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探秘者的足迹
——张德兴先生美学研究述评

饶 静

张德兴老师于1982年跟随蒋孔阳先生学习西方美学，硕士毕业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几年后又重返复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他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留校任教。几十年来，他在西方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学术成果陆续发表于《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2002年，部分文章结集为《美学探秘》一书出版，内容囊括了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德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当代美学的一些基本论题。与著作等身的教授相比，张老师的学术成果委实不算丰厚。然而，这份成果已充分展现了一位美学探索者的坚实足迹，恰如“探秘”所示，面对西方美学这一浩瀚的思想宝库，他感受到的是“吸引力”：“美学宝库中的无数珍宝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又令我无法抗拒。于是近几十年来陆续写下了一些有关美学的文字。这可以说是这种吸引力作用于我的结果。” 这是怎样的吸引力呢？翻开《美学探秘》这本书，宛若一幅中国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缩略图。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美学研究以“美学大讨论”热烈拉开了序幕，讨论主题聚焦在“美的本质”上。讨论大致可分作四派，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派，以及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等。这次讨论是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来探讨美学问题的尝试，试图以正面迎击的方式来捕获美学本质，但任何有关本质的抽象言说总是无解的，这种无解不是封闭而是引领。80年代的文化热和理想主义也受惠于这一精神遗产，张老师学术生涯的开端也浸染在这一氛围中。《论绝对美与相对美》是对美学大讨论精神余韵的回应，绝对和相对并非仅仅针对美本身而言，而是主体认识方式的转换，这篇文章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切入了美本质的言说，在肯定“相对美”的同时否定“相对主义”，在否定“绝对美”的同时肯定美的“客观性” 。这种辩证思维获益于张老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领会。在《试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建构》一文中，他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首先应当确立其哲学基础，从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实践论）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三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美学体系生成的奠基意义 。在《试论蒋孔阳先生美论的基本特点》中，他如此评价：“蒋孔阳先生的美论所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他把自己的美论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其实，这也是张老师本人美学研究的特点所在，内在地构成其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德国古典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蒋孔阳先生也曾出版《德国古典美学》，思辨之精深与体系之严整可以看作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两大重要特征。此外，德国古典美学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和启蒙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也是一致的，在世俗化年代，美学话语扮演了一种替代性的救赎角色，能够带来解放与自由。张老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席勒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上，他讨论席勒的“美论”时归纳了四个特征：（一）既想逃避现实政治斗争又最现实；（二）交织着辩证、历史与唯心主义的观点；（三）存在着空想性、绝望心理与真诚努力的矛盾。前三点都敏锐地把握了席勒美论中的矛盾和含混，如何应对这些难解呢？席勒本人已经给出了答案：“其四，席勒美论处处强调着人的能动作用。” 美论的落脚点在“人”，这也暗含了张老师美学思想的重要指向：以人为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在《黑格尔论艺术主体》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真实与以自然形态存在的真实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种区别的形成正是文艺的独特的功能。形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文艺作品都是艺术主体对客观对象进行能动创造的产物。” 不同的艺术主体造就了千差万别的艺术，是艺术主体不断地将艺术带入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领域，张老师也集中在对主体性生成问题的挖掘上。《论异化劳动的美学意义》是《巴黎手稿》的阅读札记，文章特别指出了异化劳动的双重性：“劳动不仅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也是人的本质的否定。这种既肯定又否定人的本质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异化也是构成人本质的重要部分。“以人为本”是张老师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和启蒙人文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有契合之处，但这种主体性不止是知性和思维主体的塑造，通过对实践纬度的强调，这种主体性更具备“整全的人”的向度。因而，张老师的美学研究并没有落入当代西方后现代美学思潮反人文主义的思想窠臼，主体生成在他那儿是一个动态的差异化过程，不仅包括艺术创造主体，也包括现象学意义上的生活主体，从行动和实践层面超越了美学受制于语言符号的结构牢笼。

在现代美学研究领域，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阐释学与解构主义等流派都进入了张老师的研究视域。他对分析美学的兴趣延续了早年对美本质问题的关注，虽然他并不认同维特根斯坦对美本质所采取的“取消主义”态度，但他认为维特根斯坦从语言的角度切开了哲学家陷入形而上学迷误的原因，是美学研究中术语混乱的一剂良药。在评述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时，张老师特别强调萨特对存在的两种区分，即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真正的存在则是后者，体现在人的意识上。尽管萨特这一观点有唯心主义性质，但指向了对人类自由的肯定：“用人的自由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深入揭示文艺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较为辩证地解决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自由作为人之主体生成的存在纬度被把握，介入的行动才得以可能。

对解释和阐释的关注也一直是张老师学术研究的潜在背景，他是从认识论角度来把握解释学的。现代解释学美学是诞生于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危机之中的，在科学中所采用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便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截然分裂。而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也只是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客体。对主体本身的忽视导致了哲学的危机。现代解释学美学则“抓住了近代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相分裂这个关键，提出了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角度认识世界的新构想，为解决近代哲学危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答案” 。这也是对美学过于侧重认识论研究的一个矫正，“解释”成为通向现代美学的重要桥梁。解释问题常常具体化为文本问题，对艺术文本的不同切入角度也造就了不同的阐释观，张老师就是以此来解析伽达默尔和赫什艺术文本观的对立的。

这种“文本主义”在张老师翻译的《荒野中的批评》一书中有更集中的体现。2008年，天津出版社出版了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包括保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图示》、亨利希·米勒的《小说与重复》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这套丛书的翻译早在90年代初就完成了，由于版权问题，差不多二十年后才得以出版。不过，这种迟到并未削减这套丛书的意义，有了时间距离，读者可以更冷静地探究解构的多义性：尽管这四位文学教授共享着“耶鲁批评四人帮”的名号，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并非“解构”一词所能涵括。就《荒野中的批评》而言，哈特曼的文风受到欧陆哲学术语和专业词汇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晦涩印记，这种受惠于唯名论的理论操作常常将读者带入巨大的文本迷宫，解释自然成为首要任务，其目标不再是简单的隐喻性认同，而是话语样式和意义的游移不定。哈特曼对当代英语文学和批评界进行了一次巡视后，提出其批评的目标在于调和英美实用批评传统与欧陆哲学思辨，从而使批评有的放矢，摆脱言不及物的焦灼。这种折中精神也影响了张老师对“文本性”的看法，即不同思想背景下的批评系统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差异和争论，这种纷争的一部分就体现在不同的批评文体上，解构的要义并不是要强调这种纷争，而是要彰显造成差异和纷争的前提为何，藉此向“解构”无限延宕的意义回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批评的基本主张与新批评的细读法有一致之处：反对预先设立或依赖任何阐释框架，而要透过对字句的耐心解读来真正地开放文本。

总体而言，张老师的美学研究是在“西方美学史”的学科建制和学术范式中进行的，其研究与写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实，文艺学学科建设也伴随着在中国“建构”西方美学史的过程，“建构”的同时也是翻译、理解和述评的过程。朱光潜先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西方美学史》开创了美学史书写的话语模式，在勾勒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从哲学基础和美学体系的构成方面阐述了美学家的主要观点。其中，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性格、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这四个方面也成了美学和文艺理论关注的焦点。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内容和表述方式都不再能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思想界也亟需输入大量西方当代美学思想。西方哲学史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视域转换，这也构成了一般美学研究的基本视域。张老师的美学研究就从属于这一思潮，他也先后参与了诸多美学史教材和著作的编撰、译介和评述工作。由蒋孔阳先生主持的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的出版可谓学界盛事，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张老师参与编写了第五卷（19世纪美学）、第七卷（20世纪美学）的部分内容。

在《以人为本探询美的规律——简评蒋孔阳先生对〈巴黎手稿〉的研究》一文中，张老师总结了蒋先生手稿研究的三个特点：以人作为研究的着眼点，自觉的历史意识，将《手稿》置于广阔学术背景中，凸显其多重美学意涵 。这种特点也影响着张老师的研究路径，就研究方法而言，张老师秉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学科“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这两者并行不悖，并使得“实践”纬度贯穿其中，因而他的美学思辨从未悬空，始终着眼于整全之人的感性生成。对于研究对象和材料，张老师秉持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折中态度，以一种有距离的观审将那些浩淼无边的美学思辨转化为平实的知识系统，这种方法也赋予其写作一种朴实无华的平实风格。

回想跟随张老师读书的六年时光，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美学史”的研读上了。然而，美学史是个模糊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对美学原典的精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成了我们的教材，《理想国》《诗学》《忏悔录》《判断力批判》《美学》《论科学和艺术》《悲剧的诞生》《真理与方法》《论文字学》……这个书单已然不能用“美学”涵括，当时囫囵吞枣地读下这些书，并不能全然领悟，思路也时时窒阻。面对读书时我们的惶恐与困惑，张老师如慈父般包容，他从不厉声严色，除了耐心讲授之外，还不断削减着我们的紧张，仿若我们是园圃里的植物，拔苗助长无济于事，唯有交付耐心于时间。张老师勤恳淡泊的治学与人生态度，是他最宝贵的赠予。如今，我也站在了讲台上，也讲授西方美学史这门课程，脑海中不断交替着西方美学史的诸多版图。我曾不无遗憾，为这地图失却了多少风景之妙。可振奋人心的风景并不拒绝地图，所有的入口早已被标识，隐蔽之物慢慢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