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小说写作意义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观照。但就小说语言来看，叙述语、对话和独语这三种话语场景，在传达或呈现其文本中近于狂乱的文学想象，对现实、历史和个人记忆的弥合与隐喻，对政治、潮流的超越和疏离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表达效果，正如有论者谈及《寒夜》的语言运用时所说：“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了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局面。通过黑暗、寂寞的夜晚和变换季节的形象化描写，渲染了面临毁灭时所特有的气氛；通过景象的描绘，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对话，展现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通过角色的独白，揭示了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所有这些手法的使用都有助于抑制小说过于激烈，而使读者加深对于处在战争最黑暗时期的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状况的认识。”并且由此认为“（《寒夜》）可列为巴金的杰作之一。它证明了巴金在艺术上前所未有的成熟” 。若从接受效果看，巴金小说语言的特色会更加清晰：“一般地说：一部作品不抓住人的注意力，从感动读者的角度看其他的都落空了，而兴趣和悬念（广义）不一定专靠情节和场面造成，主体的出色陈述、美的心境、独特的处理手法都能紧紧吸引人们。” 巴金的小说便很能“抓住人的注意力”，激起读者的参与和阅读期待，这与巴金设置的话语场景所具有的文学效应密切相关。当我们将巴金小说语言置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会发现，巴金的小说写作超越了当时启蒙—革命式话语的樊篱，改造了主流文学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创造出一种具有浓厚抒情性和心理化的小说语言，在为现代汉语写作提供新的可能性方面，体现着重要的诗学意义。

一、拓展了文学表达的边界

巴金小说的叙述语非常注意词语的情绪表达和个体感觉的运用，无论是革命想象中的故事，还是往昔的家庭记忆，抑或书本经验（法俄大革命史），当它们化作文本故事时都凝聚着坚实的感觉与情绪内核，作家采用的是最贴近人物思想内里的叙述语进行细腻呈现。巴金小说对语言的感觉和悟性，扩展了文学表达的边界，使小说产生一种超越文本和作家意念的新境界。

如《家》中关于高觉新的性格形象，赵园曾从中国“家”文化角度分析认为，因为“觉新是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这种身份地位决定了他“没有‘自己’”，“不能有‘自己’”，“无论‘傀儡’还是‘宝贝’，他的人格都是被蔑视的。他附属于、隶属于‘家’，是那个‘家’的一部分，与它的其他不动产等同” ，于是形成了其压抑的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的深刻悲哀。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巴金小说文本的话语分析中，会更清晰而直观地见出高觉新的形象独特性，从而感受到巴金小说语言的文学表达力度。《家》是以全知叙事角度来讲述故事的，作家采用的大多是激流勇进型的加速度叙述，在话语场景的运用上，对话场景很多，人物间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气息，但第六章对高觉新出场作集中叙述时，除了觉新父亲的两段话以直接引语的方式插入外，都是静态的叙述语场景，并且觉新父亲话语的后面也没有觉新的答话。我们先看下面的引述：

例一：

他和他底几个兄弟一样，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父母底钟爱，在私塾得先生底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底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一个“宁馨儿”。

例二：

订婚以后，他终日无目的地玩，把平日所用的书籍，整齐地放在书橱里不去动它。他打牌，看戏，喝酒，或者依他底父亲底话去作自己结婚时的种种准备。他不大用思想，他平静地等着新的配偶底到来。

例三：

这种生活也还是可以过活下去的。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虽然每天照例要看见那几副嘴脸，听那些无味的谈话，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围的一切还是平静而安稳。家里的人不来搅扰他，让他和妻去过他们底安静的生活。

从故事情节来看，这些叙述语基本不推动故事的进展，也基本不涉及觉新的具体行动，而只是关涉故事发生情境的叙述话语：例一是对觉新整体思想性格的概括，即备受大家喜欢；例二是对觉新不满这门亲事但也不反抗的行为、自我逃避的心理、自我麻醉的情绪进行了揭示；例三是对觉新婚后不悲不喜、自我满足心理的概括。这些叙述语表现的中心不是事件推进与行为的实施，而是觉新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等非事件性的内容，是故事情节相对静止状态下的人物性格、心理的呈现和情境、氛围的渲染。在《家》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特别是主人公觉慧，都是采用动态的、事件性的叙述语，唯有觉新采用的是这种静态的叙述语。觉新是一个在“新”与“旧”之间的中间人物，他面对新旧两端的生活有着双向度的认同，又有着双向度的背离，却始终不能做出决绝的选择，在人物形象上属于“委顿的生命” ，所以采用这种重在呈现情绪、心境而非行动的静态叙述语是最适合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静态叙述语不再只是叙述觉新的话语场景，而是成为他没有主动思想、没有主动行为的生命形态本身，这种静态叙述语与觉新形象的对应关系使它成为人物形象的一种外化形式，于是话语场景便具有了原本由形象来承担的功能：叙事者无需跳出来作价值判断，静态叙述语自身携带的情感和主观态度便已实现。另外，在这一章里共出现两段觉新父亲的话，一段是安排觉新的婚事，一段是安排觉新的工作，但觉新自己的答话是缺失的，而是由叙述语转述出来，这时我们在叙述语中读出的觉新始终是沉默的，失语的，被动的，只有长辈的指令才是有声音的、动态的话语，它们在整章的叙述语调中显得非常不和谐，而这体现出的正是父辈话语的权威性和觉新在父辈面前的失语。因此，在觉新形象的呈现中，巴金对这种深具情绪化、非行动性的静态叙述语的选择，并非单纯体现了作家对语言技巧的运用，更显现出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感觉和悟性，它恰好凸显了觉新内向化、被动性的生命形态，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情感意蕴成为觉新形象塑造的底色，小说的美学厚度和感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对觉新的盘桓驻笔中显现出来的，大约这是作家创作之初所始料未及的。在这个层面上说，作家以自我生命体验去感受世界而不是解析世界时，这种对语言的感悟和想象可以超越文本和作家的观念而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这正是巴金小说语言的诗学价值之一。

二、赋予了语言的戏剧性

戏剧性 的发生机制要求必须有戏剧冲突，这种冲突的双方可以是明显的，如强者与弱者、子女与父母等，也可以是隐蔽的，如主人公的情感、意志与某种外界力量的冲突等。总之，戏剧性是对立的话语力量的一种冲突。巴金小说中采用了大量直接引述人物对话和内心独语的话语场景，其句式、语调和体式上都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在这些话语场景中，外在事件的发展与人物内在心理穿插交错在一起，融合成特殊的“戏剧场景”，小说语言具有戏剧性效果。

一是语言的角色化。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对话是分角色演出的，所以戏剧语言的角色化要求很高。巴金小说中的对话场景，语言的角色化倾向非常明显，正如语言大师老舍所说：“小说中人物对话很重要。对话是人物性格的索隐，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引者略）写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而不只是为了交待情节。” 例如《雨》第五章中高志元和吴仁民关于信仰的对话：

“我不相信你的话，”高志元疑惑地说，“既然我们得不到新生，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努力奋斗呢？”

“这就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意义了。即使奋斗的结果依旧不免于灭亡，我们也还应该奋斗。即使我们的前面就立着坟墓，但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这里面也充满了痛苦。为了惧怕灭亡的命运，为了惧怕痛苦而去选取别的道路，去求暂时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们并不是一件奢侈品。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一种力量突然鼓舞着吴仁民，使他热烈地忘了自己地说了上面的一番话。他说它们，好像在背诵一段名家的演说稿。声音里充满了热情，并没有一点疑惑。

这是《雨》中写到革命活动陷入低潮，而吴仁民又陷入了爱情与信仰的矛盾，吴仁民对自己信仰的一段愤激言词，其中如烈火升腾般的暴躁情绪，正是吴仁民此时容易激动、焦躁性格的体现，和高志元的沉稳性格形成了对比。巴金革命小说中的革命青年们时常出现的大段大段的充满焦躁、矛盾和愤激的语言，特别像对着观众演出的舞台语言或广场语言，有气势、有煽动性，个性化、情绪化浓烈，语言的角色化倾向明显，消除了书面阅读的难度。

二是语言的动作性。巴金小说的对话与独语往往不作静态呈现或情境描绘，而是有着很强的情节化因素，如故事延展、思想冲突、动作指向等，语言的动作性明显，这也是巴金小说语言戏剧性的表现之一。如巴金前期小说中展现青年性格思想和革命活动时，多采用对话场景，这些场景中往往都包含着故事的情节链，推动着故事的发展，甚至也常常包含着各种对话，整个文本的语调在紧张与舒缓、沉重与清婉、躁动与安宁的氛围“落差”中形成语言的节奏，巴金前期小说的语言流畅和热情风格，与此密切相关。如《家》中觉慧在梦中见到鸣凤，两个人仍旧遭受着各种阻力不能在一起，两个人焦急无比，这个梦境中就有二人大量的对话、行为动作。《火》（第二部）中冯文淑梦到母亲、《火》（第三部）中冯文淑梦到轰炸中逃难、《寒夜》中汪文宣梦到躲警报等，都构成了一个个有着剧烈、紧张戏剧冲突的戏剧场景，语言的动作性很鲜明。甚至短篇小说《罪与罚》直接就是采用戏剧的形式写出的。

戏剧性作为一个小说诗学问题，当然并不仅体现在小说语言这一个方面。对于巴金小说来说，其语言的戏剧性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重要建构。

巴金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比较喜欢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之一，其中也包含着对小说语言的修改。这种修改利弊参半，一方面可能会把创作原初话语中的某些韵致、感觉甚至那份青春年少的躁动气息遮蔽掉，另一方面可能会使小说艺术更加精致，语言表达更加精美。这种修改现象暂不深论，但在巴金这种修改旧作的习惯和偏爱里，至少可以见出他始终对小说创作葆有一颗艺术匠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对巴金前后期小说的语言考察里，发现了其语言艺术上的精进，也发现了其小说诗学上的追求与造诣。汪曾祺曾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然不同的语言。” 显然，巴金已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叙述语、对话、独语这三种话语场景成功地建构出了其独特的语言世界。从文本形式看，巴金小说对话语场景的运用，远远超越了其修辞与叙事层面的语言功能，而是在文化功能的向度上使小说语言具有丰富的心理文化意蕴，尤其是巴金对小说语言情态的感觉与领悟，在小说写作层面上成为对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