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骆何民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为扬州特委书记夏采晞找一个隐蔽可靠的住所。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外祖母。她住在长春桥西家庵里。长春桥在城外瘦西湖边上，西北边是一片农村，零星地住着几家农户，地方极为偏僻，要是能让夏采晞在那里隐蔽是再好不过了。他缠着外婆，终于把夏采晞安置在那里。由于住处隐蔽，夏采晞在扬州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危险。骆何民还经常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工人运动活跃的耀扬火柴厂等处联络，把党的指示及时传递到基层。

这一年冬末，中共扬州特委执行委员、东乡特派员曹起溍化名鲁士英在扬州东乡（即泰县西乡）一带开展工作。东乡孙家墩支部党员景子英被捕后叛变，供出特支书记曹起溍及特支联络地址。随后不久，反动派们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作为党活动的重点区域“全节堂”，也成为搜捕的重点。

1929年农历新年，破落的“全节堂”也象征性地挂起了几盏红灯笼，幽幽淡淡地映着清冷惨白的街道。年夜饭依旧清汤寡水，丝毫品不出年味来。正月初三的晚上，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批军警封锁了“全节堂”附近的大街小巷，连屋顶上都埋伏了一些人。那天夜里，恰巧骆何民的家人外出走亲访友，只剩下骆何民一人在家。当军警们气势汹汹地踢开房门后，他毫不慌张，从容不迫地从床上站起来，借口上厕所伺机将藏在身上的文件丢入厕坑。回到房间，骆何民对正在搜捕的军警说：“你们要抓我吗？别白费劲了，走吧！”正在到处翻腾的军警被眼前这个少年的凛然正气镇住了，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这时带队的小头目拿出一沓照片，逐一比对。他拿起一张照片，突然眼前一亮，高声说：“你就是骆何民！”于是命令手下把骆何民绑了起来，押到县府监狱。这是骆何民第一次被捕。

国民党政府县长见骆何民还是个小娃娃，觉得太好对付了，对他进行恫吓诱骗，要他讲出实情。哪知骆何民年纪虽小，见识却不凡。他识破了县长的诡计，毫不客气地揭穿了他的伪装，弄得县长灰头土脸。姐姐骆桂珍去探监时，看守对她说：“这孩子真厉害，县长都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县长说，这孩子虽然不满16岁，但也要给他点苦头吃吃！"9天后，骆何民等人全都被送到苏州法院。法庭上，骆何民舌剑唇枪，既严守党的机密，又愤斥敌人。当法庭企图以隐匿李斐（即夏采晞）加罪于他时，骆何民奋起抗辩道：

民年幼丧父，慈母以家贫自幼不能自给，抱民寄养于“全节堂”。夫“全节堂”乃救济孀妇之善堂，非本堂守节之妇亦不许留宿堂内，男子更无待言。民本无家，随母留堂。欲明瞭李斐有无住宿民家之事实，应考量李斐有无住宿“全节堂”之可能。此可证明李斐来扬即寓骆家之说纯系诬攀。

法官们无言以对，但又不肯轻易认输，最后骆何民以“共党嫌疑”之“加入反革命团体罪”被判刑3个月，关押于苏州仓街小柳贞巷的苏州监狱。这次大搜捕事件，致使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除了青年团特支负责人骆何民（骆家骝）外，还有耀扬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李前康、香业支部书记张学义、江世侯（即江上青）等人。扬州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破坏，有四五个月时间完全停止了活动。由于事件发生在农历正月初一前后，故称为“正月事变”。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冬这段时间里，骆何民在扬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全节堂”里为争自由、争生存而斗争，发动孤儿寡妇绝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成为堂董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刑满出狱不久，全家就被“踢”出“全节堂”。这时，家中老母带着幼弟，无以为生，只能住到出嫁的女儿家里，靠典当度日。骆何民被捕以后，省立扬州中学迫于国民党压力，把他开除了。出狱后骆何民在扬州既无学可上，又无家可归。1929年冬，党组织把他转移到上海。临行前，在扬州邵伯邮政所工作的姐夫焦承允劝他投考邮务佐，安分守己，弄个铁饭碗。有人还劝他，去投靠父亲的学生开钱庄的陈某，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古人尚知国难当头何以为家的道理，何况是我。再说20年后究竟是谁的天下，你们不妨拭目以待。”

在骆何民的心里，这短短3个月的牢狱之灾，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内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未来在少年人的手中，自由和进步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信念。他把选择革命道路作为他之后人生的不二目标。不过，骆何民没有想到的是，他短暂的一生将和被捕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对于革命者来说，被捕是革命的附属品，与革命相伴相生。它们考验革命者的意志和品格，如同用火来检验金子的真伪。骆何民的人生经过了无数次烈火煅烧，不仅丝毫没有变色，而且越发赤心铜骨。面对恐怖的牢狱之灾，他坚守信仰，始终如一，不屈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