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

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

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

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