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气风发的金日成
金日成像吹气球似的,突然之间手中便握有了一支精锐的部队。等到1949年6月美军撤离南朝鲜以后,他觉得这下机会来了。
9月,他和苏联大使什特科夫以及总顾问拉祖瓦耶夫中将共同策划了一个作战计划,叫作“瓮津半岛作战计划”。
瓮津半岛是靠西海岸“三八线”附近的一个三角形突出部。
金日成的设想是进行一次战略试探,把部队沿着“三八线”铺开,先打瓮津半岛,如果美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再顺势全线出击,一举荡平南朝鲜。
什特科夫把这个作战计划呈报给了莫斯科,政治局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委托葛罗米柯起草文稿。
最后发出的文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经再三讨论以后认为,不能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如果这样做,后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干预,致使远东出现战争危机。”
9月24日,这份文稿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到了北朝鲜,同时还发去了斯大林给金日成的一封私人信件。
斯大林态度未变,仍然建议金日成坚持加强宣传,多搞游击队潜入南方,进行袭扰、破坏、暗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金日成看完文稿与信函后大失所望,情绪低沉到了极点。
而就在这年的9月到12月期间,“三八线”上发生了几起比较重大的武装冲突,小冲突则多达2000多起,平均每一天就有20起左右。
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反击,并越过“三八线”,占领了两处高地。
由于什特科夫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大发脾气,痛斥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无能。
斯大林愤怒地批示道:“留你们这些大使、顾问在那里干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阻止,事后也不向我报告。”
挨了痛斥的什特科夫深感冤枉,因为未及时向斯大林报告并不是他的过错。按照工作程序,他只负责向外交部和国防部报告,并不直接向苏共中央报告。
10月26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说:“你两天前的电报收到,在朝鲜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金日成不能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统一的问题。这个事情你放心,由我来做金日成的工作。”
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斯大林谈到可以保持5至10年甚至25年的和平,因而否认了在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
毛泽东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强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撑腰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壮大力量,时刻有所准备。”
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但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是台湾的解放。对他来说,朝鲜即使要实现武力统一,也应当是斯大林的责任,因为斯大林才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家人,而他不是。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金日成大举兴兵,也必须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
况且,虽然斯大林提议自己主管欧洲共产党事务,毛泽东主管亚洲共产党事务,偏偏北朝鲜不吃这一套,无论大事小事,金日成从不主动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和汇报,而是直接越过他这个“亚洲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向斯大林请示。
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竟然成了常态。毛泽东对此是既不快,也无奈。
但是,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份,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马上要到北京(此时北平已更名为北京)赴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宴会,金日成、什特科夫、拉祖瓦耶夫都去了。
金日成嗜酒,酒量也大,这一天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敬他,结果喝高了,不知是酒后失态,还是借酒吐真言,他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只手抓住什特科夫,一只手抓住拉祖瓦耶夫,眼泪汪汪,情绪冲动地大声嚷道:“什特科夫同志,拉祖瓦耶夫同志,现在中国的统一已经完成,就只剩下我了。几千万南朝鲜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煎熬,做梦都盼望着我去解放他们,我不明白啊,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就不准我去解放我受苦受难的同胞呢?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要等到南朝鲜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再搞个反击,一下子打过去。可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李承晚总也不来打我。再这样等下去怎么行呢?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一拖再拖,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不行,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马上去莫斯科,我要面见斯大林同志,和他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我就马上去北京会见毛泽东。”
金日成还向两位苏联大员说道:“现在我的人民军比李承晚的军队强大得多,为什么斯大林同志不允许我进攻瓮津半岛,只要斯大林同志同意我进攻,我保证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我就可以攻入汉城!”
什特科夫回去后立即把金日成在午餐会的表现,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发回了莫斯科。
他提醒斯大林:“金日成有些醉意,整个谈话是在兴奋状态下进行的。看来,他说起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倾诉情怀,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金日成一再强调,他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方形势的看法,因为他(金日成)一直都想发动进攻。”
斯大林接到这个电报以后,过了11天,也就是1月30日,他与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罢字,举起香槟碰了杯,送走客人后,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即提笔给刚刚由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改任苏联政府驻朝鲜大使的什特科夫中将拟了一条电文:“你的报告已接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不过,斯大林也附带了一个条件,他说:“我对金日成同志有个请求,苏联十分缺铅,我们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25000吨铅。如果朝鲜每年能向苏联提供上述吨数的铅,那么,朝鲜将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希望金日成不会拒绝我们这一请求。也许金日成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和某些苏联专家,我准备向他提供这种援助。请把我的此项请求转告金日成,并替我请求他把他对此事的意见告诉我。”
第二天,什特科夫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同志看了您的电报,欣喜若狂。他表示,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等着您的召见,什么时候叫,他什么时候到。”
2月1日,斯大林又追发了一份电报给金日成,称:“我前天说的那些事非常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还在后面特意加了个括弧,饶有深意地叮嘱金日成“包括中国人”。
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主要在于保证苏联的战略利益。
因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一待两个半月,最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二至三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来作为自己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出海口。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沿袭沙皇俄国,十分重视其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讳地扬言:“苏联对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那些权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顺港。”
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外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已经是苏联外交部关注的目标了。
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成了当务之急。
恰在此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战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亚洲刺激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至少,许多上年纪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不允许毛泽东“继续革命”,迫使毛泽东前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
熟悉战后中共历史的人也都多少听说过当年八路军抢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东北,却被苏联红军阻挡在城市之外的故事。
以至于在不少中共高层人士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还是因为害怕美国干预,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950年初,斯大林会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冒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巨大风险,来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呢?
按照以往众多学者的观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错误的信息。
沈志华教授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的解释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且战而胜之的把握。
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深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权益必将会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
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极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邻国一旦强大起来,有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构成新的“威胁”。
同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莫斯科也有着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把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益,还到了毛泽东手中。
是什么重要的权益要失去呢?
就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蒋介石签订的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这两个不冻港。
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支持金日成在朝鲜打一场统一国土的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将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主动要求苏联红军留驻旅顺、大连。
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人的掌握之中了。
显然,斯大林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借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学习,甚至模仿中国,广泛地开展武装革命。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提出以军事行动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金日成急迫地盼望着斯大林召见,但是,莫斯科的电报迟迟不来,让金日成在平壤急得坐卧不安。
什么原因?
因为毛泽东此时正在克里姆林宫做客,和斯大林“扳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