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活从不“撒奸儿”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能吃苦，不“撒奸儿”，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不“撒奸儿”意味着靠得住。

在梁家河，习近平干得最多的活是打坝。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农田基本建设队），专门打坝、修梯田。

打坝、修梯田源于黄河对岸的大寨，那个同样干旱少地的山村，在打坝、修梯田后粮食产量增长了七倍。当时，除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挡住暴雨后的洪水，让泥浆沉淀成坝田；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在梁家河，打坝造田通常从秋收后的9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三月。

打坝造田寄托着人们对吃饱饭的渴望。陕北山多地少，干旱少雨，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而且有利于保墒，提高粮食产量。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

知青们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山东、河北小麦亩产可以达到数百斤，延川一带只有70斤左右。70斤，维持不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何谈解决温饱和扩大再生产！

多年后，一位在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的知青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劳动关真正难过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

但打坝造田为增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密实起来。这是强度非常大的体力劳动。

“一人一天要推200车。”乡亲们说，八架子车才一方土。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习近平直接用手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第二天再干，泡磨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累多苦，“近平一直拼命干，从不‘撒奸儿’”，乡亲们这样评价。

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儿书生架子。”

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这时候打坝也最苦。炸掉冻土、掏土、推车拉土、夯土，相当艰苦，习近平手上磨出了老茧。社员梁有昌记得，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

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

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好后生！”

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习近平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