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娃 村里娃

像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忍、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它“虼蚤”。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腿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

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

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沟子”（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

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

张卫庞的岳父张贵林是一位老革命。梁家河党支部建立于1935年，是革命年代延川较早建立的农村支部之一。张贵林从1936年开始就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直到1960年。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后不久，张贵林的母亲去世了，当年她支持儿子“闹红” ，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习近平前去祭拜，在老人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三躬，以表达对老人家的敬意。

村子里还有两位退伍兵，一位叫薛玉斌，一位叫张志忠。两人都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薛玉斌说，他们有一次在石堡（今黄龙县城）准备打一次伏击，正是习仲勋给他们做的战前动员。习近平对这些老人很尊重，时常去探访他们。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