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孩子

习近平的政治天空终于露出了一道光。1972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团。

对习近平来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

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年，他与刘志丹等战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毛泽东数次赞誉习仲勋，称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并被专案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习近平插队的时候，陕北对他父亲的批判仍在继续，人们很难想象，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习近平来读。

那个年代，这顶“黑帮子弟”的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挺直的脊梁。对“黑帮子弟”来说，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招工、上学、当兵、入团、入党都与“黑帮子弟”无缘。尽管在梁家河这顶帽子终于被换作“可教育好的子女”。

而这次入团，倔强的性格却帮了他。

入团申请书写好后，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吃了一盘炒鸡蛋、两个馍。饭后，他问：“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

“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显然，大队支部书记与上级交流过习近平的事。

“什么叫可教子女？”

“上面说你没（与你父亲）划清界限。”

“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支部书记被他说动了，就下决心说：“那就往上递。”

不久，习近平知道了结果。

从公社回来，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

习近平不认输，第二份、第三份……不停地写着。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

公社团委干部刘明升找到他，跟他聊了好久后，站在了习近平一边。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插队的生活一直不是风平浪静的。在习近平申请加入共青团时，一些举报他的“黑材料”也随他来到了梁家河。刘明升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断定那些举报材料是陷害，当着习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烧掉了。

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历，他有理由说很难。“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梁玉明用了激将法。

于是，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写好后，梁玉明上报公社，同样挨了一顿训。

“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公社一位副书记看到申请书，同样这样说。

“上面有政策有文件，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但我不能不对他负责。”梁玉明辩解道。

回到梁家河后，梁玉明说：“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

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

其实，习近平能入党，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申请才获得批准的。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后代，作风务实，有见识，敢担当。他认为知青有文化、有想法，比地方干部眼界宽，先后提拔使用了陶海粟、蔡玉珠、邢孟兰、孟霞、孙立哲等一批知青。这些北京知青中有许多人的父辈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申昜把他们看作是陕北的孩子。

那时，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在赵家河的社教工作，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开始了。梁家河姓氏复杂，宗族矛盾尖锐，如何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成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农村，大队一级的带头人既要有能力，又要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在考虑谁当梁家河的带头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是知青，与村里人没有家族关系，处事又沉稳，在村里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梁家河社教工作组很快形成了统一方案，提议由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上报上级党委。听了社教工作组的汇报后，县委书记申昜说，习近平有能力，社员拥护，又多次写申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们应该支持他。

1974年1月10日，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党申请，接收他为党员。随后，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转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

习近平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