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对视

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京城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

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正月十五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

“走亲戚去了吗？”

“不是，他们‘寻吃’去了。”

“‘寻吃’是干什么？”

“讨饭！”

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流子”。

乡亲们来串门儿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当年，受“左”的思想影响，知青们有着很高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

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

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驿另一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

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

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将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

“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他被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习近平后来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