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兴：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探索者和坚守者

张 弓

张德兴先生是我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虽然我已经毕业七八年时间，但是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找机会见上先生一面。他由于保持长跑和游泳的健身习惯，身体一直非常健康，清瘦的脸庞完全看不出丝毫衰老的迹象。这次听闻先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的行政职位退下来后，连教授博导也不做了，这让我们做学生的很是惊讶。在这样一个十分重视头衔和职称的圈子里，他此举显得非常超脱。印象中的先生亲切随和，我们学生与他完全不生分，读研期间他不仅与我们一起交流学术，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闲暇之余他还自费带着自己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去江浙一带春游或是秋游。这样融洽和谐、亲切如友的师生关系至今令我怀念。

在群星璀璨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中，张德兴先生的学术影响和成就也许不算是最为耀眼的，但是先生一直以平和的心态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坚守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园地辛勤地耕耘着、挖掘着、探索着。先生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行政工作就是为师生服务，不要辜负大家的信任，学术研究才是教师安身立命的根本，行政工作再忙也不要荒废了科研。他也十分关心地劝导我们：搞科研不能经常熬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学术研究贵在坚持，选定一个研究领域后，每天看点书，有了想法就及时记录下来，天长日久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他针对当下的某些现实状况经常提醒我们：学术研究一定不能急功近利，现在社会就是太浮躁了，年轻教师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这些看似平常的话，对于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的青年教师来说就是一方清新剂，尤其是在有些迷茫失落的时候会让我明白一些。我在硕士阶段选择了硕博连读，当时张老师还不是博导，我选择了张老师的师兄朱立元先生作为博士生导师。不过，虽然我没能追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我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学习，我不仅还可以经常见到他，而且先生的学术坚持和学术态度仍然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我行进在学术之路上。

纵观张德兴先生的学术生涯，他的主要精力基本上都放在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和著述上，他的主要成就也在这方面。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曾经与朱立元先生合著了《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与毛崇杰、马驰合著了《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与朱立元等合著了《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然后就是参加《西方美学通史》第五、六、七卷的撰写。由此可见，张德兴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逐渐扩大西方美学研究的广度，马克思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阐释学与解构主义等流派都进入其研究领域，显示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作风。

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一直以来为中国当代广大美学研究者所重视，至少可以说，西方美学史研究，即对人类历史上丰富复杂的美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应是美学基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基础中的主要部分。因为在人文学科中，“过去的”不是“过时的”，而是丰富的差异性与可能性，谁对历史的差异与可能把握得越多，谁的理论基础就越扎实。尤其在中国，美学的确立和发展都与西方美学的研究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在20世纪以前一直没有独立的美学学科，中国的美学学科恰好是在近代随着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而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从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直到蔡仪、黄药眠、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中国现当代几代美学学人都是从西方美学的学习、研究而进入美学研究的领域。正是西方美学史向人们展示美学的内涵、美学学科的本质、美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美学前景的启示。因此，西方美学史研究，是思考美学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指数。近来，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对中国20世纪美学评价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美学理论所涵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上，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这是令人遗憾的事 。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内也出版了数十部西方美学史的著作，不过这些著作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美学史论著，为美学学科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支撑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因为首先要写出名副其实的西方美学史论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著名美学学者张法先生在讨论美学史写作的一组笔谈时指出：也许，学术上最难的“史”的写作，就是美学史。美学史写作之难，首先在于美学之难。在世界文化中，只有西方有美学。就是在有美学的西方，美学史的写作也非易事 。他随后以西方古典美学史为例，分析了“西方”与“美学”等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并指出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当要讲关于美的议论的时候，就写关于美的理论；没有时就找一些艺术理论来写；但从哪儿找艺术理论来写呢？主要是作者熟悉的文学理论；建筑、绘画、舞蹈、音乐理论等几乎都被漏掉了；审美心理也是一会儿加进来，一会儿又消失了。整部著作，实际上是围绕着20世纪中后期中国美学界认为的两个最重要问题——美的本质和艺术上的典型问题——去组织美学史的（在最后添塞进了作者私下偏爱的审美移情说）。由于西方美学本就是忽显忽隐的，谁写美学史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史上没有美的本质理论出现、你不得不在艺术理论上去找补题的时候，你凭什么选取这些艺术理论而不选那些艺术理论 。而张德兴先生并未回避这些难处，在导师蒋孔阳先生指导下，和其师兄朱立元先生等一起一直在西方美学通史的研究、编写上不断努力，辛勤耕耘。由蒋孔阳、朱立元主编，张先生参与编写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就是这个努力的最好体现。而张德兴先生参加了《西方美学通史》的五、六、七卷的编写，是参加编写的人员中跨度最大的一位，足见他的视野之开阔和涉猎之广泛。

这部七大卷的《西方美学通史》纵贯西方美学史，从最早的审美意识的产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囊括了西方美学史发展的两千多年的历程；从资料上看，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西方美学史研究中最充实的，它不仅较为完备地介绍了中国美学界所熟悉的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而且还介绍了许多尚不被国人熟悉的美学家及其美学思想，如其第二卷《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第七卷《二十世纪美学（下）》中的现代主义美学和前沿思潮的部分，就几乎填补了中国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部分空白。另外，《西方美学通史》还注意研究介绍许多常被视为文艺理论的思想，显示出编纂者对“美学”理解的别一层深意。从研究水平上看，该著作的大多卷册，可以说达到了国内同题研究的最高水准，尤其是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几乎是处于领先水平。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通史》主编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一直是权威著作，在《通史》中，作为蒋先生第一届研究生的三位作者，汇集各自对康德、黑格尔、席勒美学的长期研究，在导师的鼓励与支持下，共同作出了一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努力，以至后来被学人们传为学坛佳话。实践证明，这部《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和撰写，是在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材料、论域、深度、当代性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拓展和深化。最值得注意的是，《通史》编纂体现出对西方美学史发展规律与对美学内涵积极探索的理论精神，它在这两方面的探索都很大地突破了当前中国美学界既有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 。

正是亲身参与了《通史》的编写，并且受到了导师蒋孔阳先生和师兄弟们的熏染，经过了自己的探索和研究，张德兴老师就能够对西方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关系看得十分清楚。他不仅能够入木三分地指出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中国当代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代吸收西方美学的历史局限性。他说：“当然，如果进一步反思西方美学对这一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对许多西方美学家的理论的分析往往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喜欢笼统地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深入细致剖析理论价值则显得不足。其次，没有能够解决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衔接问题，不能够以中国美学为立足点来吸收西方美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导致了中国现当代美学明显存在与中国古典美学不协调的问题，使得中国古典美学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搁置、被忽视，这是十分可惜的。再次，与文艺实践和大众的审美实践联系不够。在西方美学中，除了个别的美学家外，一般都很注重与文艺实践、审美实践的联系。即使以思辨性著称的黑格尔美学，在论述美学问题时，文艺的例子也信手拈来，作为佐证，这成了一个重要特点。相比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美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明显薄弱，纯粹的逻辑推理居多，与文艺实践、审美实践相结合展开论证则较少。这显然有待以后加强。”（《试论西方美学对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这些论述，真可谓是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切中肯綮。

张德兴先生是中国当代研究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与朱立元先生合著的《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是1988年初版发行的，这在中国当代美学学人中是比较早出版的关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研究的系统论著。该著作介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十个主要美学流派：现象学美学、解释学美学、接受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符号学美学、“习俗”论、结构主义神话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以及维特根斯坦的美学理论，并给予分析和评价。该著作收入“当代大学生丛书”，在普及和传播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法先生在《重新定义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中指出：“中国学人出版的第一本系统讲述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的专著，取名为《当代西方美学》（朱狄，1984），‘当代’一词突出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腐朽和反动的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其实是具有当代性的。此后，从1985年到1990年，以‘当代西方美学’为主题的文章有13篇（据中国期刊网统计）。然而，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大量涌入中国的1900年以来的西方美学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当代性，但对西方美学本身来说，说‘当代’却并不太恰当，加之西方学人、苏联学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学人基本都将之称为‘现代’（如现代派文艺、西方现代哲学等），而且改革开放初的中国正掀起走向现代化的热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美学’的命名用得不多，在之后30年里，只有一本专著即《当代西方美学思潮述评》（李兴武，1989）和一本辞典即《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司有仑，1996）沿用‘当代’名称。而一般的著述都按照西方、苏联和以前的中文译词，用‘现代’。国内学人以‘西方现代美学’为名的文章1986年至1990年间有12篇（据中国期刊网统计），自1987年第一本以‘西方现代美学’为名的译著（《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王鲁湘等）和1988年第一本以‘现代西方美学’为名的专著（《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朱立元、张德兴）出版以来，至今共有著作8种。”由此可见，张德兴先生关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并加以研究和介绍，在中国当代美学学人中确实是比较早的。从《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的内容来看，其中除了存在主义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符号学美学、结构主义神话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几个流派，其他的都是当时大家还比较陌生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流派。当时，朱立元、张德兴二位先生是以“西方现代美学”来统指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他们是中国当代美学学人中比较敏锐地发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价值并加以研究和传播的学者。《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被许多高等院校列为美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张德兴先生是中国当代比较早研究和介绍解释学美学的学者。他的代表作《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述评》刊登在1987年第5期《学术月刊》上。解释学美学是一个重要的西方美学流派，20世纪60年代在联邦德国发展起来。它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问世于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不仅是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哲学的代表作，而且也确立了解释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解释学美学的经典文献。解释学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直接启发了接受美学。该文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作一扼要评述。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翻译的前东德一些哲学论文中已出现了“诠释学”一词，只是当时鉴于资产阶级哲学而未能了解。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诠释学也进入中国。1986年，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丛》出版了一部《德国哲学解释学专辑》。其中编辑说明里说道：“解释学是近30年来西方哲学（如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及历史学、美学、文艺理论诸领域中颇为流行的人文思潮，已引起中国研究者较大兴趣。”1987年秋，北京社会科学院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深圳举办了首届诠释学学术讨论会，邀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系金置（Lutz Geldsetzer）教授作了“何谓诠释学”的专题报告。在讨论中，与会学者第一次提出“探讨建立中国的解释学理论”问题，认为不能墨守国外解释学形形色色的理论，而应当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理论。之后1992年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成都又召开了第二次诠释学研讨会。自此，诠释学在中国学术界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张德兴先生的解释学美学研究和介绍是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而在美学界确实是先行者之一。

张德兴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已经留下了坚实的印迹，他的研究、探索和介绍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有着先知、先觉和先行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

仅以本文纪念恩师荣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