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铁托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蒋介石作为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威望如日中天。
面对战后中国的局势,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疑窦丛丛,很不放心。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他这一宝押错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斯大林看到事情坏了,因为中共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已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对蒋介石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斯大林这下着急了,他很想尽快和毛泽东沟通,主动冰释前嫌。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他得把架子端着,不能表现得自己比毛泽东还急。
而毛泽东呢?出于对未来新中国的诸多切身重大利益的考虑,也急于想去莫斯科走一趟,直接和斯大林见面谈谈。
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给斯大林接连发了三封电报。第一次毛泽东要求去,斯大林谢绝了;第二次毛泽东又提出去,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电报写得非常诚恳,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我要面见大老板,向你汇报中共全部的情况,以及将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设想。不仅言辞谦恭,态度也十分急迫,说我怎么来,你定,海陆空都行。如果你既不派飞机也不派轮船,那我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斯大林没法再推,只好回电同意了。
毛泽东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置办好了新皮鞋、新大衣、新皮帽子,就等着斯大林通知他启程的电报。
没想事到临头,斯大林突然又变卦了,说毛泽东同志啊,你现在还不能来。理由是什么呢?简直荒唐透顶!他竟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下基层抓小麦征购去了。
把毛泽东气得不行!他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重要,还是苏联人收小麦更重要?
真实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但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撑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局势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去莫斯科,让美国人知道了,会认为苏联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中共,要是美国人也公开搅和进来,就会使斯大林很被动,所以便找了个“全党忙着收麦子”的理由,拒绝毛泽东去莫斯科。
但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考虑,斯大林又不能不对中共客气一点,于是就在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考察一番。
米高扬回到苏联后形成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是由一群精通马列主义的、极其有能力的精英所组成,国民党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米高扬此行密访毛泽东,解密档案表明其实有两个重要目的:
第一,更进一步考察和了解中共领导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将军表明了对中共的看法,“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狭隘自私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还直接影响到了苏共中央几乎所有领导人。
1944年8月下旬,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谈到延安领导集体时,竟然这样出言不逊:“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罢了,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
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又在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几次对罗斯福说:“中共是假的,是冰激凌似的、奶油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轻蔑地说:“毛泽东顶多就是个中国的普加乔夫”。
生于顿河的哥萨克普加乔夫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的乱世枭雄。可是进入1949年以后,斯大林没来得及看上眼的这位“中国的普加乔夫”,竟然已经快把蒋介石的江山夺过来了。
所以,他急于了解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会不会加入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换言之,就是毛泽东能否唯他马首是瞻?
第二,就涉及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了。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一旦执掌中国大权,会否定这个条约,收回实际上已经独立的外蒙古。
外蒙古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沙皇毫无区别,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存在,所以斯大林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只要外蒙古能从中国独立出来,中苏两大国之间就有了一块广阔的缓冲地带。
实际上当时的外蒙古已经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期,与苏维埃为敌的白俄和哥萨克被打败后纷纷逃到了外蒙古,苏联红军也趁机追杀进了外蒙古。
当然,苏联人一旦进来,就再也没有打算走了。随后与外蒙古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扶植乔巴山等人夺取国家政权,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在这个新国家里发号施令的,都是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苏联顾问。
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当政,和南方的革命党打得炮火连天,连自己的小命还顾不过来呢,谁还管得了荒凉得连屙屎都不生蛆的外蒙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斯大林眉头一皱,突然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软硬兼施,逼着国民党政府派到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解决了外蒙古这块心病。
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信誓旦旦地作出了明确保证:“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同时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当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听到斯大林这样的表态,蒋介石想必会感动得涕泗横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
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调整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
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去,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地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待中共的态度。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在野的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
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日本宣布投降后,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逼迫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为了鼓舞他的同志们的信心,毛泽东提高声调,大幅度地挥动手臂,加强语气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他大失所望。
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11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
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
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苏联方面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令中共领袖们感到困惑、沮丧和愤怒。
此外,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逼着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结果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把盏叙旧。坐下来一谈,中共只得被迫放弃了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略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表明了苏共的对华政策,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斯大林明确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既失望,又愤怒,看完电报后满心悲愤地对他的同志们讲了4个字:“无可奈何!”紧接着又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在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终于被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态度,公开提醒全党同志:“要靠自己,不要靠外援。”
为了回答斯大林,毛泽东在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文章认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美、英、法同苏联不会破裂,迟早会妥协。
毛泽东十分慎重,直到解放军打到外线,稳操胜券,才将此文于中央内部公布。由此可见当初斯大林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压力有多大。
1948年在大决战前夕,苏联政府转给中共中央一封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写的信,信中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
苏方只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做任何其他说明。
由于中共中央内部团结一致,夺取革命彻底胜利的决心已定,此信未能引起波澜。但是苏联的这个举动客观上对即将面临大决战的中国共产党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所以毛泽东写了1949年元旦社论,针锋相对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斯大林虽然以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迫使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同意外蒙古独立的《中苏友好条约》上签了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他造成了始料未及的麻烦。
短短几年工夫,他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竟然率领中共打败了由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摇摇欲坠。当斯大林清楚他将来的合作对象已经肯定会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时,这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1945年那个中苏条约,想把外蒙古收回去,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斯大林公开翻脸,相互指责,这更使斯大林对中共今后的政策方向疑虑重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也直接影响到了中苏关系。
1948年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之后,世界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议论颇多。如熟悉中国情况的记者斯诺著文指出,开除南斯拉夫一事“清楚地反映了俄国的政策在欧洲的根本目标和局限性,同样,也给我们一个观察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都不是苏联红军扶植起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产生了一种以自力更生和功归自己精神为基础的强烈的自豪感和团结感”。他认为中苏两国之间迟早会产生摩擦。
一个西方记者都能看到的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会看不到吗?
铁托“不可饶恕”的问题是和斯大林闹独立,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肃清了从苏联回去的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确保了中共的团结。
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毛泽东的独立性远比铁托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