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失去了信仰。他没有停止信仰上帝,但上帝及其余的一切都成了某种缺乏表现力且单调的东西,就如他那本《圣经》里的插图。
当佩乌斯基夫妇从科图舒夫乘车到来的时候,当他每天晚上玩惠斯特 的时候,当他谈论艺术的时候,当他盘桓于自家酒窖的时候,当他修剪玫瑰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当他闻到衣柜里飘散出的熏衣草香味儿的时候,当他坐在自己的橡木书桌边,手里握着金黄色笔杆的自来水笔的时候,当晚上妻子给他按摩疲乏的后背的时候,他觉得一切正常。可只要他一出门,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家到别的地方去,哪怕是到耶什科特莱肮脏的市场或是到附近的村庄,他的肉体便会失去对世界的承受力。
看到那些坍塌的房屋、腐朽的篱笆、那些被时间磨光的铺路的石头,他心中思忖:“我生得太晚了,世界正在走向尽头。一切都玩儿完了。”他脑袋涨痛,视力减退。地主觉得,看什么都比先前昏暗,脚也冻僵了,某种不确定的疼痛穿透了他全身。只有空虚和绝望。哪里都找不到救援。他回到府邸,躲进自己的书房——这样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止住世界的崩溃。
然而世界却依然崩溃了,是的,崩溃了。地主为了躲避哥萨克匆忙逃跑,回来后看到自家被洗劫的酒窖,便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酒窖里的一切都遭到破坏,酒桶被砸碎,被劈坏,被践踏,被倒空。他去检查损失,踩在淹至足踝的葡萄酒里。
“毁灭和混乱,毁灭和混乱!”他喃喃说。
他躺在遭到洗劫的家中床上,心想:“世界上的恶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既然是善良的,为什么允许恶存在?莫非上帝不是善良的?”
国家发生的变化成了医治祖传忧郁症的良药。
一九一八年,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多如牛毛,但无论什么都不像行动那样能有效地医治忧伤。整个十月份,地主都在逐步开展社会工作。到了十一月份,忧郁症便离他而去,他处于忧郁的另一端:现在为了变革,他几乎连觉都不睡,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走遍全国,访问了克拉科夫,他见到这座城市宛如从梦中醒来的公主。他组织了首次的议会选举,成了几个协会、两个政党和小波兰 鱼塘主联合会的创建者。翌年二月,小宪法 通过的时候,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患了感冒,重又待在自己的卧室里,躺在自己的床上,脑袋冲着窗口——他又回到了自己原先出发的地点。
他从得肺炎到康复,犹如经历了一次远游归来。他读了很多书,并且开始记日记。他渴望跟某个人交谈,但他周围所有的人在他看来都是平庸无味、缺乏吸引力之辈。他吩咐将藏书室的书籍和邮件送到他的床前,还吩咐订购新书。
三月初他病后首次走出家门,到公园里散步,重又看到了丑陋的灰色世界,充满崩溃和毁灭的世界,独立 帮不上忙,宪法也帮不上忙。走在公园的小径上,他看到从融化的积雪中露出的一只红色儿童手套,不知何故这个景象深深印入了他的记忆之中,铭刻在他的心上,顽强而盲目地、一次又一次地再生。生与死的无序。非人道的生命机制。
去年重新建设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年龄越大,世界在他看来便越可怕。人年轻的时候,忙于焕发自己的青春,忙于自身的发展,锐不可当地向前,不断地扩大生活的边界:从小小的儿童床到房间的四壁,到整幢房子、公园、城市、国家、世界。然后,进入成年,进入梦想时期,幻想某种更伟大、更崇高、更美妙的东西。四十岁左右出现转折。青春在自己的紧张努力和狂潮行为中自我折磨。某天夜里,或者某个清晨,人越过了边界,达到自己的巅峰并且向下迈出了第一步,走向了死亡。那时问题便会出现:是面对黑暗泰然自若地朝前走,还是回头走向过往,保持一副矫饰的外观,装作自己面临的不是黑暗,只是有人关掉了房间里的灯。
然而,看到肮脏的积雪下露出的一只红手套却使地主深信,青春时代最大的骗局是乐观主义,是认为事物总是在发生变化、在改善,认为各方面都在进步的顽强信念。他总是在心中揣着个容器,犹如揣着毒芹,现在他心中的容器绝望地炸裂了。地主环顾四周,看到的是痛苦、死亡、瓦解、崩溃,它们像污垢一样无处不在。他走遍整个耶什科特莱,看到供应符合犹太教规的清洁食物的肉店,看到肉钩上挂着的不新鲜的肉,在申贝尔特商店前面看到冻僵的乞丐,看到走在儿童棺材后面小小的送殡队伍,看到低垂的乌云悬在市场周边低矮的房屋上方,看到已经无处不在、笼罩着一切的黑暗。这一切使他不由想起缓慢的、不停顿的自焚,在这种自焚中,人的命运和全部生活都成了抛给时间烈焰的牺牲品。
返回府邸的时候,他经过教堂,于是便走进去,但在教堂里他一无所获。他看到一幅耶什科特莱圣母的画像,但是教堂里没有能让地主恢复希望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