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二十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

一问一答。问话直奔主题，回答简单明了。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又问。

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

当时，正值苏州地区和苏州市合并前夕，按照新的区划，苏州市将下辖吴县、吴江、昆山、太仓、常熟、沙洲（今张家港市）6个县。1978年，6个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28亿元。到1982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13亿元，人均超过800美元。四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以12.65%的年平均速度递增，这一递增速度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按这样的发展势头，苏州实现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有五到六年就已经足够，再翻一番，用十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留点余地，到1995年一定能够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听到这里，邓小平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充满信心的微笑。

原来预定的会见时间已经到了，工作人员来到门口，看到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谈话还要继续下去。

邓小平说：“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地区广大农村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机遇不放松，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迅速发展社队企业，经济一直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年，苏州地区有近20个公社、60个大队以及一批生产队，工农业总产值人均超过800美元，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苏州农村奔小康的典型。

江苏的同志汇报说，人均达到800美元的这些单位，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在：

——人民吃、穿、用问题解决了，物质生活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有了保障。

——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0平方米。

——就业问题解决了，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人人得到妥善安排，本地劳动力不外流，相反开始吸收外地劳动力做工务农。

——教育、文化等事业经费有了保障，中小学教育得到普及，各种文体设施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普遍建立起来。

——人民的精神面貌显著变化，观念更新，旧俗收敛，新风光大，犯罪活动减少，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一批初步繁荣富庶、文明昌盛、安定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和正在不断涌现出来。

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几乎每一条都熟记于心，后来回到北京后，他曾先后同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同志反复讲到这几条，说：“这几条就了不起呀！”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对他所关注的事紧追不放。

江苏的同志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得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来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人员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激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眼睛一亮，他对发展社队工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州社队工业的初创阶段十分艰难，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过程。这一过程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巨大变化。1982年，常熟、沙洲等6个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对社队工业，江苏的同志总结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老百姓从实际工作中领悟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使邓小平非常兴奋，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个问题。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就说过这样一句结论性的话：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如今，苏州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再一次作了肯定。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没有一丝疲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时，天色已晚，工作人员第三次来到会客室门口，对邓小平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邓小平这才说了声：“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月8日，江苏省委的同志请邓小平到无锡太湖游览。

上午9时55分，邓小平一行乘车抵达无锡。在江苏省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太湖、鼋头渚公园。中午在小箕山楠木厅休息。

下午3时，邓小平乘车返回苏州。

当天晚上，江苏省委、苏州地委和市委的负责人再一次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又一次由衷地称赞江苏以及苏州的工作搞得好。

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地区的社队工业虽然起步较早，现在已略具规模，但总的来说，还只能算是打基础阶段，潜力还很大。只要政策允许，完全是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而且完全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

邓小平这一次在苏州对社队工业有了感性认识，后来他多次讲到，社队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名。这一举措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后来曾经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2月9日，江苏的同志请邓小平游览苏州园林。

这一天，天公特别作美，风和日丽。

苏州园林，名甲天下。邓小平一行来到了留园和虎丘。

虎丘，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称。这里虽说还是早春，但已是游人如织。邓小平在先前一再叮嘱，他来游览时园林要像往常一样开放，不要禁园。他要像一位普通游客一样，置身于群众之中。在虎丘致爽阁前，一对青年夫妇抱着孩子在游览，邓小平走上前去，同他们聊了起来。当这对年轻夫妇认出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邓小平时，他们激动地说：“小平同志，您老人家好！”邓小平关切地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小夫妻俩抢着回答：“在您老人家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越来越好！”邓小平笑了。看到邓小平慈祥的面容，小孩也喊道：“爷爷您好！”邓小平更加开心了，用手抚摩着孩子苹果似的脸蛋说：“对对对，是该叫爷爷喽。”说着，便同他们合影留念。

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苏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一定要重视绿化工作，要制定绿化规划，扩大绿地面积，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每年每个市民要植树20株。在参观市容市貌时，邓小平一再嘱咐：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

中午，江苏省委的领导和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以及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陪同邓小平用午餐。

2月9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在苏州的视察活动。

下午3时25分，邓小平离开苏州，前往杭州视察。

2月9日晚，邓小平来到杭州，住进位于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宾馆一号楼。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到杭州。

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停下，邓小平从车上下来，他伸出手来与前来迎接的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一一握手。铁瑛想，小平同志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旅途劳顿，于是他提出请小平同志先休息几天。一听这话，邓小平连连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谈谈。”

进屋后大家刚一坐定，邓小平便兴致勃勃先说开了。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也很急迫。

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的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苏州的同志谈，他们共解决了6个方面问题：第一，人民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面积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二三层小楼已经不少了；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农村人口不外流，农村人总想往城市跑的情况改变了；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事业有能力安排了；第六，人民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率下降了。苏州的同志感到，达到800美元后有这些表现。江苏从1976年至1982年的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邓小平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接着说，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中小企业、乡镇企业。

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向在场的浙江省的负责人重复着在苏州提出的问题：“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上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他好像自问自答，“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于是，铁瑛开始汇报。当他讲完省领导班子调整的情况后，邓小平说：有没有四十几岁的？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十一个常委中有两个五十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了，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

接着，铁瑛开始汇报浙江工农业生产情况：“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三番是可能的。”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

铁瑛回答：“按工农业产值，人均920元，国民收入490元。”

邓小平又问：“到2000年是多少？”

回答是大约1 200美元。

邓小平紧接着问道：“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

李丰平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多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到了或者接近每人800美元的水平。他们已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江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南京还有1 000多人。

邓小平又问：“江苏从1976年到1982年的六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你们呢，你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铁瑛接过话茬儿，颇有信心地说。李丰平也点了点头。

看到浙江的负责同志信心十足，邓小平笑着说：“你们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要翻两番就难了。”

李丰平回答说：“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争取翻三番。”

“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邓小平面带微笑，很认真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措施作保证吗？”

“有的。”铁瑛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采取的5项措施：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抓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当铁瑛汇报到科技、教育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大学招生，增加一倍的学生也可以，教师有，就是要盖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

从纲到目，汇报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倦意。

听完浙江同志的汇报，邓小平脸上呈现出满意的微笑，他说：“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该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目标。”

铁瑛说：“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有些缺点。”

邓小平笑着说：“工作中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注意了就行嘛。”

2月11日上午9时，邓小平坐着面包车，以普通游客身份出现在灵隐寺。

邓小平刚一出现，不少游客就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

第二天，2月12日上午10时，邓小平乘船游览三潭印月。在这里，他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高兴地招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亲热地大声喊道：“邓爷爷好！”并张开双臂扑向邓爷爷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摩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邓小平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切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紧紧地贴在一起。在场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不久，《浙江日报》以“亲亲邓爷爷”为题刊登了其中的一幅照片。

下午4时，当杭州人民忙着做年夜饭时，邓小平和女儿、外孙、外孙女一起来到栖霞岭下的岳庙。岳庙，是民族英雄岳飞被害后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成了人们瞻仰这位民族英雄、砥砺民族气节的一个圣地。

岳飞，是南宋时抗金的主要将领。在金兵大举进犯之时，岳飞坚决主战。他联合各地抗金力量，屡败金兵，收复了大片失地，最后却被皇帝赵构和以权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庙是后人为纪念岳飞所建。进入岳庙，迎面便是忠烈祠正殿，檐中间挂有“心昭天日”的巨幅横匾，这是1979年叶剑英同志所题。题词的出处是根据岳飞临刑前挥笔在狱案上写下的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邓小平十分敬重岳飞，他在这里留了影。随后，邓小平来到北碑廊，这里陈列着岳飞的奏折、诗词、手书的刻石。在岳飞的《满江红》前，邓小平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罢，情不自禁地吟了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邓小平还在岳飞手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碑文前留步，诵读碑文。

随后，邓小平来到了南碑廊。这里陈列着元、明、清以来后人拜谒岳庙时写的诗词和重修记事刻石。其中有一块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诗词碑，由三块拼合而成，邓小平问陪同人员这是怎么回事。陪同人员说：“这块碑是原碑，内容中指出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主要是赵构皇帝，不是秦桧，因而很有价值。以后我们想重修一块完整的。”

邓小平说：“有条件再修一块。”

沿着碑廊，邓小平来到岳坟。这是南宋皇帝孝宗为岳飞昭雪冤案，以礼改葬之地。墓碑上刻有“宋岳鄂王墓”，左侧有其子继忠侯岳云附葬墓碑。邓小平手拉着外孙萌萌绕着墓走了一圈后，站在碑前，用手指了指整座岳墓问道：

“岳墓是不是原物？”

陪同人员说：“岳墓建成以来，历尽沧桑，‘文革’期间，又被作为‘四旧’，遭到肆意破坏。岳飞塑像被砸烂，墓穴被平毁。”“现在的岳墓、岳庙是1979年重修的。为了恢复历史原貌，我们还在坟头上重新种上了草。”

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两侧铁栅栏里的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四个陷害岳飞的奸人跪像前已挤满了游客，有人还指指点点，以表憎恶。邓小平把孙辈们拉到跪像前，用手指着几个奸臣跪像说：“英雄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他还望着门柱上的对联继续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走出岳庙的大门，道路边早已挤满了游客和群众。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停住脚步，微笑着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刘庄和省委领导、卫士、服务员一起吃了顿年夜饭，度过辞旧迎新的除夕夜。

2月14日是大年初二。和往常一样，邓小平起得很早，在刘庄的院子里散步。他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去看看西湖春色吧。”

“好啊，去南线，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九溪十八涧一带。”张秀夫高兴地回答说。

邓小平点了点头。

路上，邓小平对陪同的铁瑛说：“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

铁瑛回答说：“宁波市高些。”

听到这个回答，邓小平也深有同感地说：“我在公园遇到几位宁波人，他们的服装是香港式的。”

轿车继续往前疾驶。邓小平看着窗外，突然侧过头对身边的铁瑛说：“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

铁瑛专注地看着邓小平，听他接着说：“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它们不要人口多，多了影响生活。”

在游龙井和九溪时，邓小平对铁瑛说：“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在此前后，杭州的负责人和老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聆听过邓小平的谆谆教诲，“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可是不多的”，“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

车向南走，来到钱塘江大桥旁边的六和塔，邓小平称赞路边成片的水杉树真漂亮。他叫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走下车来，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水杉树说：“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笔直。”说罢，健步朝杉树林走去。

“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他停在一株挺拔的杉树前端详片刻，用手指着树干说。

邓小平看到不远处有几株泡桐树，立刻招呼铁瑛和正在一边交谈的随行人员：“快来看泡桐。”

“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你们浙江种得多不多？”他问铁瑛。

“浙江泡桐树种得不多，杭州更少，金华、绍兴等地有一些。”铁瑛回答说。

“泡桐树长得快啊，板料又好。”邓小平随手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泡桐树用来做箱子没缝，很好的，日本人可喜欢啦。”“我看，水杉和泡桐，这两种树江南都应该提倡。”

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有着悠久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人为地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开始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结束人为造成的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和办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两种设想。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定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

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和平统一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海峡两岸还几度造成严重对峙的形势。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北京，周恩来和尼克松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得美国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多年后终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出现了转机。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复出的邓小平非常关注台湾问题。1974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代表时就提出，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到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的一套马上搬过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接触中，中国政府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必须按照日本方式，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后来国内“左”倾错误逐渐发展严重，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于停顿，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没有提上具体日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新出来工作，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如何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怎样尽快结束民族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中美两国的建交谈判是从1978年7月开始的。在谈判中，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各执己见，未取得一致。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是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美国的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0月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行前，他对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说，我们的国内政策在台湾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月4日，邓小平又对缅甸总统吴奈温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后来，他对美国客人说得更加明了：

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可以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中美建交谈判历时近半年，终于达成协议，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与台湾断交，使得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从中国国内的现实出发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的内政外交方针需作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关于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显然，实行和平统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有利。邓小平这样说过：

我们采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至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利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国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可以避免因为战争或动乱而影响现代化建设。如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障碍问题，也是一个热点和爆发点，解决不好，可能成为一个爆发性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进一步考虑，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并长期共存，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存在，两种经济之间开展和平竞赛，有利于双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济合作，取长补短，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使中国更快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同一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

尤其引起世界瞩目的是，就在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国民党军据守的岛屿，福建前线轰鸣了几十年的炮声开始听不到了。

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对台政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行前他多次会见美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他提到了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说：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合情合理的。他还表示，我们允许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的贸易、商务、投资等关系。1月8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解释我们的现实态度，这就是台湾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的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还会提高。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在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带着这些创见性的新构想，邓小平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邓小平的访美震动了全世界。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就是海外广为称颂的“叶九条”，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

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同年10月，他又说：

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

1983年3月，一些海外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的讨论会，此举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欢迎。3个月后，参加人之一、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来到北京。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他还指出：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无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讲话发表后，港、澳、台地区反应强烈，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中共实现祖国统一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国两制”的构想，继续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内容包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就是继“叶九条”“邓六条”之后又闻名于海内外的“江八点”。这些主张和建议，为打破现阶段两岸政治僵局，早日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开辟了新的前景。

江泽民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和原则。

从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开始，海峡两岸同胞被隔绝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台湾当局也提出正式结束所谓“戡乱时期”。两岸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得到开展，特别是1992年以来两次“汪辜会谈”，带动了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

香港回归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人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由于上述三个条约都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因而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几个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承认过这些条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1943年，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市场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越来越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作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

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其代表试探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3月29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说：

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访华。邓小平说：“在十六年内或十六年后，即使香港的地位有变化，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坚斯访华。

1982年4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那还早，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你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至于说到投资问题，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管理香港。邓小平还表示：“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贵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摸清了中国政府的意图后，撒切尔夫人也就匆忙上阵了。

1982年9月22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安门广场和钓鱼台国宾馆上空，米字旗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贯穿东西的长安街上多处挂上了欢迎彩旗。明眼的北京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有重要的英国领导人来访。此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将于9月22日访问中国的消息。

22日下午1点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走下飞机的是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及其夫人、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王本祚，香港总督尤德爵士、有世界“船王”之称的香港巨富包玉刚等前往机场迎接。

撒切尔夫人此行访问中国，非同寻常。

她是为同中国方面会谈解决香港问题而来的。

选择9月来华，撒切尔夫人是有考虑的。

就在此前的几个月，英国和阿根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爆发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凭借着船坚炮利，英国取得了胜利。

这次北京之行，撒切尔夫人意在挟马岛胜利的余威，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幻想可以继续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行前，她也曾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意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并借机试探中国的反应。

23日，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方面开始讨论香港问题。会谈一开始，她便摆出强硬的态势，坚持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

撒切尔夫人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

看来，到了非彻底摊牌不可的时候了。

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撒切尔夫人。

对于这次会谈，双方都感到了这是一次摊牌的接触。一开始气氛就令人紧张。

这天上午，撒切尔夫人身着蓝底红星丝质西装裙，脚踏黑色高跟鞋，挽黑色手袋，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晤邓颖超，然后再往与之隔邻的福建厅和邓小平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英方代表是：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中国方面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

会谈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邓小平说：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条约虽然写在纸上，但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

邓小平听到这句话，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也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邓小平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邓小平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倍感耻辱。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军政重臣，1870年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曾代表清政府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邓小平表示，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延长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说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国领导人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的强烈决心。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接着，撒切尔夫人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

邓小平马上反驳道：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

原本打算用谈主权问题来迫使中国最终同意以主权换治权的撒切尔夫人，此时在邓小平面前，不得不承认失败，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问题。

当然，撒切尔夫人也不肯善罢甘休，要不然她怎么会有“铁娘子”之称呢？

撒切尔夫人话锋又转到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上，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继续繁荣。说这话时，她多少流露出一些盛气凌人的表情。

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说到这里，撒切尔夫人又用多少带点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邓小平十分自信地表示，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拿出了她的“撒手锏”，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言以对。

最后，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

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

难怪外电在评述这次会晤时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丘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会谈结束了。

撒切尔夫人在当天下午向中外记者发布声明说：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声明的同时，还加上了一段话：“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这次会谈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英两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

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的谈判。但在前四轮的谈判中，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立场，致使谈判毫无进展。在前四轮谈判中，英方名义上同意交还主权，却坚持治权不放，并通过宣传工具制造种种舆论，说什么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主张“以主权换治权”。当时英方还打出三张“牌”：一是“信心牌”，说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接管没有信心。二是“民意牌”，说香港人不愿这么干。三是“经济牌”，即抽走资金等。1983年9月，英资财团首先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元，引起港元暴跌，造成了抢购、挤兑和撤资的风潮。

就在中英香港谈判出现紧张状态之际，希思再一次访问中国。

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请其转告撒切尔夫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局面。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

10月，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这样会谈再次启动。在第五轮、第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军队，负责其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员均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港英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做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关于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邓小平说得更是斩钉截铁：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中国，再次表示希望中方不要在香港驻军，担心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邓小平在会见豪时说，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收回了主权，更大的好处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据当时参加中英谈判的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回忆说：

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

这里说的邓小平“拍了桌子”是发生在5月的事。5月2日，香港《明报》刊出一篇报道，指名道姓说中央某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5月25日，邓小平会见了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特意把香港记者都留了下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讲话：

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结束后，双方转入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1984年4月，邓小平对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过渡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英方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1984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说，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我们希望在香港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元地位的情况；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表示：“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关于联合小组问题，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至1984年9月，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2月18日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再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

12月19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

此次的会见已不同于上次，气氛显得热烈友好。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笑容满面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并高兴地说：

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表示完全赞同。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

撒切尔夫人还特别说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谈到人们对“一国两制”能否行得通，中国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的疑虑，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撒切尔夫人听后，表示坚信“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行得通的。

接着，邓小平又讲道，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邓小平还向撒切尔夫人讲述了1997年后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道理，并请撒切尔夫人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

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就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两国领导人交换声明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两国领导人发表讲话。

撒切尔夫人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主任能够出席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历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联合声明》为从现在起到1997年和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撒切尔夫人赞扬中国领导人对双方谈判采取的高瞻远瞩的态度，并盛赞“一国两制”。她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谈到中英《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说，这是香港人民往后赖以向前发展的基础，香港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繁荣的地方。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一个独特的仪式，我们应该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应该有一种自豪感，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讲话结束后，邓小平手举香槟酒杯，高兴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和撒切尔夫人碰杯，共祝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出台后，邓小平说：

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澳门回归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人逐步占领。19世纪中叶以后，在鸦片战争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葡萄牙人乘机相继侵占了澳门半岛全部和凼仔、路环两岛，从而占领整个澳门地区。

中国历届政府从未在澳门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确宣布：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澳门问题的提出，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联合国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磋商，拉开了中葡建交谈判的序幕。1979年2月，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这就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后来说，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显然，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是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思路，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比如将来，整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在个别的地方允许另外的制度存在，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澳门也算类似的问题”，“也要考虑制度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保持特殊地区或者叫特别区”。他在谈到澳门将来实行的一些政策时还说，澳门由当地直接选出人来管理，北京不派人去。以后邓小平又把“一国两制”的思想概括起来作了多次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高度的隶属灵活性，成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对澳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

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在澳门同胞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澳门怎么办，一时成为澳门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后第10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同志。当澳门代表问到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时，邓小平说：

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影响其他。澳门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但它比香港早一点解决好，还是同香港同时解决，我们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进一步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时提到，现在我们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即现在需要在公开场合确认在移交澳门管辖权时不会影响投资，不会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邓小平当即表示：“双方友好商量，这些问题不难解决。”

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让整个澳门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愿望，历史的重托。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执着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他强调，如果不在本世纪内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自动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英香港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不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那样剑拔弩张。双方的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中方明确表示，考虑到中葡之间的友好关系，中方考虑将当初确定的同时收回港澳的安排错开，比香港晚一年，即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但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给予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期。葡萄牙国内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的管治权，这个时间应为2017年。一时间，在葡萄牙和澳门，不能在本世纪内归还澳门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中葡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

针对葡方的意见，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1986年12月31日，中国方面声明：“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葡萄牙最高国务会议经过4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达成共识：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繁荣、维护葡萄牙在澳门及远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交回中国。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第四轮会谈中对各项协议文本内容最后取得一致意见。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附件，同时决定在正式签署协议时，就部分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互致备忘录。

对此，一位法国记者评论说：“西方分析家认为，23日在北京宣布的1999年12月澳门归还给中国的协议是邓小平的一次胜利。邓小平的强硬态度迫使葡萄牙接受了一些让步。”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邓小平高兴地对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葡萄牙总理席尔瓦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澳门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两国间的新关系。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澳门问题能够顺利解决，归功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的利益和澳门的利益。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澳门问题上，我们双方没有争执，而在香港问题上，是有争执的。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提供了经验。

为了确保澳门顺利回归，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经过四年多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1993年3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3月31日获得通过。江泽民当天颁布主席令，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三个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批准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江泽民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方针。我们将严格执行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克服困难，排除阻力，努力实现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保持长期稳定繁荣。

澳门基本法体现了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化。它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负责维持本地区内的社会治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官员、立法会的议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组成；行政长官、行政会成员、立法会主席、检察院检察长和终审法院院长均须由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或其他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修改外，予以保留。

澳门基本法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又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澳门的特点，照顾了澳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证了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澳门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用宪法性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下来，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严重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从1978年起，党中央开始逐步调整原有的政策，把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开来，恢复其劳动者身份。接着，又明确肯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指出，为了方便群众生活，为了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这样，在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其他经济成分的个体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

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大发展是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相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这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但是，城市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于是，矛盾出现了。与此同时，城市中新生长起来的大批劳动力，这时也面临着不能充分就业的问题。

就业，成为当时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当时人们选择工作的标准第一是国营工厂，第二是国营商业，第三是集体工厂。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1980年8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其中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人们从事个体工商业。

为了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正式提出，在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今后一定要“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针对有关部门歧视、限制甚至打击个体经济的现象，《决定》明确指出，“要采取积极态度，坚决迅速地改变那些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要对过去的有关规定限期进行认真的清理，并提出改革的具体办法。”《决定》还要求全党、政府各部门及群众团体，积极行动起来，为发展个体经济服务出力、献计献策。根据《决定》的精神，当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报纸上也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

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到1982年，全国已安置2000多万人就业。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合营、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尤其是个体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全国城镇个体经济达到263.6万户，从业人员为398万人。

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进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概括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所有制形式上的新认识，第一次提出了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的论点，《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方针。

短短的两三年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得多，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内富了起来。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尽管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和实行奖金等制度，一般职工的生活水平已有一定的提高，但相比较而言，这些搞个体经济的人，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甚至一些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也耀武扬威起来了。他们心理上开始不平衡起来。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里不平衡的话，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政策上的难题，主要的是私营企业能不能雇工、能雇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培育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200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

随着自身的发展，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这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二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于是，他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4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3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勉强接受，而且，对于少量雇工，这时政策上也是允许的。1981年国务院颁布《城镇非农村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及随后下发的有关文件，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以雇7个人。为什么可以雇7个人呢？说起来可笑，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个界限，尽管这只是马克思举的一个例子而已。

后来年广久经营日趋扩大，共雇工140多人，日产瓜子1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发展这么快，固然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有关，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但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具有活力。然而，他的迅速发迹，却引起了各方面的议论和指责，特别是他的雇工多，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认为这是剥削，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对他采取措施。

邓小平得知后，却明确表态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确实，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带来什么害处，还带来了很多好处。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和43.33%。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60家瓜子企业，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在形式上出现了多样化：既有由个人承包或租赁集体企业而逐步演变成的私营企业，也有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企业，此外，还有合伙、集股经营的企业，靠技术成果起家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出现。而且在范围上也逐渐扩大，私营企业出现的初期，大部分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后来逐步发展到工业、交通运输、食品加工、高科技、金融、采矿、建筑材料等各行各业。

到1987年，我国的私营企业已有25万户，雇工约400万人。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中，资本拥有10万元以上的占45%，几近半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以上。

在鼓励、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倡导利用外资，在我国境内兴办“三资”企业。

1979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及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1月17日，在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10月4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提出要充分研究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并付诸实践。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法律，同时，负责管理利用外国投资的专门机构——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随着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利用外资工作全面展开。

1980年，经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授权有关省市批准而兴办的合资企业有20个，这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产生的最早一批“三资”企业，投资总额2亿多美元，其中外商投资额为1.7亿多美元。

在这20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投资当年就开始生产经营的企业有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中国迅达电梯公司、浙江西湖藤器公司、中法合营天津王朝葡萄酿酒公司等。这几家合资企业都是老厂吸收外资合营进行扩大生产经营的，经过几个月经营，在生产经营管理上都有了很大的可喜变化。例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于1980年5月合资开业后，加强劳动组织整顿和工人培训，改进配餐的品种和花色，到10月，每日供应中外班机的配餐份数由开业前的600多份增加到1 320份，营业额从开业前的22万元左右，上升到9月的46万元，盈利额从5月的1.7万元增加到8月的5万多元。

从1980年5月1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公司诞生到1982年年底，国内累计建立的“三资”企业总数有909家，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有83家，外商投资为1.41亿美元，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有793家，外商投资为27亿多美元，外商独资经营为33家，协议外资金额3.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0.39亿美元。

“三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了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三资”企业的必要性，他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针对这时出现的一些对利用外资工作的不适当指责，邓小平明确指出：“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1984年，被邓小平誉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决定》的第八点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进一步推动了“三资”企业的发展。从1985年开始出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潮，这一年新办的合资企业1 412家，吸收外资0.30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90.55%和90.31%，分别是前六年的1.5倍和1.4倍。到1987年年底，已批准登记的“三资”企业有1万多家，吸收外资总额达到335.25亿美元。

随着城乡多种经济成分的逐步发展，我们党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党的十三大报告把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作为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公有制经济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全体劳动所得以外，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就应当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进入1989年，由于经济上的治理整顿，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影响，我国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1989年上半年个体工商户约减少218.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361.6万人，停业8 000多家。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十年来第一次户数锐减的现象。与此同时，“三资”企业也停滞不前。

针对这种情况，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这几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指导下，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要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扶持和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鼓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的施行。

1993年1月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国政府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20条政策，明确宣布：“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业外，原则上都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从事生产经营。”《意见》还强调要坚决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外部环境的日益宽松，社会条件的逐步改善，促进了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6年6月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突破2 474万户，从业人员4 544.2万人，注册资金886.7亿元，总产值1 794.3亿元，销售总额或营业收入5 763.3亿元。全国私营企业达到70.9万家，从业人员1 014.2万人，注册资金3 128.6亿元。

与此同时，“三资”企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1995年6月20日，由国家计委、经贸委、对外贸易部联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还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标》，这是我国首次公布鼓励、限制、禁止外商投资领域的政策性文件。《规定》在原有基础上显著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拓宽了对外开放的领域，这是吸收外资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37万家，协议利用外资金额5 193.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2 205亿美元。从1993年开始我国连续五年是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离开正值隆冬的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了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南疆。

1月24日上午10时，专列经广州站时作短暂停留。广东省委负责人、广州军区的负责人到车上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深情地对广东省省长梁灵光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中午，专列驶进了深圳车站。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5个春天，邓小平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企盼。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

还是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随后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就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吸引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来投资办企业问题，向中央常委汇报了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向中央常委汇报后，省委书记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汇报，提出广东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听完汇报后，郑重地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授权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据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回忆：“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5月，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帮助起草文件，一直工作到6月6日。然后到福建，福建就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报告。谷牧把两省的报告带到北京。中央很快就批了。这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从正式宣告经济特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日子。一支支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开到深圳河畔，一群群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各地涌来。深圳，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沸腾起来了。这里，到处响着推土机、挖掘机、起重机的隆隆声，到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行人，领导和打工者一同住进低矮、湿热的工棚，一同起早贪黑在工地上，一同出大力、流大汗。

没有钱，深圳人四处奔走，靠借贷，滚雪球似的支撑起一座座大厦，铺设成一条条马路。“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外商纷至沓来，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与日俱增。经过几年建设，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经形成。

深圳的名声大振，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赞扬，另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对深圳改革开放的怀疑和指责。有的说，深圳已改变了颜色，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有的说，特区已变成了新的“租界”；有的说，特区黑市货币流行，违纪违法活动横行，大搞倒卖“洋货”，“搞错了”；还有的说，特区之所以有今天，是靠优惠政策，“剥削”内地，赚内地的钱；等等。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回忆说：“我到广东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那时全国对改革开放，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不赞成的不但有省、市领导，包括中央里也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发了个参考材料，有篇文章我看了很受刺激，感到不对头。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租界的由来》，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印发的参考材料。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央方针政策啊，讨论改革开放啊，弄出了那么一个材料来，我估计可能是当时有人风言风语，这是有争议问题呀，提出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呀，我觉得很有问题。那时候，西部一个省的副省长来广东参观考察，他在广东看了一圈，回到宾馆大哭了一场，他想不通，认为革命了几十年，现在变了。还有，西南来的一个考察组，到广东来，临行时省委办公厅交代，你们到了广东不许一个人外出。特别是1982年中央发出打击走私犯罪的紧急通知后，广东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东搞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有人搞走私，搞投机倒把。所以，那时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压力很大。特区搞得对不对，搞特殊政策对不对，也有各种议论。”

外界的议论不足为奇。五年来，深圳人顶住了种种非议和压力。他们深知，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这一切，对于这些勇于第一个“吃蟹”的创业者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是怎么看待特区的，对深圳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深圳特区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对了还是错了，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在这关系深圳特区能否继续前进和全国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关键时刻，深圳的“拓荒牛”们无不翘首以盼，他们盼望有一天特区的倡导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亲自来看一看深圳的发展，听一听他们的声音，为深圳人和每一个关心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人排忧解难，指点迷津。这一天，他们终于盼到了。

此时此刻，初到深圳的邓小平心情一样迫切。

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梁湘、周鼎等人一一握手。

汽车驶向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这时，距农历春节还有7天的时间。紫荆树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一晃五年过去了，深圳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

坐在后面一辆轿车中的深圳市委负责人，兴奋之余不免又有些紧张。他们清楚地知道，邓小平倡议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五年来，深圳发展的每一步都倾注着邓小平的心血：1981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期，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这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年初，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拍板：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五年来，他们只是按照建设的需要去做，这样行吗？这次，邓小平是会肯定还是否定，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汽车驶入桂园别墅。一进别墅门，老人的外孙就嚷着：“外公，这儿好漂亮，在这儿照相。”

邓小平招呼家人：“喂，喂，命令照相呢！好，照！”

“咔嚓”——邓小平笑了。

几个紧随其后的深圳官员看到这一幕，悄悄议论：“小平同志好像心情不错。”

下午3点，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

“开始吧。”邓小平手里拿着市委常委的名单说。

这时，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开始介绍深圳特区的自然环境，五年来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改革推进的情况。

梁湘说，办特区后，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深圳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共与外商签订协议2 378项，协议投资118亿港元，引进了15 000多台（套）设备，其中不少是20世纪70年代的先进产品，新修建了上百间工厂，开始进行了人事、工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邓小平插话说。

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汇报中，梁湘提出深圳希望发行新货币。

听到这里，邓小平关切地问：“对人民币究竟影响有多大？”

梁湘说，深圳当前流通三种货币：人民币、外汇券、港元。

邓小平问：“港元为主？”

梁湘说：“估计农民手里有1亿港元，事实上港元占主要市场。”

邓小平问：“发行一个货币对人民币打击程度怎样？”又问，“土地收税，是否与香港一样？最近一个美国学者讲，应收土地税，否则以后吃大亏，你们研究一下。”

邓小平接着说：“核电站要搞。”“华裔朋友（指陈济棠的儿子）提出在深圳办一所大学，以美国的办学方法，设管理系、电子专业，教员请外边著名学者兼课，管理请华人当校长，规模大得很。”

梁湘说：“我们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尤其是离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希望相差甚远……大家早就盼望您来看一看，今天总算盼到了。”

一时，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吸着烟……

“我们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梁湘再也憋不住了。

“你们讲，我听。”邓小平说。接着他又说，“这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我装在脑壳里，不发表意见”。

嘀嗒、嘀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都能听得见窗外法国梧桐树叶迎风摇曳发出的沙沙声。

“那么，散会吧。”梁湘宣布。

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呢？

听完汇报，邓小平在省委、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乘坐旅行车观看市容。一路上，邓小平目不暇接地望着窗外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停地询问这是什么工地，那座高楼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梁湘等人一一作答。

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人乘车来到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中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忙于采购年货的人发现了穿深灰色便服的邓小平，喜出望外，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向他们挥挥手，并亲切地向他们问好。

随后，邓小平乘电梯登上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当时，天气还很冷，八十岁高龄的邓小平全然不顾，兴致勃勃地顺着这座高层大厦天台的围墙，从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南面，时而凭栏远眺，时而俯瞰近景，尽情地饱览深圳特区的建设风貌和深圳全景。在这里，近处的深圳全景，蜿蜒的深圳河，远处隐藏在雾气中的香港，尽收眼底。

国际商业大厦脚下两平方公里处是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在特区的规划图中，这里将成为深圳特区未来的商业金融中心，也是香港从新界跨进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门槛。这里将大部分引进外资，兴建198幢18至48层高的高楼大厦。在邓小平的面前，矗立着已经建成和正在施工的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群。通信、供水、供电、供气、防洪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初具规模。在这里，邓小平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正在崛起。

这时，邓小平的目光又落在马路对面正在施工的国贸大厦上。这座后来被誉为“神州第一楼”、高53层的现代化建筑，此时正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升高。特区的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大面积滑模的先进施工工艺，在这儿创造了蜚声中外的“深圳速度”。

天色已近黄昏，气温明显下降。随行人员中，有人取来一件大衣，邓小平摆摆手，依然扶着栏杆，望着晚霞映照着的生机勃勃的特区。最后，他远望南方的香港，陷入了深思……

过了很久，邓小平对身旁的人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的电脑工厂和电脑软件厂参观。这个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成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电脑软件和电脑外壳等。邓小平一到厂里，就被这里有趣的电脑应用技术表演和工程师的生动介绍吸引住了，原定安排15分钟的参观时间，延长到整整40分钟。

副总工程师王兆全向邓小平介绍了他们是如何根据特区的特殊政策，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电脑技术，然后又是怎样自己制造出功能、质量完全达到先进水平的电脑设备来，既少花外汇，又赢得了时间。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

当王兆全汇报到国外对电脑软件的生产如何重视，如何供不应求，而我们中国人多，只要通过引进样机，然后加以学习、消化，是完全有条件大量生产软件，进行智力输出时，邓小平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他说：“搞软件生产，咱们中国有这个条件。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

邓小平望望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全省农村的首富村——深圳河畔的渔民村。听说邓小平要来，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早早便来到村口等候。看见自己盼望已久的邓小平终于来了，吴伯森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即迎上前扶住邓小平说：“邓伯伯好！欢迎您，欢迎您！”

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几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他们利用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优越地理条件，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79年，人均收入达1 900多元，居全省农村之冠。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个万元户村。1982年，35户农民全部住进了村里统一新盖的两层小楼。1983年又刷新纪录，人均收入达2 800多元。饮水思源，老支书一再向邓小平表达对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并高兴地陪同邓小平参观了配有空调设备的文化馆。接着，他特意请邓小平到他家做客，邓小平欣然答应。

新春将至，吴伯森的家里一派喜庆景象。陈设精致的客厅里，两盆果实累累的金橘，增添了很多欢乐的气氛。1983年2月，胡耀邦到吴伯森家里做客时，看到老吴穿着旧唐装，脚踏凉鞋，曾对他说：“你也应当穿漂亮一点。”所以今天吴伯森特意穿上崭新的呢大衣，皮鞋也叫老伴给擦得乌黑发亮。

邓小平同吴伯森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吴伯森如数家珍地点着家里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新式家用电器，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您为我们制定了好政策！”

邓小平说：“应该感谢党中央。”

接着，邓小平又询问了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 800多元，家家是万元户。吴伯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

走出客厅，邓小平参观了老支书家里的卧室，走进厨房观看了那全套不锈钢炊具、电子煤气炉以及院子里的各种花卉，并愉快地同老支书一起站在门口，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

当走出渔民村村口时，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水平，全国人民达到要多少年？”

邓小平说：“大约需要一百年。”

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

邓小平说：“至少也要七十年，到本世纪末，再加五十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再加五十年”，那不正是下世纪中叶吗？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际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1983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论证，到这次的南方视察，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们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有责任提出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

深夜，桂园别墅楼上的灯光还亮着。深圳的许多干部群众还站在宾馆外，远远地望着那窗口亮着的灯光。

1月26日上午8时30分，当汽车的马达声响起，邓小平乘坐的小轿车缓缓滑过桂园别墅的林荫道驶向蛇口时，邓小平也许不会想到，他此时留给深圳人的是一串沉重的问号……

1个小时后，车到蛇口，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湾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里是香港招商局主办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宽阔的道路绿树成行，现代化的标准厂房鳞次栉比，已建成的47个独资和合资企业中，30个已开工生产。

在工业区办公大楼7楼会议室里，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他说，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建成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区，共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没要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袁庚谈到这里，觉得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

邓小平说：“没关系。”

袁庚又继续讲了20多分钟。他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除此之外还实行了工资、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他说，工业区有很大的自主权，办事无须左请示右请示，看准了就可以拍板定案。想当厂长、经理的人也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全部实行招聘制，靠本事吃饭，靠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说着，袁庚把三十六岁自学成才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要乔胜利坐到他身旁，问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等情况。邓小平说，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

听完汇报，邓小平走到窗前，指着一派繁忙景象的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接着，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邓小平听了，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看木箱上的英文，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说：“很薄，很光。”

结束铝材厂的视察，邓小平一行登上微波山视察微波通信站，并从山顶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他还向企业负责同志了解了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到即将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做客。这是由一艘退役海轮改建而成的服务设施，这艘海轮在法国建造，戴高乐总统曾经乘坐过，后来被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

登上9层高的“明华轮”，大家都有点累了，陪同人员劝邓小平到“总统房”休息，可邓小平的精神特别好，在女儿邓蓉的陪同下，来到顶层甲板上。邓小平时而望望蛇口工业区，时而转身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时而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

午宴上，邓小平特别高兴，连饮三杯茅台酒。应“明华轮”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邓小平离开“海上世界”时，自发来欢送的人群热烈地鼓掌，并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一行的车队朝港口驶去。

车上，梁湘问邓小平：“您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就是绿化还不够。”

梁湘回答说：“今后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尽快把深圳绿化好。”

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着珠海经济特区驶去。

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是，这“满意”仅仅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因为在深圳的这几天里，他自始至终没有说多少话，特别是没说一句结论性的话。

26日下午，邓小平乘炮艇渡过伶仃洋到达珠海，入住中山温泉宾馆。邓小平要在这里休息三天，然后再到珠海市去看看。

27日，邓小平和家人正在宾馆散步。忽然，听到对面的游人向他高喊：“邓伯伯好！”“小平同志好！”“邓爷爷好！”他马上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广州荔湾区宝盛沙地小学的吴慧明一家三口，见到邓小平后介绍说：我们是广州来的教师，是来旅游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笑了。

稍后，邓小平在参观宾馆的商场时，又一次与吴老师一家邂逅。这一次，吴老师八岁的女儿谭志颖挣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到邓小平跟前，立正、鞠躬，然后甜甜地叫道：“邓爷爷好！”

邓小平弯下腰，和蔼地与小姑娘交谈起来。小姑娘告诉邓爷爷，她是广州荔湾少年宫学书法的学生，作品还拿到国外展出过，很想送幅字给邓爷爷。邓小平认真地问：“你写什么字呢？”小姑娘不假思索地说：“我祝您长寿，就写‘长寿’两字好吗？”邓小平听后笑着连说：“好，好，好！”接着又弯腰亲吻了另一位老师带着的小男孩，才向他们挥手道别。

随后，他在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和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人。

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说：“看来路子走对了。”

29日上午，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和市长梁广大等来到中山温泉宾馆，接邓小平到珠海市参观。

途中，邓小平一边观看市容，一边听取市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吴健民知道邓小平的耳朵有点背，所以一直是靠在他耳边向他介绍情况。邓小平极少插话，只是仔细地听着。

当吴健民谈到珠海经济特区创办五年间引进的投资项目时，邓小平问：“为什么在特区的项目那么少？”

“因为特区的范围划得小，才15平方公里多一点。开始引进的项目，多放在各个公社中去了。

“嗯……”邓小平听后，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但他没有发表意见。

车子很快就驶进了拱北，先后经过了拱北工业区、通澳门的口岸、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飞机场和南山工业区。邓小平虽然没有下车，但在车上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坐在他身边的吴健民了解有关情况。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到这些，邓小平欣慰地笑了。他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满意。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了香洲毛纺厂。年轻的厂长黄国明是珠海人，改革的洪流把他从一名普通的渔家子弟推到了中国第一批补偿贸易型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1978年冬，香洲毛纺厂正式签订了中外合作办企业的合同。这是我国步入改革开放历程后签订的第一批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合同。这个厂从基建到投产前后不到一年。

邓小平参观了该厂的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各个工序。

“这些设备是哪里的？”邓小平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向黄国明提问。黄国明按每个工序的运作作了简要的介绍。

“是从联邦德国、瑞士、日本引进的。”

“原料是哪里的？”

“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产品销往哪里？”

“全部出口。我们是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

“三来一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出现在工业经济辞典中的一个新名词。尽管这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经营模式，但对工业基础几乎是空白的珠海经济特区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三来一补”创造原始积累的财富，继而向自主经营的外向型企业方向发展，香洲毛纺厂“借鸡生蛋”，已成为由中方独立经营的外向型企业。

在香洲毛纺厂看了20分钟之后，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了狮山电子厂。这是一家珠海市自行设计、生产收录机及音响的替代进口型企业。见前来接待他的厂长李振是个年轻人，邓小平高兴地同他握手。

接着，李振向邓小平汇报了建厂的情况。他陪邓小平沿着整条作业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作详细的介绍。珠海工业几乎是从一片空白起步，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能生产出自己设计的收录机、音响等电子产品，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临别前，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出橱柜，认真地听着介绍，然后他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厂长，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

“我是自己学习的。”李振回答说。

邓小平显然没有听清楚，侧耳问身边的人。女儿邓蓉说：“他是自学的。”

邓小平笑着说：“是自学成才的啊。好！”

这时，吴健民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

邓小平问李振：“你多大年纪了？”当这位厂长回答“二十八岁”时，邓小平连声说道：“好！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好，年轻人办事好！”

10时左右，邓小平到刚刚落成的珠海宾馆休息，宾馆总经理张倩玲陪着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宾馆。邓小平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

中午，邓小平在珠海宾馆用午餐。席间，吴健民对邓小平说：“中国兴办特区，同时充分利用港澳，是难以分开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深圳和珠海，感受尤深。这也许算是中国的特色。”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突然，他问吴健民是不是大学生，吴健民回答说：“我没有上过大学，1956年8月至1957年12月，我曾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与卓琳同志是同一期的同学，我年纪大了，已决定退下来。”邓小平听后略转过头去，用慈祥赞许的目光望着吴健民。

按照接待方案，考虑邓小平第一次到珠海来，机会难得，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总经理张倩玲请示了梁广大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待邓小平用完餐并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道：“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心情愉悦的邓小平欣然接受。他在人们的簇拥下，站起身来向桌子走去，拿起笔蘸了蘸墨汁，问道：“写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十分果断地挥笔题下了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又一次使人们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毫题词呢？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心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深圳市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求邓小平题词。市领导的这一决定，实质上是想通过这一方法请邓小平给深圳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这何尝不是深圳人的共同想法呢？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广州，路经顺德时，邓小平下车参观。在清晖园，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顺德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他说，顺德人养鱼、种甘蔗、种花卉，发展商品生产，正逐步富裕起来。

在听取汇报时，邓小平插话说：“塘鱼产量高，值钱，各种糠皮可以喂，我在泰国看到很便宜。”“日本人一个人有100斤鱼，所以体质好。”“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利用得还可以，水不行。”

到达广州后，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

此时，邓小平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在等待他的题词。

张荣接受任务后，即于30日一早赶到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农历的大年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盼望着……

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讯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1月31日，邓小平参观了白天鹅宾馆，称赞这是搞得较好、赚钱的大饭店。邓小平在看了总统房后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比这里的差得远了。就那么几个房子，要900多美元。他问宾馆的负责人：“这个多少钱？合美元是多少？”听完报价，邓小平说，“按这么算，这里的总统房值3 000美元。”

在白天鹅宾馆，霍英东请邓小平吃西餐。服务员问邓小平：“喝什么酒？茅台酒？”邓小平说：“威士忌。到这里就是喝洋酒。”席间，邓小平的外孙、外孙女在餐厅玩耍，高兴地到处跑，邓小平看着他们和蔼地说：“你们要精神文明，不要闯祸。”

2月1日，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领着外孙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您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接着，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兴奋得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礼节。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响起——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深圳市副市长邹尔康拿起听筒。

“题了！题了！”听筒中传出的是张荣激动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尽量控制着激动的心情急切地问。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并未说出来，而是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下结论。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而作出的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杜鹃开得格外火红，金橘黄得格外耀眼。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心里又是何等喜悦啊！

国庆35周年庆典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和全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一次大展示。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阅兵是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49年到1959年，天安门广场上共举行过11次阅兵，开国大典、国庆五周年、十周年规模都较大。虽然那时新中国还并不富裕，但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仪式却鼓舞着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记录着共和国奋进的足迹。此后，由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令人激动和振奋的阅兵场面消失了。

1980年3月10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听取了总参谋长杨得志的工作汇报后说：部队阅兵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搞分列式就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的培养有实际意义。搞阅兵，把军队摆出来，让人民看看，也可以密切军民关系。3月18日，总参谋部向全军发出通令：恢复军队内部的阅兵。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1984年10月1日举行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庆大阅兵。

1983年12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为组长的三十五周年阅兵领导小组和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总指挥的首都阅兵指挥部相继成立，各项准备工作迅速全面铺开。

1984年3月2日，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常委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听取北京军区参谋长、阅兵副总指挥周衣冰关于阅兵方案的汇报，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84年10月1日，金秋的北京一派喜庆景象，粉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会和阅兵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广场上，10万名青年用他们手中的花束轮番变换出各种巨大的图案。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除了国内各行各业的代表外，还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世界著名华裔科学家在内的华侨代表和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代表。各国驻华外交官、在京外国友人、来华专家等，也应邀登上了观礼台。

9时40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全国各界代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以及越南老朋友黄文欢，登上天安门城楼。霎时，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五彩缤纷的气球腾空升起。

上午10时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大会开始！”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隆隆的礼炮声，一辆黑色的红旗牌敞篷车缓缓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停在桥头。站在这辆敞篷车上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受阅兵总指挥秦基伟的报告。秦基伟向邓小平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后报告：

军委主席：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你检阅。

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阅兵曲，阅兵车缓缓向东驶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开始了。邓小平频频挥动右手，向三军官兵致意。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他那亲切的问候不时从阅兵车上的扩音器传出来。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三军官兵以响亮、坚定的回答向统帅和人民表达敬意。

嘹亮的对应声此起彼伏，从一个方队传到另一个方队，在长安街上空久久回荡。这壮观的场面通过电视实况转播，传送到国内外亿万电视观众的面前。

整齐的方队、崭新的装备，依次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望着这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英姿，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无疑振奋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心。祖国的强盛和繁荣，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就连一位四十多年前的反共作家也不得不客观地作这样的评价：中外古今的阅兵礼，照例是受检阅的官兵高呼“万岁”的，从恺撒到拿破仑、从沙皇到凯瑟琳、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华盛顿到罗斯福、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以及许多国家的阅兵礼，“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已经成了惯例，而唯一的例外，是邓小平。他将慰问官兵的感情，掺杂在阅兵典礼中，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创举。

10时18分，邓小平检阅完受阅部队。10时19分，他回到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

他宣告：“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他满怀信心地描绘了本世纪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对外政策是国庆典礼必讲的内容之一，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中国人民为独立、自由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总结。邓小平的国庆讲话，则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向全国人民描绘了我国本世纪末的具体的奋斗目标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使全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10时23分，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开始了。

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八一军旗，雄赳赳、气昂昂率先进入广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六个军事院校的方队紧接其后，这些未来的将军最先接受检阅，中国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寓意昭示于世。

10时58分，分列式结束。《歌唱祖国》的乐曲奏响了，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群众游行开始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由18 000人组成的仪仗队，他们簇拥着国旗、国徽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塑像，还有各种体现奋斗目标、时代精神的横幅、彩车。在通过广场时，“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之后，农民队伍走过来了，他们有的吹着唢呐，有的跑着旱船，一片喜气洋洋。农民大军作为游行的前导方队，打着“联产承包好”的醒目横幅。看到这个情景，邓小平转头对身旁的西哈努克亲王高兴地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农业队伍。”西哈努克由衷地夸赞说：“中国的农业搞得好，是因为阁下领导和中国的政策好。”邓小平笑着说：“标语上写得很清楚，是因为政策好。”

农民队伍之后，是由6万人、42部彩车、13幅标语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工业、科教队伍。其中有条横幅十分引人注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特制的两辆大型彩车上的标语。

在深圳特区的彩车后面，是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当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行至天安门城楼前时，忽然，人群中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神经高度警敏的中外记者纷纷按动快门，抢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这一镜头在电视屏幕上仅仅闪动了几秒钟，但它却在中华大地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这四个字不仅表达了大学生们对邓小平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拥护，也最真实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邓小平的敬意。

事后，几位制作横幅的大学生说：我们不像人家赞誉得那么高，我们写这幅标语首先是出于真诚，一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由衷的祝愿。我们知道，是他和党一起，率领10亿人民担起振兴中华的大业。我们都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如果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这种变革，我们是不可能跨入学校大门的。另外，党的政策在农村及全国各地实践、开花、结果，的确激起了我们的各种感激之情。我们反对个人迷信，也反对过誉的吹捧，同时，我们又站在同志及晚辈的立场上，肯定我们领袖的功绩，赞美为民族的复兴建立奇勋的邓小平。

一位出席国庆大典的外国友人说：我荣幸地出席了贵国的国庆大典，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举动在几年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它体现了群众与领袖之间坦率和朋友般的关系，是个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表现了人民对邓先生的信任和对开放政策的拥护，说明了中国正从“四人帮”时的非民主向民主的方向健康前进。

10月1日的天安门游行队伍最后出场的是欢呼着、跳跃着奔向广场的23000名少先队员，他们象征着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望着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对西哈努克亲王说：“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

十二届三中全会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一个重要的三中全会。它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单项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1984年，邓小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第六个年头，一方面，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迅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农村经济空前发展，农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化农业迈进。这种形势既为全面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也为城市全面改革提出了配套进行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试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起步，财政、税收、物价、流通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进行探索。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及时指导我们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1984年国庆节，在共和国三十五周年的庆典上，邓小平郑重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10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面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会前，邓小平多次向中外朋友介绍这次全会，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

他还把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比较，说：“1978年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的雄心壮志。”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确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它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此，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经过会前充分的酝酿讨论，九易其稿而形成的。它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一、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二、首次在理论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作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判断。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三、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通过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四、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适当地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地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

五、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一方面，应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调整价格的同时，要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比较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六、提出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改变过去那种企业实际上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状况，要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和竞争，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也有利于政府机构发挥管理经济的应有职能。

七、提出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消费资料分配问题上，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

八、提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九、提出起用一代新人，加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

《决定》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全面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在《决定》通过后，对其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在谈科技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又一次提起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从此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863”计划

“863”计划是中国在20世纪末的高科技发展战略。提起中国的高科技，人们就会想到“863”计划。有人称它是中国的“尤里卡计划”。

当今的世界，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广，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引起了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间进行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因素。许多国家纷纷制订并实施各自的高技术发展计划。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借同苏联进行军备竞争而占据科学技术的制高点。紧随其后，法国及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等相继出台。这些计划都把科学技术领先权列为竞争重点，使这些国家的国防、政治、经济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

我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很不发达，经济、科技等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这种国情下，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世界科技领域的发展动向，思考着中国的对策。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尽管比较落后，但“下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从长远的战略出发，必须积极发展高科技，为下个世纪中国的全面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亲自领导了高科技重大项目的制定与决策，“863”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中南海。这一建议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方民等四位著名的老科学家提出的。他们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和制订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

很快，两天之后，即3月5日，邓小平就在这个建议上作了重要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对我国的高技术发展战略进行全面论证，制订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

在研究论证高科技的发展项目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科技发展项目应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为此，又报告中央。

4月6日，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邓小平确定的这样一个方针及时而科学，从而促进了计划的迅速制订。9月，有关方面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的计划报告。

10月6日，邓小平又在计划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

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批复如此迅速和果断，充分反映出了他对于发展中国高科技的紧迫感和坚决态度。

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和意大利学者齐基吉时透露了他的心情和想法，他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为提出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和邓小平作出指示的时间是1986年3月，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就简称“863”计划。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在几个重要的高科技领域追踪世界水平，对我国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对国防实力的增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定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

这样重大的一个计划，从提出建议到最后决定，只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既认真又迅速。这同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863”计划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计划，目的是集中部分精干力量，在几个主要的高技术领域积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创新，力争在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以选定的重点项目为目标，带动相关方面的科技进步，并将成果推广应用，为改造传统产业和建立新兴高技术产业服务。通过计划实施，培养和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为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形成具有相当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按照“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863”计划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个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及时地、积极地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计划共确定了15个主题，90多个专题，560个课题。从“七五”期间先投资10亿元人民币开始，到2000年总投资约100亿元人民币。

“863”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很快就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取得了重要进展。“863”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成为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高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将“863”计划的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国家重点攻关计划中的部分成果、基础成果、科技发明、专利成果等进一步开发，使之成为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产品，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

1991年4月，时刻关心着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邓小平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再次为我国高科技发展明确了方向。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倡导下，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化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大批有重大突破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经国务院批准，相继建立了一批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八五”期间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3 353亿元，工业总产值2 961亿元，利税402亿元，出口创汇53亿美元，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高技术企业集团，它们在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企业中有联想集团、北大方正集团、清华同方集团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创办的高技术企业，有四通集团、京海集团等民营企业，也有长城计算机集团、赛格集团、熊猫集团等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高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技术商品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国际化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十二届六中全会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的任务，集中概括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之内，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初步的系统论述，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逐渐被打破。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改革的铺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人们精神世界方面的一些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方面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党内也出现了严重腐败的现象。例如，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侵入，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死灰复燃，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等。

然而，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和一些党的组织中，却存在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这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邓小平不断提醒全党，必须改变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况，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突出地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全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高度，强调了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为了解决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

全会按照全面改革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近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这个决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观点，并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决议》首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阐明了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要求全党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还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和党组织与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一定要首先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带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六大建设：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文化建设，理论建设，共产党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第一次把民主、法制、纪律的观念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

在起草和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的过程中，理论界、思想界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反对在文件中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理由是把自由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等于把自由的旗帜送给资产阶级。也有人在报刊上和座谈会上发表看法，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一起创造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把“自由”这种光辉的字眼送给资产阶级，于理不通。字眼上的争论反映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不同态度。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有人再次提出，删去《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为此，9月28日，邓小平在全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重新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说，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邓小平非常坚决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最后还是写进了《决议》之中。《决议》鲜明地表现出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立场和态度，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伟大意义。

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

对国际形势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分析，从而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我们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这两个重要的转变，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依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作出的。

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通过冷静、客观地观察国际形势得出的基本结论。

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种思想认识，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为世人所瞩目。我们党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预测历来十分重视，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我们党一度曾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过分严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期里，全国备战，全民皆兵，一切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以致盲目搞“山、散、河”，“一、二、三线”，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

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根据对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1975年和1980年他曾先后多次指出，大仗五年打不起来，以后又说，大仗十年打不起来。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邓小平的这一判断，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军队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从而适时地把全党、全军的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说：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时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见施密特时曾说，他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将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施密特则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陪同会见的邓小平一言未发。

十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旧话重提，但观点却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

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它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邓小平基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引导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从而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和其他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称赞。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及时提出了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

“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之间的争夺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因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果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及时地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突出独立自主。

1983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说：“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60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我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要转变，他说：

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他明确指出，中国“不搞政治游戏”，“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邓小平关于“两个转变”的思想，对于后来我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他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百万大裁军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伸出一个指头，发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声音：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一重大决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诚意，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欢迎和普遍赞扬。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官员、军事观察员和武官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新中国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的二十五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看到这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盛大阅兵式，举国振奋，世界震惊，邓小平也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也许，日后那个举世震惊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1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11月1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微笑地望着在座的高级将领，“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在触及了军队高层老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根据近年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接着，他从军队干部的年轻化和体制改革，讲到了军队的进一步“消肿”，讲了这次裁军百万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据此，他提出：

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二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他进而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的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对地方也是个支援。

邓小平的这番话，使在座的高级将领陷入了深思。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记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在1977年12月的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1980年3月12日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他讲得更为明确，“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在国际形势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所以，在听了邓小平这次全面系统的讲话之后，这些高级将领都意识到，这是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全军的精简整编方案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

多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军队高层干部老化和机构庞大臃肿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这年的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军队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即要抓编制，克服“肿”的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三年内将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并配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次会议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了13.6%。但后来，由于邓小平受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批判，军队的“消肿”工作被迫停了下来。

1977年，邓小平复职伊始，便在当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这次会议按确定的编制精简，以后还要精简。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消肿”：“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1975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

按照邓小平军队要“消肿”的思想，1982年9月1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分别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基建工程兵撤销。

可以说，这次精简整编与前几次相比，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但是，邓小平并不满意。他在整编方案上批示：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我国军队的落后现状使这位长期以来主持军委工作的老人忧心忡忡。

当时，有资料表明，世界上几个军事大国的军队中官兵比例分别是：苏联1:4.56，美国1:6.15，联邦德国1:10，法国1:17；中国则是1:2.45，平均一个军官只领导两个半兵。而中国军队的员额却相当于美国的2倍，略高于苏军的人数。

从1949年以来，中国军队的人数一直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而由于机关庞大、机构重叠而造成的官兵比例极不合理的状况，又使有限的军费大部分被“人头费”占去了，根本未能有效地用于军备更新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于是，经过几年的准备和酝酿，邓小平提出了裁军100万的宏大计划。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邓小平说：

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他进而指出：

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在这方面，我看没有不同意见。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看问题的。

接着，邓小平讲到了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全球战略和第三世界人民力量的增长。他说，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说：

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的电波都在传递着新华通讯社的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要完成这一宏大的计划，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那次军委座谈会上所说的，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1985年便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 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三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完成。

经过这次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了若干个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合并成了国防大学，从而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和平的诚意，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几年后，世界各国政治家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时，仍赞不绝口。

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十三大实质上主要有两项重要准备。一个准备是人事问题。这在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明确。老一辈革命家从党的事业着想，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带头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徐向前、邓颖超、彭真、聂荣臻“四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实行半退。即大家所说的“四老”全退，“三老”半退。还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轻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实行年轻化的步伐，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基本上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

另一个准备是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对这项重要的准备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注。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他作了重要指导。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实际上邓小平指出了报告要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们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他还多次指出，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党的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

从1987年2月底开始到3月中旬，中央反复讨论了报告的思路、结构和主要内容。

3月21日，中央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其中说：“大家都认为，这个文件，关系重大，一定要写好，要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写清楚，写出分量来。”还说报告准备写七个部分。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

报告的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四天之后，即25日，他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随后，中共十三大报告以邓小平批准的设计方案为基础，几易其稿，最后形成。报告包括七个部分：1.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3.关于经济发展战略；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5.关于政治体制改革；6.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7.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党的十三大开过后，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

党的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三大即将在这里隆重开幕。

邓小平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邓颖超高兴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向你祝贺十三大的召开。”

“大家一起祝贺，向大家祝贺。今天是党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值得祝贺。”邓小平一边热情地同邓颖超握手，一边笑着说。

当得知来采访这次大会的国内外记者很多，有400多人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好嘛，好嘛！这说明我们的这次大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

题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党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对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过论述。如：1987年4月26日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4月30日的《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7月4日的《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0月13日的《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等。特别是8月29日的《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他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给初级阶段下的定义是“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他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确认识这一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基本路线及其政策的基本依据。同时明确规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报告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部署是邓小平经过反复思考后提出来的。

党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进行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同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在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上，没有邓小平的名字。虽然大家知道他同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实现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带头退了下来，但有些代表还是投了邓小平的票，可见他在党内，在人民心中威信之高。

在中共十三大新闻发布会上，香港记者提问道：“邓小平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今后怎样发挥作用？”

中共十三大新闻发言人说，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功勋是人所共知的。他在我们党和国家中起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不是因为他担任了什么职务，而是由于他思想正确而决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没有当总书记，但是仍然是党的政策的总设计师。现在，他离开了中央委员会，由于他的威望和智慧，仍然能够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1月2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十三大宣布，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开拓创新的伟大成果。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新的探索，同时也开始了新理论的开创。在完成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提出。

中共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及党中央继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并阐述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所不同的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观点，并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

中共十三大比较全面地将这些新的理论观点概括为12条，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即：

1.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2.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3.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5.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6.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7.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8.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互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9.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10.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11.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12.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这12个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以及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中共十三大开过不久，邓小平对十三大的特点作了概括：“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他还说，“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这实际上是对十三大的高度评价。

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三十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这是一次被推迟了的中苏高级会晤。邓小平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进行了许多年的努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两个月前，邓小平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作为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波是强烈的。苏联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现实。随着中国国门的敞开和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苏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放出一个试探气球：他一方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谈到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后，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一是发展中日关系，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这四大心愿中，就其复杂性而言，恐怕要首推中苏关系了。

中国和苏联原是具有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曾给予新中国很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援助，在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中，凝结着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然而，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具规模和实力的时候，苏共领导的老子党作风也愈演愈烈，导致了潜在的裂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邓小平曾多次受命赴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他是中苏两国由同盟关系走向对抗关系的亲身经历者，是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这方面事宜的专家。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心中，至今仍留有浓重的阴影。然而，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账。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当政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丝毫未改善中苏关系，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威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100万人，在北面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先后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时隔一年，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这就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毛泽东在世时，为了摆脱同时与美、苏为敌的不利局面，决定采取“一条线”战略，即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结为“一条线”，侧重反对苏联的威胁和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这一战略的实行，对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的一页虽然已经翻了过去，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旧账、新账，恩恩怨怨并未了结，改善两国关系谈何容易。自从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吹风”后，调整中苏关系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邓小平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这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症结是什么，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认识。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看一看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早在二十年前就相识了，因此，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

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这番话，点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大障碍。这年8月，他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982年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三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再一次来到北京。10月9日，仍旧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他。宾主阔别三年再度相见，话题自然很多，然而一个重要话题仍是中苏关系。

从1982年到1985年，国际局势和中国、苏联的国内形势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席卷全国之势。邓小平通过长期观察，认为世界上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基于这种判断，党中央制定了抓紧时机、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发展经济需要创造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从这点出发，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自1982年10月以来，中苏两国虽然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三大障碍没有清除，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为了打破政治关系上的僵局，邓小平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这期间，苏联由于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的拖累，国力逐步削弱，美苏争霸态势由苏攻美守变为美攻苏守。改善中苏关系对苏共领导来说，已是势在必行的了，然而此时的苏共中央不得不忙于应付一种新的危机，一种因班子老化而带来的困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执掌权力18个年头后离开人世。也许勃列日涅夫在接班人的考虑上太欠缺居安思危的意识，因而他死后，苏共高层立即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接替勃列日涅夫职务的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已六十八岁，他主宰克里姆林宫仅仅一年半即告别人世。随后而起的契尔年科状况更为不佳，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执政只有13个月，一场突发的心肌梗死夺去了他的生命。接二连三的人事更迭和死亡威胁，迫使苏共中央不得不尽快起用新生力量。

1985年3月10日，就在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政治活动家是作为苏共中央更新换代的代表被推上总书记位置的。他一上台，就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3月13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契尔年科的隆重葬礼。在参加葬礼的队伍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会见李鹏，感谢中国政府派代表团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他说，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苏中之间应该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戈尔巴乔夫的话，被许多人视作一种解冻的机遇。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捷，善于寻找解决问题切入点的政治家，此时此刻，一种新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1985年10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的谈锋正健。话题转到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首要问题，他很率直又很幽默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作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话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吧？”齐奥塞斯库点点头说：“这个月22日将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召开《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我们会见面的。”邓小平略一思索，说道：

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

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中苏高级会晤的设想，这位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个人身体于不顾的诚意显然感动了齐奥塞斯库，他忙说：“我欢迎这样做，也一定代为转达。”信息递过去了……不久，苏方做出了反应。11月6日，在苏联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苏联大使说：“你们领导通过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的口信收到了。”11月下旬，李鹏副总理率团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路过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成熟，建议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高级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先决条件。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大建设性步骤。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了下来。

中苏关系仍处在微妙状态……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演说。他在谈到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时说，苏联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对于中国，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他还许诺在1989年年底以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等等。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在考虑中方的谈判条件上向前迈了一步。

细心的西方观察家还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贤内助”赖莎此时也对中国表现出极有兴致。她引人注目地光顾了大型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赖莎身着浅灰色套裙，肩挎苹果绿小提包。和谐、淡雅的装束衬托出这位“苏联第一夫人”的风韵。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她兴致盎然地观看了每一个展台。在参观过程中，她热情称颂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向中国人民表示了美好祝愿。不久，赖莎又应邀来到中国大使馆观看时装表演。她称赞中国时装模特身材苗条，富于艺术感，服装、动作和表情十分和谐。当然，萦绕在赖莎心头的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离开中国大使馆时，她留下了这样的赠言：“我很高兴看到，苏中关系在各方面有所改善。”

西方媒体将他们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细节都披露于众，使国际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一举动争得了几分主动，他们纷纷猜测中国将如何反应。

1986年9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地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这在双方关系破裂二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邓小平在作这种表示时，既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的迫切心情，又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的：“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中心位置。”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邓小平的两次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然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排除三大障碍上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事实上，苏联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他们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肯在改善两国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致使中苏关系仍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1988年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届会议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到此时，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一年的12月，钱其琛作为1957年以后第一位正式访苏的中国外长抵达莫斯科，就三大障碍中的重要障碍——柬埔寨问题的早日公正合理地解决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很正常，我相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外长的出访，正式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柬埔寨金边政权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1989年2月，在中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之际，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中国。双方经磋商确定，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也就是说，邓小平三年前提出的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设想，5月将在北京实现。

消息不胫而走，世界为之瞩目。邓小平为这次会谈确定了明确的方针：“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账，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终于见面了。会谈是友好的、坦诚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

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他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以中苏最敏感的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十分巧妙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戈尔巴乔夫神情专注地听着，对于那场中苏大论战，他在访问中国前已经作过详细的了解，他十分清楚坐在他身边的、比他年长二十七岁的邓小平是当时苏斯洛夫最头疼的对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对邓小平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作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第二个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他说：“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20世纪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占，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说到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很敏感，也有点紧张，他不清楚中国领导人又翻出历史旧账来做什么。他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了一个成果。”谈话间，邓小平特意问戈尔巴乔夫还记不记得三年前请齐奥塞斯库捎口信的事。戈尔巴乔夫连连点头表示记得，并说：“三年多的时间，清除三个障碍，平均每年一个。我要感谢你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来庆贺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

中午，邓小平设宴招待了戈尔巴乔夫一行。午宴后，戈尔巴乔夫从人民大会堂返回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时，把车窗摇下来，不时地探出头去，向沿途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邓小平说过，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