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江村经济》的价值

赵旭东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求学之时，跟随当时世界最为知名的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指导下所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以英文在伦敦出版，马林诺夫斯基为此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如果借用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这本书的序言中所作的一个评价便是，这是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人民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西方的人类学而言，实际上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方法。要知道，最初的西方人类学是建立在一种跟殖民主义密切相连的关系之上，是一种对于西方殖民主义所触碰到的异文化的研究，由此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芥蒂，研究者总是需要借助一种“田野工作”的做法而去对这样的隔膜性的芥蒂进行一种千方百计的打破，通过一种长时间的接触观察，通过彻底掌握当地人的语言，通过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观念，由此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对于某种异文化的认识。这显然是了解异文化时的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也是西方文化里为着某种猎奇或者探险所开展的一种探索性的研究，是对西方人眼中没有一种文字乃至文明的的蛮荒社会的研究。

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文字，且有着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而言，曾经的那种完全不承认异文化历史和文明存在的做法就必然会遭遇到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挑战，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序言中对此一点写得似乎既委婉又非常精准点到此一学科的痛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费孝通无意之中所书写下来的《江村经济》一书在深谙西方人类学既有传统的马林诺夫斯基眼中就变成是一部带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因为在我看来，它实际上真正是突破了西方早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两个难于跨越的自我困境，而这跨越之一首先便是突破了无文字社会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一种蛮荒性，其次便是突破了自己身不在其中或者说成长不在其中的一种异文化性。前者无疑是将文明的观念或者一个文明国度的理念带入到了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来，而后者则使得人类学家们要去真正面对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性。而要理解这样两点，实际上首先就是要对中国的乡村有所了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了中国乡村，也便是理解了中国，同时，理解了中国的农民的生活，也便是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

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中国的乡村是有其独特性的特征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此事亦有所交代。他通过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求学之时从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派克（Robert Park）那里所学到的一种社区研究的方法来去研究自己家乡的一种新型手工业的发展，这便是基于传统的采桑养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机械缫丝业或纺织业。对当地人而言，费孝通显然并不是一个站在大门口外的陌生人，他的姐姐费达生已经先他一步来到太湖边上的开弦弓村以及其他的村镇，去大力推广从日本学成带回来的新的缫丝技术和生产工艺。要知道，农民对于费达生带来的新技术，从怀疑、不信任到信任，乃至最后向往和追求，这是经历了一个实际发生的过程的，这些曾经的陌生感在费孝通再去村里做调查之时已经是不见任何痕迹了，隔膜的芥蒂被消除了，彼此的关系融洽了，异文化的疏离感也就随之不存在了。因此到了1936年费孝通从瑶山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当地农民的生活进行一种详尽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很显然，这样一点方便不是任何一个田野研究者都可以随时获得的，在这一方面，费孝通算是一个幸运者，他在自己“无心插柳”的江村研究中无意之中突破了自己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开辟出来的长时间田野研究的那种困扰，在当地人以及异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隔膜陌生之感，并且在那里会明显地映射出来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诸如家庭观念、农工相补的观念以及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观念，从对开弦弓村这样一个江南小村的研究，一下子具体而微地使我们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小窗，借此看到了窗子里面一种鲜活的文明和文化的存在。

当然，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并不会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权威性论断而终结，关于村落能否代表中国，还有，一个村落的研究能否代表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的所谓费孝通和利奇之间的争论，也许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但这其中有一点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中国乡村研究作为一种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的实践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对中国问题怀有浓郁兴趣的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以中国乡村研究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开始，费孝通是如此，很多后来的一辈又一辈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因此乡村，尤其是中国的乡村，宛若一块强力的磁石，它在日益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走进其中，了解那里人的生活，并理解这种生活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及其转变。而这恐怕就是中国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其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典范，它向我们深度展现了江南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画面的描述显然不是一种情绪性表面化的呈现，而是基于一种研究者本人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的结构化呈现，从这细密流畅的文字书写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乡村的存在，其在整个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价值，这里，就是在这里，也就是中国的乡村，它可能是我们一切生活的根本，是所有人未来发展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很多人最后生命的可能归宿，它的存在为人们不确定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最为基本的保障，人们在种种的风险、不确定以及无以安身之后便可能从乡村之中找寻到自己安定感的认同，而今天的乡村振兴，如果不能从这一点去重新认识中国乡村存在的意义，所有的乡村规划和建设最后也就只能归诸于某一种的形式或形式主义了。

细细地去阅读《江村经济》这本书，并结合一种当下中国的转型发展，它所能真正告诉我们的便是，基于一种乡村经济的乡村振兴，它应该是一种农工相辅、互助互利的完美结合，而不是一种去掉乡村之根的无人可以真正回得去的空洞、真空和荒芜的乡村。显然，农民并不是城里人的对立面，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农民可谓是我们后来所有变了形的人的最初原型，如果这样去理解费孝通笔下的江村以及那里真实生活的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条跟中国文化密切关联的清晰线索就很容易被我们所找寻到，对此深入挖掘和追溯，经过一种不断的翻来覆去的解释，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智慧和洞见。

在此意义上，阅读《江村经济》，实际上也是在阅读中国的乡村，而理解了中国的乡村，也便理解了一大半的中国文化，因为这个文化的根和底色都在那里逐渐地酝酿成型。这一点认识，使得乡村的中国研究一直到了今天仍旧还没有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并且会在未来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自觉，自觉到在这其中，乡村既是全部问题的起点，也是无法绕开的瓶颈，为此我们需要更为广阔的阅读和专注的思考。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一日写于四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