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忆张德兴导师二三事
王 兢
相遇偶然，相逢灿然，相随蔼然。我因偶然际遇与张德兴老师相识，很幸运在复旦师从张老师学习。沐浴在老师蔼然目光中的复旦求学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意气风发，充实而有收获。
2002年我打算报考上海的研究生，听了朋友的一句话：“考就考最难的”，我选择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艺学专业。说实话，我对文艺学的认识仅仅是读了一本童庆炳编写的《文艺理论》，上了一门云里雾里的文艺理论课。忐忑不安中，通过了初考笔试，惊喜之余，听到很多小道消息，比如说面试环节，考官更青睐本校考生，比如说，某某人因为一个问候语的细节被考官全盘否定之类。心里翻上翻下、胡思乱想时，我决定提前到上海见见复旦的老师。急冲冲赶到上海，才意识到我哪个老师也不认识，见谁呢？我闷着头摸索到复旦文科楼中文系办公室，一出电梯，看着悠长的走廊，心中小鼓“咚咚”敲打，都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来走去的。在走廊里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一间敞着门的办公室。当时，正在办公的就是张德兴老师。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张老师很耐心地听完我颠三倒四的陈述，明白我的来意后，他很详细地给我讲了面试的程序以及各种情况，最后他语带轻松地说：“好好准备，你还担心什么呢？”是啊，我还担心什么呢，老师面对素昧平生的登门学生，肯静心听我说完一席话，能微笑解答我的疑惑，能善意地鼓励我，我还担心什么呢？记得那天下午的太阳出奇得好，一抹阳光穿透窗户映照在张老师身上，衬着张老师诚恳的笑容，那么灿烂，那么温暖。我很冒昧地向老师要电话号码，老师把办公室电话留给了我。带着老师中肯的建议和温馨的鼓励，我轻松踏上回程，回去认真准备面试。不久，再来上海参加面试。面试结束后我即将离开上海，打电话向张老师告别，“呃……呃”，正犹豫着要不要问起自己的面试情况，张老师似解吾意，亲切地说：“你表现得很好。”简短的言语中透着鼓励、肯定，我眼前浮现着他微笑的面庞，心中不觉涌动着阵阵暖流，忙不迭地只会说：“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入校后，我马上知道自己多么幸运，因为我的导师就是张老师。张老师的第一课是给我们开列长长的书单，从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到黑格尔《小逻辑》、康德《判断力批判》等等，如雷贯耳的经典巨著让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张老师说，不慌，不怕。根据他专门为我们两人（张老师所教导的2002级硕士生只有两人，我和饶静）开设的“西方古典美学和文论”的课程进展，带着我们进行文本细读，同时梳理美学史，更要联系实际，发散到当代艺术文学领域的各种现象问题。理论探究与现象解读紧密结合，使我们每周的授课见面，紧凑而又欢悦，有学生阅读心得的交流，有张老师文论史的讲解，更有读文本的字里行间的个性解读，不知不觉中讲课两个多小时。每次，张老师总和蔼地说：“歇一会儿，来来。”很热情地把我们请到客厅沙发上，端来水果咖啡，来一次温馨的下午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更感受到张老师智慧长者、蔼然仁者的气象。
张老师给人的印象总是乐呵呵、笑眯眯的。可也记得有一次张老师很严肃地批评了我。研究生的学习更多的是坐冷板凳的研读思考，学习过程难免枯燥冷清，耐得住寂寞是做学问的前提。而年少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玩，于是约上朋友翘课去旅游，赶在张老师上课前回来。第二天要到张老师家上课，怎么汇报自己的阅读感受呢？突击翻看《西方美学史》，把黑格尔的《小逻辑》介绍评论，囫囵吞枣地记个大概，第二天在张老师家上课，轮到我发言了，我循着记忆，把别人的观点换成自己的话，侃侃而谈，心里虽虚，却也长篇大论了一番。张老师耐心地听我说完，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还是要自己读原著，自己读过书才会有自己的思考、见解。”简单的话语直击心灵，我的脸“腾”的红了，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觉得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师见面时的教诲尤在耳边，怎么可以做知识上的贩子，成了不思考的“两脚书橱”呢！张老师没有严厉的词语，只是简单的话语，却让我洞见学问的根基、做人的根本。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告诫自己要踏实，要静下心。
研二时（2003年）跟着张老师做三卷本的《西方美学思想史》课题，张老师说“做中学，学中做”，安排我承担其中五个章节近六七万字的撰稿工作。我颇惊讶！更多的是激动。老师对我的信任、肯定、鼓励、支持，让我激动不已。编书吗？不就是资料汇总呗。可老师召开的多次碰头会，让我的心沉下去，再沉下去。“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一个浩大长久的工程。”在张老师的指导和鞭策下，我钻图书馆，翻故纸堆，查阅外文资料，绞尽脑汁，近一年多草草成稿。交给张老师，本以为大功告成了。一段时间后，老师返还我初稿，竟然逐段逐句地圈画出来，段落结构、语言表述、资料注释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一指出。张老师的修改意见就写在稿纸边上，密密麻麻的大段文字，使我窥见了一位学者的严谨认真，接受了一次无声的教育。我深感惭愧，于是修改，再修改，都记不清改过几稿了。2005年毕业后，张老师还特意叫我来拿稿子再修改，甚至文章中的助词“的”“地”“得”的多处错用，老师都一一圈出，嘱我认真修改，我忙于工作，匆匆改过后就交差，把这个事情置之脑后，逐渐淡忘了。事后听一位师姐提到张老师把每个人的稿子都反复修改，斟酌文字，核实资料，严密统稿，直到2008年才最终定稿。记得很清楚，2009年某一天，张老师专程骑车到我家小区门口，递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这是稿费并赠我一套正式出版的书。那一刻我真是愧疚，老师反复阅读、修改，这番心血远远超过我——草稿编著者，而我却忝列撰稿者之中。我推辞稿费，可老师却近乎要求地说：“拿着。”
“眼睛架在鼻子上，秋天装在心里”是沃尔特·本雅明对知识分子的形象描绘。师从张老师，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张老师带我们一起旅游，泛舟扬州瘦西湖，赏梅杭州西湖边，论剑古今于苏州虎丘下。老师经常说“给你们打打牙祭”，吃遍复旦，吃遍五角场，更有一次，叫我们到他家聚餐，家宴上拿出了珍藏的黄金酒，让我们尝尝鲜。张老师说多走走，多看看。话不多，但舐犊之情尽在其中。我们私下总自称“张门子弟”，那骄傲的语气引起同窗的啧啧称羡。毕业了，我们回请张老师，张老师却说你们还没有收入，我来埋单，在席上给我们讲他求学经历、工作体会，更是语重心长地说：“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计较钱财得失。”倏忽之间，自己工作已十年了，至今没有什么突出成绩，蓦然回首，才真切地感知到张老师所说“踏踏实实”四个字的分量何其重啊。
在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物质社会中，坚守一方净土、静心学问已非易事，更能做得与人亲近随和、于事通达融合，融入生活而不沉沦凡俗则是一门艺术。张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做得学问、入得生活的学者、仁者、长者，性情真诚，学养深厚，胸襟开阔，豁达开朗。从师如此，受益良多，不仅是学问上的，更是做人处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