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苏联人送来的死鱼扔回去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他的邻居。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既难于理解,更难以想象。
当任弼时在1946年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名时,谁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
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说:人民解放军必然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尽管苏联大使仍然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履行着外交使团的使命,随南迁的国民党行政院来到了广州,但是,这并未给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蒙上阴影。“南北朝”的呓语,“中间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白日梦,都不能给这场深广的人民革命,施加一点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若干年后,中共领导人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搞“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
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人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
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即已对这种心理表露无遗。
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
罗申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
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
凌晨,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河北省石家庄机场。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陪同他的是联共(布)驻北平的代表兼中长铁路局的负责人科瓦廖夫——科瓦廖夫的秘密任务实际上是负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以及苏联翻译、警卫员共4人。
米高扬是奉斯大林的派遣,专门来中国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访问与商谈事情的。
毛泽东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语翻译师哲,和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汪东兴,带了一辆吉普车赶去石家庄迎接苏联客人。
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坐吉普车向西柏坡疾驶而去。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处门口时,穿了件旧棉军大衣的毛泽东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同米高扬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一边同毛泽东握手寒暄,一边说:“司巴塞巴、司巴塞巴。”
师哲翻译说是“谢谢、谢谢”的意思,毛泽东这才热情地大笑起来。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普列些达节里毛”,还说“奥琴、普里亚特那”。
师哲翻译说是:“毛主席,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爽朗地大声笑道:“米高扬同志好!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一律称同志,不要称我主席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随即改口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达瓦里西毛泽东!”
师哲又将米高扬的话翻译了:“毛泽东同志,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么!”
米高扬穿戴得很气派,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显得很神气。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来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每个人身上穿的全都是旧棉军衣,毛泽东的棉大衣上还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块大补丁。
大家随随便便地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中苏两党非正式会谈”这就算开始了。
人多嘴杂,毛泽东担心师哲一个人忙不过来,还临时把毛岸英叫来帮着翻译。
米高扬通过苏联翻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他由衷地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高兴!”还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代表他和苏联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客气地笑着,通过儿子翻译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继续说:“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专门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以后好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只带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一点,希望能得到中国同志们的谅解。”
毛泽东挥着手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到中国来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其实,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来意,估计得并不完全准确。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在城南庄就此问题和他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对他说:“斯大林对我们不放心,派米高扬来,无非是想深入地摸一摸底,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几句客气话过后,毛泽东再也愉快不起来了。
米高扬一改刚才的亲切态度,也一改他刚才声明的只带耳朵的立场,像钦差大臣传达圣旨似的对中共五大书记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发号施令,心中十分不快,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援助,只能把这股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谈到当年国共内战,聂荣臻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就算不援助我们,只要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煞了国民党的威风。”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太需要斯大林这个巨人站在自己背后了。
所以,吵归吵,事情还得接着往下谈。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因为蒋介石背后也有一个巨人美国撑着,中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世界上的另一个强国苏联。
已经解密的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几次谈话记录,以及师哲的回忆录均表明,毛泽东再三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苏联为榜样,一定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
米高扬听了非常高兴,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主人,说:“你们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可以把旅顺港还给你们。”
“我们不要旅顺港。”毛泽东马上把苏联人送上门的“礼物”扔了回去。
他说的是实话,解放军那时别说军舰,连条商船也没有,旅顺港是个军港,捏个军港在手里,中看不中用。
而且,到时候他要收回的岂止区区一个旅顺港?而是整个沙皇时代被俄国夺去,如今又转移到斯大林手中的整个东北的权益。
两人谈了整整三天,毛泽东却始终不谈外蒙古问题,米高扬反倒沉不住气了,主动就外蒙古问题,让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好就这个蒋介石政府造成的历史问题急于表态,委婉地说:“米高扬同志啊,过去外蒙古独立,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嘛。可现在呢?情况起了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能让外蒙古合并进来呀?”
米高扬心中一跳,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说:“这可是《雅尔塔协定》确定的事情,罗斯福也签了字,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毛泽东见米高扬一触即跳,反应如此激烈,只好压住怒气说道:“好,好,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
你毛泽东可以提出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可米高扬却不能不和他谈。他此行来见毛泽东,弄清楚毛泽东对外蒙古的想法,正是斯大林交代给他的两大任务之一。
当天晚上,米高扬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大事不好,毛泽东现在就已经惦记着外蒙古了,还总想着怎么把它拿回去。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就回了个电报,口气如同当初对待蒋经国一样强硬蛮横,大意是:你明确地告诉毛泽东同志,外蒙古问题中国人说了不算,苏联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得由外蒙古人民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毛泽东同志硬要和我们谈蒙古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要把内蒙古一并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原原本本地把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但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和斯大林撕破脸皮,是极不明智的负气之举。
他此时的愤怒,想必绝不压于当初在莫斯科受辱的蒋经国!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一连抽了两支烟,最后表示:“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
接下来谈中长铁路问题。
毛泽东跟米高扬说了很长的一番话,这段话在苏联解密档案里清楚记载着,表达得很曲折,既不能刺激斯大林,又想拿回属于中国的利益,弯来绕去,煞费苦心地说得很长,很委婉……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埋怨中国共产党有点向着你们苏联人,这让我们很为难。
米高扬同样把毛泽东的埋怨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又来了个电报,说:“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等今后局势平定以后,该挂谁的牌子,就挂谁的牌子。”
在同米高扬长达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急欲争取苏联支持的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回旋余地。
毕竟米高扬来者是客,虽然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但作为主人,总得要招待米高扬吃饭。
五大书记一共宴请了米高扬一行三次。没想第三次宴请时,竟然发生了一则小插曲,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米高扬他们带来了很多苏联生产的罐头食品,什么鱼子酱啊,凤尾鱼啊,熏肉啊,还有十几大箱“伏特加”酒,每次吃饭时,都要拿出来摆满一桌子。
西柏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好吃东西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只有现宰猪羊鸡鸭。再就是让叶子龙组织村民去滹沱河上凿开冰面,捕来新鲜的活鱼。
在酒席上,苏联人虽然不会用筷子,但却很能喝酒。
米高扬用一只玻璃杯喝中国的汾酒,就像喝凉水似的,满满一大杯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了。
中共五大书记中只有周恩来有些酒量,此时却也不敢和米高扬比。毛泽东是沾酒脸红的人,只能简单应酬一下。朱德因喉炎不能喝酒。刘少奇平时就喝得不多,现在也只是用小酒盅喝那么一点点当地酿制的、烈度不高的白酒。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身体一直不好,更是滴酒不沾。
酒席上,整个气氛是很愉快的。可每次苏联人喝酒似乎都未能尽兴,对此未免有些遗憾。
一盘盘的菜肴端上桌,客人都赞不绝口地夸奖说:“哈拉绍,奥琴哈拉绍!”
毛岸英翻译说,客人们这是说“好,真的很好吃”。
米高扬礼节性地恭维说:“人们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中国学习做饭烧菜,增加西餐的花样。”
米高扬的话被毛岸英翻译成汉语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哩!”
说话间,卫士李银桥端上来一小碟炒辣椒,红通通、油亮亮的很诱人。米高扬示意翻译问一问这是一道什么菜,翻译向毛泽东请教。
毛泽东先是用筷子夹一大口津津有味地嚼在嘴里,然后才说:“这在中国叫作炒辣椒,是我们湖南的家乡菜,好吃得很喽!”说罢,毛泽东亲自动手,用公筷为米高扬夹了一撮辣椒,并且打趣说:“在我们这里,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哩!”
苏联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过去,米高扬先是点头笑着将毛泽东夹给他的辣椒统统送进了口中,没等嚼上两口,便像被电打了似的尖叫起来,辣得他张大了嘴巴直哈气,泪水都被辣出来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能喝酒,比不过我们能吃辣椒,辣椒比酒味儿更浓更烈么!”
临时被叫来帮忙的毛岸英反倒成了主要的翻译,他将毛泽东的话翻译成俄语后,米高扬略显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急忙缓和气氛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也有许多同志吃不了辣椒呢!在中国,只有湖南、四川两地的人,才敢像毛主席这样不怕辣,别的地方的人,很少有不怕辣的。比如我,就不能吃辣椒。”
米高扬听自己的翻译解释后,连忙摇着头用俄语说:“涅特,涅特!”
毛岸英翻译说是:“不,不!”
米高扬随即又说:“我们这下领教到毛泽东同志的厉害了!”
当毛岸英把米高扬的这句话用汉语讲出后,在座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但紧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李银桥把红烧鱼和熘鱼片端上桌时,毛泽东热情地举筷相邀:“来,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大鲤鱼!”
不料,米高扬用叉子往鱼头上戳戳,满脸狐疑地问:“外面冰天雪地的,这是河里新捞上来的活鱼吗?我们苏联人可是从来不吃死鱼的。”
毛泽东心中很不高兴,仍笑着告诉他,这是让人去凿开冰面刚从河里抓上来的活鱼。
米高扬居然不相信,还当着主人的面吩咐苏联翻译跑到旁边的厨房里问了大师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一则对米高扬在外蒙古和东北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气,二则也看不惯米高扬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对主人极不信任的举动,这年年底他去莫斯科时,即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记住,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苏联人要是送来死鱼,就马上给他们扔回去,对他们一点不要客气。”
果然,苏联人送来了几条大鲤鱼,是克里姆林宫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着人送来的。毛泽东的厨师一检查,发现几条鱼全都死了,遂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说:“我们的毛主席只吃活鱼,从不吃死鱼,对不起,请你们提回去吧。”
上校慌了,向翻译一问,才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赶紧向中国客人保证,马上抓活蹦乱跳的鲤鱼送来。
于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特别讲究,不是活鱼不吃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拒绝吃死鱼的真正原因是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在饭桌上的表现,更不了解毛泽东在国内是从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过来的,莫说死鱼、剩鱼,长征路上,凡能入口的,他哪样不吃?什么没吃过?进北京乃至此后的晚年中,他对生活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
领袖也是人,同样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毛泽东这样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后来毛泽东再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方面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活蹦乱跳的大鲤鱼。
米高扬离开中国两个多月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把斯大林的“最高指示”抛到一边,下令解放军一鼓作气打过了长江。
很快,已经住进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又收到一份斯大林的电报,电报对中共不听他的劝告,执意打过长江进行了严厉批评。
当晚,毛泽东气得浑身发抖,不吃不喝睡在床上。江青怎么劝说也不听,无奈之下只有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赶到双清别墅,看到毛泽东和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
毛泽东愤愤地对他说:“过去,斯大林明里支持我们,其实暗地里并没少帮他们(指国民党)。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要成功了,他还在帮他们……”
毛泽东话犹未毕,已经泪水涟涟,这是极少有过的场面。
米高扬回去汇报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甚感满意,于是小麦也不忙着收了,发出指示,让苏共接待中共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