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兴印象

张玉能

张德兴是我的师弟。我们都是蒋孔阳先生的弟子，不过，他是蒋先生的硕士和博士，而我只是蒋先生的硕士生，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博士。我与德兴见面，他总是称我为“二师兄”。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他在蒋先生那里读了硕士和博士，而我仅仅就是一个硕士生。后来看了电视剧《西游记》，“二师兄”的称呼不断被叫起，就是指猪八戒，于是，我就释然了。当然，从蒋门弟子来说，我确实就是“二师兄”。蒋先生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还只有硕士生，曹俊峰、我、朱立元三人被录取，就成为了蒋孔阳先生的“开门弟子”。从年龄上来看，曹俊峰最年长，我排行第二，朱立元最小，于是，我就被后来的师弟们称为“二师兄”了。不过，这样称呼我的，好像并不是所有的师弟，而德兴却是每次必定这样称呼。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德兴总是那么的温良恭谦。他的这种温良恭谦的品德似乎与他的外貌也十分相宜。我每次见到他，都看到他那样的干练，精瘦的身板显得充满活力，浓眉善目显得精神抖擞，棱角鲜明的面相显得严肃大气，配上他的温良恭谦，给人以一种作风严谨、一丝不苟的整体印象。同时，我的印象中，德兴好像颇具儒雅气质，可没有想到，他曾经是一位解放军战士。也许这种当兵的经历使他显得更加成熟，更加具有男子汉气味，却又是与学术气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脱俗的气质。这种脱俗的气质，似乎完全看不到上海小男人的影子，然而德兴却是地道的上海人。

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与他第一次见面了。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5年4月，他陪同蒋孔阳先生在全国各高等院校讲学。他照顾先生十分仔细，特别是在上楼梯、过马路、迈沟坎的时候，我总是看到他陪护在左右，不敢懈怠，小心谨慎。198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在华中师院大礼堂蒋先生对全院师生作了题为“审美欣赏的心理特征”的学术报告。把蒋先生护送到讲台上以后，我看到德兴坐到下面的第一排位置上，拿出笔记本，认真地听讲演、做笔记。等到蒋先生演讲完毕，他又毕恭毕敬地把先生护送下来。第二天，我在当时刚搬不久的新居之中宴请先生，德兴作陪。当时我居住的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小套间，比较拥挤、狭窄，可是，德兴却对我说：“你住得还不错啊。”蒋先生来看了以后，也不断说：“可以，可以。小张，你可以安心搞教学和科研了。”本来我对于这个房子还是不太满意的，因为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就没有什么开拓的空间，更谈不上什么书房之类。然而，听了蒋先生和德兴的话，我倒是有了一点知足常乐的感受。他这一次到武汉桂子山上我家无意之中说的话，令我感到十分亲切。看到他那么如饥似渴地听演讲的神情，也令我十分感动。因此，他陪先生在桂子山短暂的逗留仿佛给了我一种无形的鼓励和鞭策。

做学问，视野开阔，严谨周密，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是张德兴教授在近十年编撰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的过程中给我留下的学术印象。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蒋孔阳先生亲自主持了《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主要参编者就是蒋先生的学生。朱立元协助蒋先生的主编工作，我和德兴都参加了不止一卷的编撰。我参加了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和第五卷19世纪美学的编写工作。张德兴参加了第五卷的编写，还参加了第七卷20世纪美学部分的编写。《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洋洋四百八十万字，梳理、描述和分析了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到21世纪当代两千多年西方美学发展的历程，体系宏大、史料丰富、视角新颖、结构缜密，堪称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最为完备的西方美学通史。张德兴编写了第五卷中的第四编英国美学，包括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的英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想，佩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罗斯金、莫里斯、弗雷泽、斯宾塞的英国社会学美学，布拉德雷、鲍桑葵的新黑格尔美学，浮龙·李、萨利的心理学美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美学，还有第五编其他各国美学思想，包括芬兰艺术学家希尔恩的艺术起源论、美国作家爱默生的美学思想、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理论。他还编撰了第七卷20世纪美学中的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存在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分析美学、阐释学美学、后分析美学等部分。德兴之所以能够这样视野开阔，严谨全面，就是因为他在蒋孔阳先生的指导下经过了严格的西方美学和西方哲学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我记得，在复旦大学中文系2011年纪念恢复研究生招生三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我们几个蒋孔阳先生的弟子，都曾经回忆到蒋先生当年给我们规定的必读书目。德兴当时是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书记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他在发言过程中也提到了这个“必读书目”。蒋先生要求我们对“必读书目”，不仅必须读，而且必须做读书笔记，还得写千字文的读后感。这些书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诗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美学讲演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有了这些最为基本的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根基，在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下，德兴很快就转向了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之中。他曾经与朱立元合著了《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与毛崇杰、马驰合著了《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与朱立元等合著了《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然后就是参加《西方美学通史》第五、六、七卷的撰写。由此可见，德兴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一步一步地深入扩大研究西方美学，显示了深邃的洞察力和分析力以及广阔的视野和严谨的作风。这样就使得他能够对西方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关系看得十分清楚，他不仅能够指出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指出了中国当代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代吸收西方美学的历史局限性。他说：“当然，如果进一步反思西方美学对这一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对许多西方美学家的理论的分析往往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喜欢笼统地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深入细致剖析理论价值则显得不足。其次，没有能够解决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衔接问题，不能够以中国美学为立足点来吸收西方美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导致了中国现当代美学明显存在与中国古典美学不协调的问题，使得中国古典美学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搁置、被忽视，这是十分可惜的。再次，与文艺实践和大众的审美实践联系不够。在西方美学中，除了个别的美学家外，一般都很注重与文艺实践、审美实践的联系。即使以思辨性著称的黑格尔美学，在论述美学问题时，文艺的例子也信手拈来，作为佐证，这成了一个重要特点。相比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美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明显薄弱，纯粹的逻辑推理居多，与文艺实践、审美实践相结合展开论证则较少。这显然有待以后加强。”（《试论西方美学对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这些论述，真可谓是入木三分的不刊之论。德兴的科研穿透力、敏锐观察力、深刻分析力，由此可见一斑。

做导师传道授业，敬业重道，爱生如子，与学生亲密无间。这是我从儿子张弓那里得到的一个印象。2000年，我的儿子张弓考取了张德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跟他学习了三年时间。从张弓那里，我偶尔断断续续地了解一星半点张德兴当导师的情况。德兴对于研究生培养是既认真负责，又充分尊重学生，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张弓多次跟我说，他在复旦读研这几年都是很充实的，因为张德兴老师经常会在讲授课程时让学生根据他的讲授相互讨论，因此，上课之前如果完全没有准备就会很被动，跟不上整个课堂的气氛和节奏。另外，张德兴老师经常让学生参加他的科研项目和著作编写，所以，从进入复旦大学师从张德兴老师，直到师从朱立元老师，张弓已经经常参加老师们的科研项目和著作编撰。这既是复旦大学文艺理论学科的传统的熏陶，也是张德兴老师刻意培养的结果。张德兴老师与学生的交往还显示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与同学们亲密无间，经常与同学们一起搞一些联谊活动。张德兴老师经常出资组织研究生在节假日到上海周围旅游，大家一起，既放松了紧张的身心，又密切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进行了实地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张弓在苏州、南京等地旅游之时就曾经打电话告诉我，张德兴老师请他们学生出去旅游。这在上海市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张德兴这个上海人，确实没有上海人的那种“门槛精”的特点。也许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些审美教育和师生交流，不仅张德兴老师与研究生们的关系亲密无间，而且，他的学生之间也是和睦相处的。这不能不说是德兴的一种无言之教和垂范身教。这一点，我就自愧不如。我的学生往往对我敬畏多于亲密，甚至还有学生在我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看来我是得好好学习德兴师弟了。

德兴为人忠厚宽容，与人为善，与中文系的教职工关系融洽，所以，中文系行政换届，大家很快就把德兴推举出来担任行政工作。2001年他任中文系副主任，2007年他任系党总支书记。尽管他曾经多次推脱，中间好像也卸任了一次，可是，大约2010年又被推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分党委书记的岗位。众所周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单位，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历次运动，在一些老师之间，在一些老师和行政人员之间，在个别老师与系领导之间，多多少少会产生或者遗留某些误会、芥蒂。所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要选出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各种关系都能照顾的系领导，往往是颇费踌躇，需要反复磋商斟酌的。然而，德兴却是这样三番五次地被推举出来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确实是不太容易的。就本意而言，德兴是根本不愿意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介书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老老实实，读书教书，著书立说。但是，各方面群众都能一致地看中他的人品和能力，实在是让他却之不恭，因而他就只好勉为其难来做这个无利可图、只有奉献的“七品芝麻官”。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会时有发生。据说，有一年，系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面临退休，想趁退休之前解决一下相关待遇问题，找到了张德兴书记。然而德兴觉得根据她的条件和情况，根本不可能解决，于是给她进行了解释和安慰。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这位女教工竟然无中生有写了一封所谓的“揭发信”在中文系到处散发，每一个老师的信箱里都放了一封，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但是，德兴并没有为此就害怕，还是坚持原则。事隔不久，真相大白。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尚君教授找到张德兴，征求他关于此事的处理意见，德兴却一笑了之，淡然处之。他认为，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大家明白就好了，没有必要再去追究那位教工的责任了。像德兴这样宽容大度、虚怀若谷、与人为善、不计前嫌的中层干部，现在大概也是比较少见的了。

今年适逢蒋孔阳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我到复旦大学参加纪念活动，遇到德兴师弟。听说他已经申请提前退休了。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在许多地方，有不少人正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谋求延迟退休，而德兴却主动提出退休的要求。其实，他今年才刚刚六十四岁，离规定的退休年龄还有一年。这似乎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必然结果，也许他退休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些发展。

写下这一点“张德兴印象”，以作为德兴即将正式退休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