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不久，骆何民又多次被捕，但都因年轻被当作一般学生释放或伺机跑掉，进出派出所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革命经验和阅历也随着一次次被捕不断地增长。

1932年春，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5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党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十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28日晚突袭闸北。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沪西反日罢工工人、闸北失业工人和一部分学生、知识分子中建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战争爆发后，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在闸北战区中兴路宝兴坊设立前方办事处，并在战区迅速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在太阳庙附近空地上召开战区市民大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战斗。许多工人、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立即响应，报名参加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据十九路军军部档案记载：

自一二八夜开战，当地战区的工人、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纷纷加入巷战，以血和肉与日本陆战队及便衣队相拼，协助军队作游击战争，当收空前的胜利。

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有近3000人，除了直接参加血战外，还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队。义勇军的政治思想教育由团负责，军事指导由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的纱厂工人孙小保负责，救护方面则聘请爱国医院医务人员给救护队上课，传授包扎、急救等基本知识。

骆何民加入了宣传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面目。有一天，他正在演讲时，被一个国民党警察抓进派出所，说要治他扰乱抗战之罪。由于战事发展极快，整个闸北就是个大战场，远近炮声隆隆，到处都是火光，连警察局都危在旦夕。警察一看大事不妙，顾不上押送骆何民，就仓皇出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