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压在中国人民肩上的两副重担
毛泽东首访莫斯科充满了戏剧色彩,在长达78天的时间里,他和斯大林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仅妙趣横生,起承转合,高潮迭起,而且还横眉冷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更重要的是,此次访问与4个多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密不可分,有充分理由被视为朝鲜战争的重要前奏。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决心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通过自己的浴血奋战,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句指向明确,家喻户晓的流行口号。
但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以苏联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民党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共产党还相当弱小,居于中国偏僻地区的一些角落。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把对中国的援助绝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
直到进入1948年,共产党的军队奇迹般地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加上非正规军29个师,总人数在150万人以后,斯大林这才猛然大吃一惊,开始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的斯大林仍然还是提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划江而治”。
斯大林担心的是:一旦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美国就会参战,从而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苏联也裹挟进去。
毛泽东把对长着一双“势利眼”的苏联人的愤怒埋藏在心中,对斯大林的建议毫不理会,指挥百万雄师,一鼓作气地打进了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府。
结果斯大林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国人一没有伸手拉蒋介石一把,二没有敢管毛泽东。
1949年6月,在刘少奇前去莫斯科为毛泽东的访问铺路搭桥时,斯大林已经明白绝不可以再轻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刘少奇:“我们是否妨碍了你们?”
刘少奇以中国人通常具备的谦和态度客气回答:“没有,没有。”
斯大林仍然带着歉意说:“妨碍了,妨碍了。看来,我们还是不太了解中国。”
在刘少奇访问期间,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日后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毛泽东和中国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
斯大林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该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
概而言之,就是从今以后,苏共负责欧洲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共则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作出的这一“革命分工”可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空话,它对新中国的领袖们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制定党的路线与国家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所谓的“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就是让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在野的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推翻自己国家的现政府,早日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也就是多年前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输出革命”。
“亚洲革命负责人”这顶红色高帽,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肩膀压上了“援越抗法”(后来转化为“援越抗美”)这副重担,并且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之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7月4日,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刘少奇采用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相同的策略,先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苏军继续占领旅顺和在日本投降后大肆拆迁东北的工业设施,然后又说明中共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
外蒙古问题也再一次以同样暧昧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报告说中共如何教育国内群众认清蒙古人民是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的,并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蒙古地位的观点。
可是报告依然没有把外蒙古独立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表示:“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
中共代表希望斯大林能对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表明意见。
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关于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方案,供斯大林同志选择:可以推翻旧的中苏同盟条约,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和我们签订新的条约;也可以暂时维持旧的条约,但是苏联政府有必要公开发表一个声明。
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布)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发生争论,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
斯大林赞同中方报告所重复的他自己的说法。他还告诉刘少奇等人,对苏联政府来说,外蒙古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什么改变,必须由中国和外蒙古的同志们直接讨论。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报告的反应简单明了,拿笔在天头上批了一行字:“此事等毛泽东同志来后再说。”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报告中涉及的许多重大事情,他必须亲自和毛泽东谈后才能做出决断。
刘少奇在莫斯科其他一切都办得很顺利,唯独苏联人闭口不和他提签订新条约的事。
其实,刘少奇起草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试探,逼斯大林亮出底牌。
12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答复电告毛泽东。
14日毛泽东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之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如果把中苏关系看成一部连续剧,刘少奇出使莫斯科是继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后,中苏之间党对党外交的非同寻常的第二幕。
刘少奇等人在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显得小心有加,十分尊敬。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在中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因为中共急于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
中方报告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明确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对苏联外交意图的曲折试探。
在了解到中方报告中关于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内容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少奇,要他删除报告中“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这一段文字。
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成立才两个月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他向亚洲各国提出了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
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都必须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不遗余力地起来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提法惊诧莫名,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的政府。
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做法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苏共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的呢?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了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逃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掌握政权的城市里平安地居住下去了’。”
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又义无反顾地从斯大林手中接过了“援越抗法”的重担。而且从“援越抗法”到“援越抗美”,这副沉重的担子,让中国人民一挑就是几十年。
历史上,越南长期为中国领土,公元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之后越南历经多个封建王朝并不断向南扩张,但历朝历代均为中国的藩属国。19世纪中叶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曾经把中国当成老大哥。可以说,越南就是在中国的倾心支持下,才自立门户的。
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联盟(简称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中国活动已久的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
根据胡志明建议,8月13——15日党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
越南的“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宣言》。
1946年3月,胡志明以自己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可是,国家建立了不等于就万事大吉。很快,越南这个新生儿就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而危在旦夕。
此时的中国,刚刚欢庆完抗战胜利,内战的硝烟又起。经过3年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政权。
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来不久,胡志明仿佛看到了越南人民解放的希望,立即给毛泽东写来祝贺信,并且希望中国新政府能伸来援助之手,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建交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援助,没有多久,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求援。
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均在莫斯科访问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可是斯大林却别有用心。
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各种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其实此刻的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方面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就这样,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中国仍然作出果断决定。
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随后,中国大批援越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庞大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也做好准备,即将入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越方除了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外,还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最后,此人选定为毛泽东爱将陈赓(也是胡志明点名邀请的)。
陈赓不辱使命,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胡志明的军队渐渐壮大,并最后将法国人赶出了越南。
可法国人刚被撵走,美国佬又提着刀枪棍棒,神气活现地来了。
于是中国人再次出手,把这场战争打了下去。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和6.35亿美元的现汇。
抗美援越时期,中国累计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2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援越抗美战场上伤亡多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国土上。
继“援越抗法”之后,东南亚各国包括印度、日本、尼泊尔的共产党,组建起各种各样的武装游击队,走向山区和农村,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向着他们的国家政权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不仅负责为他们提供武器与经费,以及一切打仗所需要的物资,还利用昆明、重庆、南京、北京的多所军事院校,免费为他们培养各种各样的军事人才。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务实,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邓小平才痛下决心,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