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陵工程
【朝廷工部负责建陵工程】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54岁时动工兴建陵墓。朝廷工部负责山陵营建。《大明会典·山陵》条款规定:“山陵营建之事,俱本司掌行。……凡陵工兴建,敕武职大臣一员,工部堂上官一员,总督工程。礼部堂上官一员,总拟规制。兵部堂上官一员,总督官军。科、道官各一员,监视。仍于各衙门选取才干官一员,协同工部堂上官兼理工程。又请敕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
钦天监负责安排工程的时日和方位。《大明会典·钦天监》条:“凡营造、出师等事,奉旨选择年、月、日、时、方位进呈。”
朱元璋指派同乡、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总管钟山建陵工程,“洪武十五年十二月己卯,以营孝陵功,封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为崇山侯” 。
【建陵工匠及建材来源】
参加建陵的工匠,总数有好几万人,大批劳力“以囚人罚充”,此外,还征调民夫和军队参加建陵。
关于使用囚徒充当劳役,《大明会典·工部》里记载详细:“国初,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役满,工部咨送刑部,都察院引赴御桥叩头发落,至今犹然。若供役工匠,则有轮班、住坐之分。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凡工役囚人,洪武二十六年定在京犯法囚徒,或免死工役终身,或免徒流、笞杖罚役准折。如遇造作去处,量度所用多寡,或重务者用重罪囚徒,细务者用笞杖之数,临期奏闻,移咨法司差拨;差人监管、督工。其当该法司造勘合文册一,本发工部收掌一,本发内府收贮。如遇囚徒工完,委官查理,工程无欠,行移原问衙门;再查犯由明白,于内府销号;合疏放者,发应天府给引宁家;合充军者,咨呈都府,照地方编发;若在工有逃窜之数,即便差人勾提;果有病故等项,相视明白埋瘗,移咨原问衙门销号;如是缺工未完,移交拨补。”
明孝陵建材方位砖
建陵工程所用石料,大部分采自南京附近的青龙山、龙潭山。所用砖材按统一制定的标准,由京城及周边各府、州、县烧制。
【开工翌年葬入马皇后】
在明代陵墓建筑制度体系中,皇帝陵寝居于至尊地位,皇后则祔葬其中,即最高等级的陵寝只有帝陵,而没有独立的后陵。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丙戌,皇后马娘娘病逝。按照皇后祔葬于皇帝陵寝的制度,在马皇后逝世四十五日之际,出殡“复土”于钟山独龙阜开工一年多,正在加紧施工的陵寝“皇堂”。按照“历代诸陵皆有名号”的传统,各帝陵都要专门荐名,待帝、后安葬时正式命名。朱元璋将马皇后先行葬入玄宫,因其谥号为“孝慈”,这座还在营建中的陵墓遂被命名为“孝陵”。
马皇后所入葬的玄宫,位于独龙阜底部。独龙阜为圜丘,形如巨茔。孝陵如此构造墓穴,显出较历代帝陵制度有重大变革。自周文王陵到汉元帝渭陵,封土起坟采用的是方上的做法,即在地面营建灵台,筑方形封堆,逐层收分夯实,最后成为覆斗状坟堆。唐宋帝陵延续方上之制,陵园主要建筑有上宫和下宫之分,神道以北是上宫,中央为灵台,周边围以方形神墙,下宫是供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的处所。孝陵的陵寝规制则废去方上制度,改方坟为圜丘,建三院相连渐进式的长方形院落,形成自己的风格。
【孝陵享殿落成】
洪武十六年(1383),孝陵享殿落成,用于陈设灵位和祭祀活动,是孝陵的创新建筑。
明孝陵享殿图样
孝陵享殿是一座木结构的高大殿宇,建立在三层石造须弥座台基上,自身使用了大量的名贵木材,与其他砖石拱券建筑的风格形成反差。这与孝陵享殿所处的突出地位以及木架结构更宜设置精美的内外装饰有关。殿基上筑有60个边长在1.20~1.40米见方的石柱础,其上支撑着柱径约0.80米的高大楠木殿柱,柱身嵌有金龙鳞爪。这批稀有的巨型楠木建材取自于南方的深山老林中,从选材、采伐、运输,到加工、制作、建构,都有严格的操作标准和程序。
享殿落成后,皇室举行典礼。朱元璋“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清晨陈祭仪毕,皇太子、亲王由东门入,就殿中拜位,皆四拜。皇太子少前,三上香,奠酒,读祝曰:‘园陵始营,祭享之仪未具。今礼殿既成,奉安神位,谨用祭告。’遂行亚献、终献 礼,皇太子以下皆四拜,执事行礼皆内官 ” 。
【宝顶前创建方城明楼】
孝陵的陵寝建筑设置于宝顶(即独龙阜)前,从金水桥至宝顶,建造起文武方门、殿前门(中门)、享殿、殿后门(内红门)、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等,这些陵寝建筑依南北中轴线排列,形成前后相连的三个院落,庄严、方正、均衡、协调,体现出传统社会崇尚君权和神权的思想理念。宝顶前所建的方城和明楼,与迎敌的丽谯一样,雄伟高崇,可以极目远望,是孝陵的创新。从空间结构上看,方城、明楼是作为宝城、宝顶的大门和门楼而设置的。这样配置,增添了宝城的庄严神秘,显示出宝顶的绝对尊崇。
明孝陵方城明楼图样
【留孙权“守门”】
朱元璋对于陵墓工程决策,并不拘泥于传统常规。山陵“门左有孙权墓,请徙。太祖曰: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 朱元璋一言九鼎,孙权墓被保留下来,未遭迁徙。
据陈寿撰《三国志·孙权传》云:“权薨,时年七十一,秋七月,葬蒋陵。”此后,历代方志均从孙权“葬蒋陵”之说。
蒋陵因地处蒋山而得名,蒋山是历史上钟山的曾用名。相传东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战死于钟山下,东吴时显灵,孙权遂下令改钟山名为蒋山。孙权葬于钟山后,所葬的那处山岗遂名“孙陵岗”,也叫“吴王坟”。据史书记载,那里还有孙权的妻子步夫人及宣明太子的坟墓,但现在都已无迹可寻。历史上在半山园(如今中山门内侧)居住过的北宋大文学家王安石曾留下这样的只言片语:东去半山园数百步,第二山,俗称吴王坟。那么“东去半山园”的第一山在哪呢,无人知晓,只是相传吴王坟就是明孝陵陵寝前被视为“前案”的那座小山岗。1930年代初,这里被辟为中山陵植物园的蔷薇花木区,开始植梅。到抗战前夕,已经形成一片梅林,遂名“梅花山”。
【让神道依山势蜿蜒而行】
朱元璋建造孝陵时,特意留下孙陵岗,让孙权为孝陵“守门”,而孝陵神道则围绕孙陵岗转成一个“之”形弯子,这在陵墓建筑中是前所未有的。
明孝陵俯瞰
作为孝陵的导引设施,建造者从下马坊起修筑一条至金水桥的神道,其长度达两千余米,约占陵墓全程的四分之三强,完全依就地形的高低起伏、山势的回旋曲折,顺其自然排布,讲求人工建设与地理形势的有机结合。神道石刻部分依其方向的转折变易,分为若干段落,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配以苍山远树,形成一派严肃静穆的气氛。
神道中,石望柱的位置设立和唐宋以来诸陵不同,不列于石兽之前,而置于石兽与石人之间,是为特例。
孝陵建筑讲求人工建造与自然景致相结合,在设计规划上既庄严又富于结构变化,的确体现了设计者的匠心。当然,它的位置的选择、平面的布置,都要受风水方术的观念和君权的威严,以及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等等所支配。孝陵在继承历代帝王陵墓制度基本方面的同时,敢于改变旧的格式,特别是神道部分不取统一的南北中轴线,是对传统观念所作的修正。
【神道沿途置放大型石像生】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 孝陵在布置神道设施时,大量采用石刻造型,雕塑大型石狮、石獬豸、石骆驼、石象、石麒麟、石马、石望柱、石武将、石文臣置放于沿途两侧,在种类上对前朝帝陵神道石刻内容有所增减。
孝陵神道石刻以石狮放置首位。狮素称“兽中之王”,并被佛教尊为护法灵兽,帝陵前安置石狮,可显示帝王的尊严,因此孝陵神道在配置石兽时以石狮为前导。其后排列獬豸。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头生一角,专触不正之人,历代有将獬豸形状用于冠饰上,称“獬豸冠”,多为司法官员所戴,以表法治公正;从宋代起多在陵前安置獬豸,孝陵亦取之以示公正不偏。獬豸之后设置骆驼。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是内地与西域重要的交通工具,朱元璋已建立大一统的明王朝,将骆驼置于陵前,有炫耀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皇恩四方的寓意。骆驼之后安置石象。陵前石象是君主生前大驾卤簿的象征,明代皇帝的仪仗中有“虎豹各二,驯象六,分立左右”以保驾护航,据《晋书》载:“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驯象走过,皇帝再行可万无一失。为此,孝陵神道雕塑出体形庞大的石象。位列石象之后的是麒麟。麒麟是古人想象中的瑞兽,融虎、狮、牛、鹿等动物形态于一体,被尊为祥瑞的象征,后来成为统治者标榜自己、粉饰太平的御用品,南京周边即有多处六朝陵墓竖置大型石刻麒麟。立于石兽末端的是石马。马在秦汉时代就用于大驾卤簿,是皇帝仪卫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陵前置马成为定制始于唐代,宋时大驾卤簿亦有“御马”,宋陵前都设有石马和控马官,孝陵承袭唐、宋旧制,但雕塑时取消了控马官和马鞍、带饰等物。
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望柱、武将、文臣
《后汉书·中山简王传》中说:“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孝陵则在神道中段的转折处(亦为石兽尽处)竖立巨型石柱,其后雕塑高大石人——武将和文臣。设置于此的石人,既是帝王驾前文武百官的象征,又是陵墓的忠实守卫者,人称之“翁仲”。相传秦代有位大将,名叫阮翁仲,此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曾驻守临洮,因防范匈奴有功,死后,秦始皇为他在咸阳宫司马门外铸造铜像,后来人们便将宫阙庙堂和陵墓前所雕塑的守卫者称为翁仲。
孝陵的神道石刻,无论题材、造型或者雕琢技巧,都具有鲜明的特点。石刻形体宏大,以立象为例,高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按实际体积计算,原石材至少重80吨;白石望柱高6.52米,而神功圣德碑更是崇闳,通高达8.78米。这样高大的石刻,耸然列置于神道的各个段落之间,不仅显得伟丽庄严,而且给人一种静谧肃穆的感受。
孝陵石刻取材于南京近郊的青龙山等处,所用石料都要从几十千米以外的山中运来,在未有先进的运输工具的时代,其作业难度之大非今人所能想象。在古代君主国家内,只有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才能启动这样庞大沉重的工程。因此,皇帝的陵墓也就成为皇权的一种反映,以不加计较地任意耗费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造就的这种杰作,很自然地成了体现皇权既至高无上又漠大无边的标志。神道石刻形体的硕大,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
神道石象
【以写实手法雕琢石刻】
孝陵石刻在雕琢技术和造型方面,与祖陵神道石刻犹存唐宋遗意的风格不同,写实是总的倾向,作风简朴,线条圆润。如象、骆驼、马以及文臣、武将,完全是写实的作品,不尚浮华。麒麟周身麟甲片片,狮子头部长鬣螺卷,也是写实手法,并非故意造作的华饰。而象、骆驼及文臣、武将,又以形体高大取胜。但在局部处理上,又着意进行刻画和精微雕琢,从而使虚与实、粗略与精微、素朴与华美巧妙地结合,达到寓细于大、于简朴中透出华丽的艺术效果。如石象,造型高大,神态逼真,手法简洁,似乎只求形态的维肖而别无考虑,但是一对耳朵却又给以精雕细刻,使之耳轮鼓起,筋脉突露,既写实又夸张,大大增强了实体感和造型美。又如文臣武将,着重于对不同服饰的刻画,武将全身披挂,威风凛凛,文臣袍笏肃肃,玉佩璀璨,袍服上的绣饰纹样,都雕琢得一丝不苟,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性格也益为鲜明。再如白石望柱,整体造型高耸屹立,又在柱体六面饰婀娜回转的云气纹,自上而下连成一气,格外显得雍容挺拔,而柱表线条也更趋活泼,华丽悦目。整体造型的宏大和局部装饰的精细,是孝陵石刻的突出特点,两者的和谐配合,并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则是孝陵石刻在雕琢技术上的极大成功。但是,由于过分讲求写实,某些方面又不免陷于板滞。
狮鬣螺卷 |
麟甲片片 |
马鬃丝丝 |
武将披挂 |
文臣服饰 |
【孝陵之左建东陵】
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不幸病逝。朱元璋悲痛之余,诏令将朱标葬于孝陵之左,后世称“东陵”。
东陵位于孝陵陵宫东侧约60米处,两陵置于同一陵域内,御河从东陵寝园以东40~60米处流过,至陵域东南角折而西去,直达孝陵陵宫前的金水桥下。东陵寝园由陵园、陵寝大门、中门、享殿以及地下宫殿埋葬区等建筑要素构成。寝园作南北向,四周有垣,垣宽1.20米左右,顶覆琉璃瓦。寝园大门、中门、享殿三组建筑在一条轴线上前后分布。大门为三洞对开的双扉朱门,门两侧院墙平面作弧形布置,格局特殊。寝园中门面阔约20米,进深约13.50米。其北约22米处为享殿,面阔30米左右,进深20多米。享殿以北16米开外,为地下宫殿埋葬区。
【陵墓主体框架于朱元璋生前确定】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朱元璋病逝,闰五月十六日,入葬孝陵。朱元璋生前,陵墓主体框架已经确定,工程项目建成的计有:下马坊、大金门、外郭城、享殿、方城、明楼、宝城,以及神道石像生等建筑。在此之后的建文(1399—1402)、永乐(1403—1424)年间,局部补建工程仍在进行。
【设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及碑亭】
永乐三年(1405)秋,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城东的阳山开采石材,拟用于孝陵为其父朱元璋树碑立传。在此后的9个月时间里,石匠们开采出三块石材,分碑座、碑身、碑帽。碑座石材26.00米×16.10米×13.00米,碑身石材41.50米×13.20米×3.90米,碑帽石材21.20米×8.80米×8.30米。三方石材中,除碑帽石材四面与山体脱离外,其余两方石材均有一端与山体相连。如果将这三方石材按树碑方式叠将起来,其高度达70多米,可谓中华奇观、世界之最。胡广《游阳山记》中所述:“永乐三年秋,因建碑孝陵,斲石于都城东北之阳山,得良材焉。其长十四丈有奇,阔不及长者三分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泽如漆,无疵璺。”当指阳山三石中之碑身石材。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座龟趺
阳山碑材
石匠们采石所付出的代价之残酷是可用“坟头”这个地名来作证的。据说劳工们每天的定额为每人交验打下的石碴3斗3升,完不成者一律处死,加上采石中伤死、病死、累死于山麓者难以计数,所以阳山脚下的村庄名曰“坟头”,疑为集葬尸体之所。
这三块颇能体现朱棣孝心的阳山碑材,后因无法搬动而停止开采,弃置原地。
关于孝陵碑材采石史料见诸文字的还有:
周晖《金陵琐事》引邹公济诗集云:“永乐二年冬十月,幕府山阳访碑石,高广中度。寻于龙潭山麓,斲山求趺,既而神龟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苍,形质天成,匪由磨琢。乃于龟下,遂得趺材,适与碑称。”
梁潜《神龟赋》亦云:“永乐二年十月,皇上思惟太祖高皇帝成功盛德,将纪功孝陵,以告万世。既得碑,求砆未获。获神龟,乃并得砆焉。”
金幼孜《神龟颂并序》中云:“洪惟太祖皇帝,功德之隆,如天地之大,亘万世而莫及。皇上缵承丕绪,思述神功,纪于穹碑。爰命工取石于龙潭山之阳。久之,惟碑趺未得。乃掘地三丈许,忽得石龟,隆然若蹲,形体之似,宛若生成,九畴参错,有自然之文。匠石惊愕,以为神异。遂奉以献于太廷。”
姚广孝《孝陵神龟颂》亦云:“洪武三十一年陟遐以来,至今永乐二年,已及七祀。今上皇帝陛下,为继体之君,受命膺箓,思念太祖神功圣德,夙夜靡宁,欲立碑孝陵,而未得其石,乃召石工四出寻采,而不有获。一日,工至龙潭。俄遇一石,长阔数丈,镢土深三丈,未见其根。偶于石罅中,得一石龟,仅盈尺,隆脊而昂首,蟠尾而藏足,其灵光烨烨射人,工获之而进焉。”
以上数文中大致表述了这样一层意思:永乐二年(1404)于幕府山采伐到碑身石材,于龙潭山寻遇“神龟”,并于“神龟”处采伐到碑座(龟趺)石材。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文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落款为“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孝子嗣皇帝棣谨述”。由此得知,永乐十一年(1413),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刻石竣工。此碑通高8.78米,碑帽与碑身由一方整体石材雕成,碑帽篆刻“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身楷书阴刻朱元璋生平,由朱棣撰写碑文,为父皇歌功颂德,碑座是一巨石龟趺。此碑与阳山碑材相比,高度只是其十分之一,但也是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古碑了。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周围,建有平面呈方形、壁径厚度达7.50米的砖砌墙体,四面开门,顶覆重檐九脊,是为碑亭。
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及碑亭是孝陵工程的最后一项建筑。所以,永乐十一年(1413)为孝陵工程全面完工的最终时间,整个陵墓建造工程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前后延续30多年,凝聚了明代早期国家的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明孝陵碑亭图样
【建筑材料与建筑形式】
陵墓工程在材料的使用,以及建筑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方面,都取得较好效果。
就整个建筑来说,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孝陵享殿、方城、明楼是孝陵的主要建筑,都建筑得坚固结实。为防备水火,大金门、神功圣德碑亭、方城都采用石质须弥座做基础,墙体系巨石或巨砖砌筑,挑檐也为石造,檐椽用琉璃制作。木结构转换成砖石结构使用于建筑上,早在汉唐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孝陵在工程建造中,普遍使用石造须弥座作整个建筑的台基,特别是用砖石起券建造大型殿堂,构架跨度高大的拱券门顶,这是明初建筑技术上的创新。孝陵建筑中运用上述方法建造的几座建筑物,都发扬了坚固、厚重、庄严、雄伟的传统,而且手法简练,给人以朴素、庄重的感觉。
大金门石质须弥座
孝陵享殿台基上的大型柱础石为鼓镜式,其形制起源于明初南京,与宋代及其以前官式建筑所使用的覆盆式柱础和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鼓磴状柱础有所不同。鼓镜式柱础普遍用于明都南京的官式建筑,后随永乐迁都而将其式样带到北京,几乎成为明清官式建筑柱础的唯一风格。
孝陵建筑顶脊上的琉璃龙吻,其形制既不同于江南普遍流行的鳌鱼吻,也与苏州、绍兴等地发现的柔曲颀长的龙吻有别。孝陵建筑创制的脊饰龙吻的造型式样为北京明清官式建筑所承袭,并在此后的明清官式建筑顶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孝陵陵宫地下还建有巨大的涵道,以增加雨季的泄洪量。陵宫内侧建有地下排水管道,地面建筑周围均以砖铺设散水和明沟,享殿台基四周向外悬挑数十个精美的石雕散水螭首,陵宫墙外也以砖石铺设散水,并砌建挡土墙。整个排水体系及细部设施,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享殿台基散水螭首
【山体、水系、林木皆为陵寝的构成要素】
孝陵陵域内所有的山体、水系、林木植被,均作为陵寝的构成要素做统一布局和安排,表现在陵寝建筑序列上,则是讲求陵制与山水的有机结合。
孝陵以钟山为靠山(陵墓背靠之山),以天印山为朝山(陵寝正前方所对之山),以梅花山为案山(墓穴与朝山之间的小山),三山南北相望,形成陵寝建筑的主轴线。周围群山环绕,形如圈椅,给置身于其间的陵寝建筑营造了拱卫环抱之势,使孝陵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高度和谐。
御河桥
江南雨水充沛,为防止水患,孝陵以外御河、内御河和宝城御河三条河流为主干,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它的难能之处在于,这套排水体系没有破坏陵域内不同建筑组合在空间上的有序性和完整性。在孝陵郭城内神道延伸线上和陵宫区域内,充分考虑到天然排水系统与建筑的空间组合关系,实施以三条河流为界,构成四片建筑群区,从前至后分别是:①大金门、碑亭区;②神道及石像生(含神道望柱、石构棂星门)区;③陵宫大门、中门、享殿、后门区;④陵宫方城、明楼及宝顶、宝城区。四片建筑群区通过三道御河上的三组拱桥相连接一,连成个和谐的整体。做到既利用原有的天然河道(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注入前湖之水),又将其巧妙地融入陵区布局设计之中,并辅以江南传统的桥梁建筑形式,反映出中国南方多水地区帝陵建筑的技术特点。
陵区内还种植松树十万株,养鹿千头,以营造环境。鹿颈上悬挂银牌,以示皇家御用,严禁捕杀。陈文述《秣陵集》云:“孝陵之建,栽松十万株,长生鹿千……”《琐语》亦云:“明朝南京孝陵内蓄鹿数千,项悬银牌。人有盗宰者抵死。崇祯末年,余解粮往游陵上,数见银牌鹿往来林中……”《枣林杂俎》则载:“崇祯十年,修孝陵,凡树万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删枯树五百八十六株。”可见当年陵园树木繁盛,明末林间尚有银牌鹿出没。
【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
有关孝陵建筑工程的用工与造价,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清人甘熙《白下琐言》中曾对孝陵的建造感慨而言:“……相度地势,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经画十数年……”
“动帑数百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前人对孝陵原有造价框定范围的一个约数。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督饬地方官酌量兴修”明孝陵,金陵善后总局奉命履勘孝陵后呈报估价,“应需物料、工食各项价值,约计需银贰拾余万”,派工十三万余工(不完全统计)。而所拟《兴修孝陵工料数目册》中涉及的项目仅为:享殿(包括享殿前祭台)、碑殿(包括殿内的五方石碑)、配殿、厨房、宰牲间、乐舞间、围墙、金水桥、棂星门等,并非全部孝陵建筑。以此项报价审视甘熙所言“起造山陵,动帑数百万”实非虚构。以孝陵原有的规模估计,建陵工程费用至少耗银二百万两,用工一百万以上。洪武年间明朝建国未久,国家经济还不十分充裕,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说,当年国家是尽最大的力量来修建孝陵的。
明孝陵大金门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